【摘要】本文以解放区戏剧作为个案，具体直观的展开对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1979版）、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87版，1998版）和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四本文学史的比较，以期了解不同文学史观下的文学史面貌。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史；戏剧史；刘绶松；钱理群；严家炎

本文所比较的书籍既为文学史而非戏剧史，一方面缘于笔者的专业所限，不能够对戏剧史做出专业论述，另一方面，与其说是论述解放区戏剧的文学史叙事模式之转变，不如说是以此为切口，更加具体直观的展开对四本文学史的比较。四本文学史均作为教科书被编纂，这本身就与个人的、研究型的文学史著作相区别，一个是学科领域，一个是学术领域，二者具有不同的写作和评价标准。当然，即便四本文学史都附有引起争议的部分，但在繁杂的文学史著作中，仍能够比较确切的表现出各自书写年代的学界共识，因而也就有了比较的价值。

刘绶松1956版文学史作为建国后第一批现代文学史教科书，比起1951年出版的王瑶本文学史，其政治干预文艺的痕迹更重，在当时是作为“正统”姿态出现的。钱理群1987版的文学史是在新时期急需要构建新的学术体系的情况下所做的创新尝试。一方面相较此前的文学史，尤其注重叙说西方文学的影响，强调现代性视角；另一方面，既然是突破性的尝试，免不了带有过渡性色彩，体例编制并不十分成熟完善。相比之下1998年修订版的《三十年》则更加成熟完善，更明显的体现出编者现代性的、启蒙的文学史观，也展现了90年代以来“西方中心论”破产，反思现代性成为潮流的复杂状况。钱理群在修订版座谈会中也提到，由于对“现代性”问题的广泛思考，引发出一系列问题，在打开思路、开拓领域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困扰。这些困扰，使修订版的《三十年》比87版更具有张力。严家炎三卷本文学史出版于2010年，吸收了学界最新的观点，尤其要点出的是其关于现代文学发端问题的讨论。“晚清起端论”在修订版的《三十年》就有所涉及，但是并没能形成具有说服力的完整体系，只是一笔带过，严家炎本文学史则摆出三个方面的史实支持这种观点，并用大量笔墨，从甲午前夕开始对晚清文学展开讨论。

从笔者阅读这几本文学史的感性体验来谈，钱本文学史具有他一貫的风格，无论是写史还是写传记，钱理群既有史家特点，也有作家味道，对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的解读带有比较浓厚的感性体验，史料的运用相对其他两本文学史而言分量不大。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严本文学史，记录了大量史料，评论中也颇多引述。刘绶松本文学史与前二者的一大区别，不仅在于过分强调阶级立场与政治倾向，还在于作者用这种立场贯穿对现代文学角角落落、方方面面的理解。尽管带有忽略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诟病，但是这种按照社会发展规律来书写文学史的路子和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评判标准，使整本文学史的写作处在一个从一而终的框架之中。相比之下，钱本和严本现代性视角之下的文学史观察则没有那么完整，特别是对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的解读，略显尴尬与模棱两可。

下面笔者以解放区戏剧为例，具体讨论上述关于四本文学史的比较。

一、体例安排及对解放区“非主流”戏剧的表达

刘绶松本文学史将解放区戏剧放置在抗战时期戏剧专章中，下含三节：戏剧运动、国统区戏剧和解放区新歌剧。87版《三十年》在全书的最后一章，即第三个十年的解放区戏剧与诗歌（原名：人民翻身的戏剧演出与歌唱）中论述了新秧歌运动、歌剧、话剧创作概况，另有《白毛女》专节论述。98版《三十年》在第三个十年的戏剧专章中，按地域分节论述了解放区（“广场戏剧的三次高潮”），大后方和上海孤岛以及沦陷区的戏剧状况。值得注意的地方是，98版《三十年》是按照广场戏剧和剧场戏剧两条线索来书写的，把敌后根据地的秧歌剧、新歌剧、农民戏剧作为广场戏剧第二次高潮来介绍，另外两次则是各地区交叉叙述的。严本文学史把延安文艺运动和解放区文学放到一章当中，不仅分节论述了戏剧、诗歌、中篇小说、长篇小说，也介绍了整风前的文学状况和整风运动。

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中国戏剧，从广泛意义上来说指的是包括传统戏曲（如京剧）、话剧、歌剧、舞剧等多种类型，狭义上则单指话剧。刘本文学史介绍了秧歌剧、新歌剧、旧剧改革，对话剧几乎只字未提，留到解放战争时期的话剧介绍中去了；87版《三十年》则点出这时期的话剧创作逐渐摆脱五四以来的欧化倾向，在大众化方面做出尝试；98版《三十年》着眼点在话剧的民族化尝试上，重在介绍演出形式；严本文学史点出整风之后的话剧为适应大众化要求，以独幕剧演出的问题剧成为新的流行形式。如果按时间顺序区分四本文学史，可以看到关于解放区“非主流”戏剧形式的话剧的论述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详细。

旧剧改革。刘本文学史以《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两部京剧改编为例，指出在党和毛泽东的培植下，戏曲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87版《三十年》把旧剧改革放入到新秧歌运动中进行论述；98版《三十年》将旧剧与民间遗产放在一起，着重说明的是民族化问题；严本文学史对旧剧改革的论述是比较多的，也以《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为例，引述了大段毛泽东的赞扬和评价，指出京剧改编蔚然成风的面貌，同时也指出这种改编存有简单化和片面性的不足。

以上比较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在对话剧和旧剧改革的论述上，四本文学史是存在比较大的差异的。由于刘绶松是站在阶级立场上来看待文学现象和问题的，所以所述内容自然是以是否利于革命发展和教育群众为评判标准，对作品思想性的要求高于艺术性要求。两本《三十年》的着眼点始终在“民族化”与“现代化”问题上，87版的《三十年》显然还没能够找到启蒙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的连接点，只好以“戏剧的大众化”来作含糊表述；98版《三十年》则更清晰的表明了编者试图以民间作为两种话语的过渡场，向内讨论旧剧改革实际上是展现其旧剧的现代化过程；向外讨论被改造了的民间秧歌剧，将“人的解放”的五四新文学主题通过民族化的形式，输入到革命话语之中。严本文学史与刘绶松本相似的地方在于，都强调了毛泽东对旧剧改革的指导作用，较大差异是：刘本的引用意在说明无产阶级文艺对旧文艺改造和引导的正确性，表明了编者的阶级立场和态度；而严本引用毛的原话，目的更像是阐述政治对文艺的干预情况，编者本人只是否定了其艺术上的不足。

二、对主流戏剧——秧歌剧、新歌剧及其代表作《白毛女》的表达

从秧歌剧到新歌剧，不仅是在解放区当时获得正统地位的戏剧类型，也最集中的展示了解放区的戏剧成就，是每一本史书都不能绕过的内容。

刘本文学史在讲述新歌剧时，首先指出了歌剧的特点——与诗、音乐的密切联系，以及新歌剧区别于旧歌剧的地方——对民间形式的吸收。除了《白毛女》，他还详细讨论了《兄妹开荒》、《查路条》、《血泪仇》《王秀鸾》等剧。这些剧可看出刘绶松在选择作品入史时的标准：1、表现人民群众生活的新面貌（《兄妹开荒》）；2、把握住一段抗战的现实，利用旧形式而又不为旧形式所束缚，达到和谐境地（《查路条》）；3、在抗日战争时期尖锐的提出了阶级斗争的主题，而且选择了为群众所易于接受的艺术形式（《血泪仇》）；4、把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和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紧紧结合在一起，同时运用中国民族歌剧的传统表现手法，具有浓厚的民族的优美风格（《白毛女》）；5、以劳动生产为主题，体现中国新型妇女的成长过程（《王秀鸾》）。刘绶松这种用阶级斗争观点来评判作品的立场不仅体现在对部分歌剧的肯定方面，也体现在否定方面，比如他在肯定《王秀鸾》“显示了从人民身上成长起来的新的道德品质”的同时，也指出由于该作品过分强调“发家致富”的思想，限制了其教育意义；王秀鸾与婆婆的冲突过于突出，限制了其积极的现实意义等“美中不足”的地方。刘绶松的评论读起来是酣畅淋漓的，读者能够清晰的判断出編者的立场和判断标准，这与另外三本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比。

两本《三十年》明显更注重这些秧歌剧和新歌剧代表作的艺术美，尤其注重这些艺术形式所体现出来的民族化特征。87版《三十年》指出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就在追求的民族化在解放区得以实现，98版《三十年》更是指出五四以来的优秀剧目在整风前的根据地上演的盛况。87版《三十年》举《赤叶河》为例（刘本严本都没有提到），指出作者所具有的诗人才华，肯定那些被诗化、歌化了的唱词和道白本身就是优美的诗句，称其在艺术上是解放区里仅次于《白毛女》的新歌剧。在论述《白毛女》时，也摘出了几句优美、洗练而富于感情的诗一般的唱词。“正因为《白毛女》是真实的，又是理想的，所以才有振奋人心的巨大的艺术魅力，引起千百万群众的共鸣”——对《白毛女》的评价，最终落脚于其巨大的艺术魅力上。另外，钱理群本文学史对戏剧进行了独立的观察，不是将其限定为“戏剧文学”，而是真正与舞台艺术、演员表演结合在一起的独立完整的“戏剧艺术”，这是钱本与文学史另外几本文学史关于戏剧论述的最大不同之处。

98版《三十年》论述了《白毛女》三大特色：1、在形式上对西洋歌剧的借鉴；2、传统戏曲的运用；3、对民间素材的运用。这些，实际上都是在试图将革命、民族、西洋（现代）融合到一起。对比两个版本的《三十年》，修订版在试图将“启蒙”与“救亡”两种话语权结合在一起时显得比87版更加自然成熟。

与《三十年》这种“现代性”视角相比，严家炎本文学史更倾向介绍“本土气质”。首先编者用大量史料来说明秧歌在中国民间的发展概况，以及其如何在解放区被发掘、被改造，最终成为占主流的戏剧类型的过程。这些史料包含大量政治对文艺的干预问题，编者并没有回避，而是如实展现出来，相比较《三十年》一边试图肯定艺术美和现代化，一边回避政治言论对新歌剧发展的导向作用所造成的混乱相比，严本文学史的脉络更加清晰。关于《白毛女》的主题，严更侧重讲述其挖掘、修改的过程，艺术上的论述与《三十年》大同小异，不同的只是分量更少了，在他这里，《白毛女》只是作解放区戏剧在延安整风运动转型后的一个代表作，并没有赋予意识形态或者现代化的含义。

三、总结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史上，围绕启蒙与革命（救亡）两种话语展现出复杂的生态面貌，有人说现代文学是启蒙不断被革命压迫下去的过程，也有人说无论启蒙还是革命都是现代化的两个因素，还有人怀疑现代性的含义究竟是何。围绕这些困扰出现不同的文学史叙述观念，以上四本代表了在不同史观之下展现出来的文学史面貌。某几种话语权力在文学史中渗透或者对抗的过程，实际上也是编史之人对现代文学的发展进行思考的过程。以解放区戏剧作为个案，我们能够比较清晰的体验出同一种文学现象或者同一段文学时期在不同时代、不同史观下，所呈现出的面貌是很不同的，掌握不同的史观就等于掌握不同的看待文学史的角度，所看到的历史也将是不同的，这或许也正是历史令人着迷之处。

【参考文献】

[1] 刘绶松. 中国新文学史初稿[M].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

[2] 钱理群， 温儒敏， 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7.

[3] 钱理群， 温儒敏， 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4] 严家炎.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M].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5] 钱理群. 现代文学的观念与叙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笔谈[M]. 洪子诚， 旷新年， 吴晓东. 文学评论[M]. 1999，1.

【作者简介】

杨灵敏（1991—），女，汉族，山东省淄博市人，本科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化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