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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忍之处有温情

2016-10-21孙嘉明

青春岁月 2016年5期
关键词:温情

孙嘉明

【摘要】余华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创作转型之后,从“零度情感叙述”转向了温情脉脉的现实主义风格,更多的关注平凡人物生命中的喜怒哀乐。其笔下的人物多为社会底层的弱者,他们的生命始终为苦难与忧伤所笼罩。当无尽的苦难袭来时,他们选择以隐忍来默默承受这一切;当面临死亡的威胁时,他们运用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底层生存哲学来进行着自我救赎。苦中作乐,在逆境乃至绝境中不拋弃生的希望;温情流露,他们以血与泪书写生命的顽强。

【关键词】隐忍;温情;生存哲学

余华于九十年代初期至今创作的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大多为平凡的小人物,这些人物的生活轨迹跨越了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后的一段时期。由于这一时期社会动荡,政治事件风起云涌,使得其笔下的人物始终处于一连串漩涡似的特殊环境之中。作为社会底层的弱者,其生活注定被磨难和挫折所伴随,而当各种苦难接踵而来时,如何面对苦难、度过苦难则彰显出这些平凡人物对于生命价值与意义的思考与认知。

一、隐忍:苦难铸就生命丰碑

余华曾说:“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由此可见,余华认为“活着”是对待生命的一种态度,而隐忍则是“活着”最有力的武器。我们可以看到,《活着》一书就是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缓缓展开的。书中开篇写主人公福贵作为一个“败家子”,迷上了赌博,被龙二算计,最后把田产和房契都典当了出去来还赌债。从富得田连阡陌到穷得无立锥之地是一个巨大的落差,而面对这突如其来一切,福贵的父亲在最初也是气愤不已,但他随之又平静了下来,像是自我安慰又像是教诲福贵的说出了祖上的发家史:“从前,我们徐家的老祖宗不过是养了一只小鸡,鸡养大后变成了鹅……就变成了牛。我们徐家就是这样发起来的。”意思是告诉福贵打起精神,从头再来。面对苦难,福贵的父亲并没有过于悲天悯人,哭天抢地,反而将这一切看做是命中早已注定的,以淡然的心态平静的接受这一切。甚至直到死时,他只是“嘿嘿笑了几下,笑完后闭上眼睛”的去了。在福贵爹的身上,可以看出千百年来通过一代代普通老百姓的传承下来的生存哲学。当死亡来临时,他们认为如果抗争毫无意义,则会选择认“命”,给家人留下生的希望,然后自然地终结自己的人生轨迹,回到造物者的怀抱中去。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的乐观态度。”

同样,《兄弟》里的宋凡平也是一个典型的隐忍形象。而与《活着》中福贵爹有所不同的是,余华在写这个人物时,赋予了其隐忍更深层次的内涵,那就是生命的韧性与对苦难的抗争。可以看出,余华写于九十年代的几部作品中的主人公如福贵、宋凡平以及许三观等人的生命历程中都充满了苦难,而苦难的出现就是为了在身体上、精神上毁灭人的存在,熄灭人活下去的最后一丝希望之光,从这一层面来说,不论以何种方式坚持活下去,都是对苦难最大的抗争。当死亡来临之时,他们虽会认命,但只要一息尚存,他们就会如野草般顽强生存下去,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在苦难中支撑宋凡平的除了对孩子的爱还有对妻子李兰的爱。因此,在得知妻子即将回来之时,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被关押的仓库逃了出来。小说中为我们展示了这个男人生命最后的韧性与抗争。在车站发现宋凡平之后,“六个戴红袖章的人挥舞着木棍,像六头野兽似的追打着他”。宋凡平“挥舞着右胳膊阻挡打来的木棍”,继续买车票。直到被打得鲜血淋漓,他“开始反抗了”,“挥起右拳还击他们”再到“拼命反抗”,这是求生的的本能欲望使然,他为了生存不得不反抗。最后,奄奄一息的宋凡平平生第一次求饶了,因为“他太想活下去了”,因为他还要照顾妻子和两个儿子。但“野兽”哪管这些,最终宋凡平死了,这个刘镇最高大健壮的男人被活活打死。作者用这一残忍的滴血的画面向我们展现了宋凡平这个隐忍者生命的韧性与顽强,在结尾处,作者用了这样一句富有深意的话——“人怎么会这样狠毒啊!”这其实表现出作者对于苦难更深层次的思索。余华要用这悲壮的一幕来刺激读者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何苦难与他们如影随形,为何隐忍者的生命会这样悲惨。从而加深对传统隐忍主义的认识,发掘出苦难产生的真正根源。

通过余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等几部小说,我们可以看到在作者的思想观念里,活着只是生命的一种形式,而苦难则是生命中必不可少的元素,通过苦难的呈现与主人公面对苦难的各种表现,可以显示出生命的真正价值与意义所在。而如何应对苦难,余华认为隐忍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因为通过隐忍,苦难的过程得以慢慢呈现,生命的轨迹也得以慢慢延伸,生命也才能延续下去。可以说,正是苦难铸就了生命的丰碑。

二、自我救赎:底层人物的生存智慧

余华写于九十年代的几部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大多为平凡的乡镇小人物,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者,同样的苦难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苦痛。而面对苦难,他们只能尽量的依靠自己的力量,因此才会有许三观卖血救家、李光头向镇里男人贩卖林红的“秘密”来填饱肚子的故事发生。“救赎虽是受难,但是在受难与给予的过程中,得到的不仅仅是他人生命的延续,更是自己生命的升华。”而正是在自我救赎的过程中,许三观、李兰、李光头们向我们展示出底层民众的生存智慧。许三观们陷于苦难却并不探究苦难产生的原因,也没有对存在某些弊端的社会环境进行任何的反抗,他们所做的只是直面生活的苦难,尽量用自己所有的智慧来帮助家人度过生活的一个个风口浪尖。而《兄弟》中对于得知丈夫死亡噩耗的李兰的描写,也体现了另一种精神上自我救赎。小说写听闻噩耗的李兰“身体站立在那里像是被遗忘了,在这中午阳光灿烂的时刻,李兰的眼睛一片黑暗,她仿佛突然瞎了聋了。”“再次双腿一软跪倒在地,浑身颤抖起来。”这些句子可谓字字千钧,生动的刻画出了一个精神世界垮塌的女人的表现。但她并没有倒下,因为她想起还有两个孩子需要她照料,在此时给予她活下去力量的正是她与丈夫之间深深的爱,她想起了她那挺立如山而又柔情似水的丈夫,想起了丈夫曾经帮她树立起的做人的尊严。因此,就在那一瞬间,她用女性的智慧完成了精神层面的自我救赎,重新燃起了活下去的希望,因为她不只是为自己而活,更是为她深爱的枉死的丈夫而活。因此在为丈夫下葬的时候,作者用这样的笔触来描写当时的情景:“李兰昂首走着,像电影里的红色娘子军。一个戴红袖章的人走上来问李兰:谁在棺材里?李兰平静和骄傲地说‘我丈夫。”因为满怀对丈夫无尽的爱,李兰才能在这些小人面前昂起自己的头颅,因为拥有做人的尊严,才能响亮而自豪的应对奸人的诘难。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者,许三观、李兰的自我救赎不带有太多宗教上的色彩,只是在生命的苦难中,顺其自然的默默承受一个个打击,保全自己的性命,活下去,因为他们始终相信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道理,苦难尽头,就是希望。无论是许三观那样近乎痴人说梦似的自我救赎,还是李兰那样精神上的自我救赎,都是底层人民生活智慧的体现,都是被苦难逼迫进绝境时所能使用的最后的办法,这使余华的作品在体现平凡人物智慧的同时,始终笼罩着一层悲剧的氤氲。由此,“余华以独特的悲剧观构建自己独特的文学世界,并以独特的悲剧观来关照和叙述人类的困难与不幸,从而使作品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三、温情与善良:小人物的处世之道

与余华早期的先锋文学如《一九八六年》、《往事与刑罚》中所体现的“零度情感写作”不同,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这几部书中,描述的最多的并不是鲜血、冷漠、暴力,而是小人物的温情与善良。“作家开始深入社会内部,不再展现恐怖的一个个断面,而是展现在现实生活中的长期苦难,描写人们面对质朴而真实的生活时的生命体验。”虽然生活在社会底层,我们可以看到,面对着种种物质缺乏、身体患疾的窘迫困境,似乎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似乎都不太在意,他们更多在意的是心灵的愉悦,家庭关系的和睦,并从中汲取不竭的精神源泉,走过生活中的坎坎坷坷。福贵面对身边亲人一个个离去的惨景,并没有自暴自弃,反而是竭尽所能去安慰活着的人,用温情给予别人温暖,用关怀给予别人活下去的动力。许三观面对着自己和家人的一个个困境,从未过于抱怨,而是勇敢地承担起顶梁柱的责任,通过卖血的方式来战胜苦难,用温情来呵护三个儿子的成长。正是因为有温情的存在,余华的作品才消减了原来过多的戾气,从而更好的展现生命的全貌,因为生命中不应仅是磨难、鲜血,也应有温情与爱,而苦难中的爱总是最温暖的,最崇高的。这也是这些作品中笼罩着一层暖色调的原因。

《活着》中家珍就是温情的化身。虽然嫁给了一个败家子,但她并没有半句怨言,还是尽心尽力操持着家务;丈夫败尽家产,自己也从少奶奶沦落到农家妇,她也没有怨天尤人,反而是更加尽心操持着一家老小的家务。常言道:贫贱夫妻百事哀,但在福贵和家珍这里,其不尽然。由于亲情的存在,生活是有许多温馨的。在小说中有这样一个细节,福贵在被拉壮丁跑回来之后,“和家珍,还有两个孩子挤在一起,听着风吹动屋顶的茅草,看着外面亮晶晶的月光从门缝里钻进来,心里是又踏实又暖和。”可以说,正是亲情的温暖让福贵始终坚持者活下去的信念。无论是福贵、家珍还是许三观、许玉兰,她们身上都体现出了淳朴的感人情怀。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来说,物质条件差并不可怕,情感之泉枯竭了那才意味着生命一无所有了。亲情体现为一家人之间相互守候的温情,在苦难来临之际,这些亲情往往会迸发出惊人的力量,将亲人们紧紧地拢聚在一起,使苦难不再仅仅意味着沉重的悲剧,使人们有了一种向死而生的超脱态度。

四、结语

这些写于余华创作转型期及之后的作品都有着共同的苦难主题,正如“《兄弟》一如既往地重复了从《活着》到《许三观卖血记》的正视苦难、抵抗绝望的主题。”作者通过这些描写社会底层人物面对苦难的故事,为我们展现出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后那段波澜壮阔时期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社会风貌,通过将沉重的苦难压于其身的方式来激发出他们身上所具有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與精神,他们虽然生活在社会底层,但他们身上体现出的正是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我们民族文化的根。作者通过刻画不同的人物形象,设置不同的人为与非人为苦难,来体现底层民众面对苦难,越过坎坷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隐忍与自我救赎的精神,以及亘古不变的以善为本的处世之道。余华在这些作品中发掘出了普通大众的生存哲学,因此其作品有着独特的思想文化底蕴与惊人的张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读者走进他的文学世界。

【参考文献】

[1] 余 华. 活着·韩文版自序[M].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8.

[2] 余 华. 活着·中文版自序[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4,1,1.

[3] 张富翠. “死亡”与“自我救赎”——余华小说主题价值解读[J]. 作家, 2010(12).

[4] 李喜仁. 论余华小说中的悲剧意识[J]. 芒种, 20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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