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伟

王蒙1983年7月1日到《人民文学》上任当主编，意味着身份的一个重大变化。1979年到1983年，我以为是他创作最值得称道的时期。如果他当年不到《人民文学》当主编，顺着这样自如而又辉煌的写作道路走下去呢？我有时候经常会这样想。

《布礼》、《蝴蝶》、《杂色》与《相见时难》，这四个中篇小说，在当时真有一种炫目的光芒。第一个是《布礼》——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这是他自己坎坷经历中精神追问过程的一个真实记录，思索轨迹自然形成了小说中自由的时空转换——1949、1950；1957～1959；1966～1970；1979。

1949、1950年是《青春万岁》中“所有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的岁月。初解放时那个党员大会，那支“没有胖子，没有老迈，没有僵硬与迟钝”的队伍，那场在笑声中传递而风卷残云般轰轰烈烈的午餐，真写得气势磅礴。这精神面貌是他所持信仰，被错划为“异己”后精神折磨的基础。在此基础上，1957～1959年才真实而感人。王蒙形容定“右派”的过程是“像一次外科手术，钟亦成与党，本来是血管连着血管，神经连着神经，骨连着骨，肉连着肉的”，而一旦用外科手术刀割除，“人们看到这块被抛到垃圾桶里带血的肉时，用不着别人，就是钟亦成本人也不能不感到厌恶、恶心了”。这才是那样的政治生态中深刻的真实。

说实在，当年，1979年，以我的阅历不可能深刻体会王蒙，对这样的布礼的内涵是无法理解的。他没有写苦痛，写的是赎罪的狂热，那个“腿在长劲，腰在长劲”、写“四肢、肠胃、身体与精神都得到了解放”的献身劳动的章节，当时我以为是粉饰虚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