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言鹏

摘要：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内容丰富，影响久远。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律思想有了飞跃性的发展。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选孔子和孟子。虽然两位均为儒家学派，一曰圣人，一曰亚圣。但在法律思想方面依然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本文对孟子法律思想进行分析，进而体现出孟子对孔子法律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并在论述过程中表现出孟子思想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民贵君轻；暴君放伐论；性善论

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6）17-0092-02

孟子，名孟轲，战国时期邹（山东邹县）人。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又一泰斗级人物，仅次于孔子，人称“亚圣”。孟子的很多观点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但在此基础上，也提出了一些更为有建设性，更具革命性的观点，这便是对孔子思想的发展。下面分别就继承与发展进行陈述与分析。一、对孔子法律思想的继承（一）仁政思想

作为孔子的头号崇拜者，他曾经说，孔子的思想是出类拔萃。现实中，孟子把向也孔子学习作为其一生的理想。因此，孟子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与孔子如出一辙。而其最核心的思想，便是仁政思想。

进入战国时期，封建地主制度在中国完全确立，而封建制度本身的一些固有顽疾也在这一时期涌现出来。封建地主大肆地兼并土地，使得大量农民流离失所，激化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社会动荡不安。统治者要寻求一种先进的统治方法，从而稳固自己的地位。在众多出谋划策的学者当中，孟子受到了最大的重视。他提出，为有对被统治者施行仁政，才能得民心，得民心者，自能得天下。进而提出了“仁政”的主张。仁政主要包括三项主要内容：制民之产；不违农时，保护生产；减租减税，反横征暴敛。

“制民之产”，即为让人民有自己的财产。正对应孟子所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让百姓能有稳定的财产，才能安定民心。而在当时，农民最迫切的愿望便是拥有土地。这一主张正符合了当时的形势，孟子认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使得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既然让人民有“恒产”可以使天下长治久安，那么一切有利于保护农民财产的政策，也就自然地随之而来。要让人民有财产，首先就要不违农时，保护农业生产。为了让人民的财产不减少，也就必然要实行减轻租税，反对横征暴敛。只要主思想正确，接下来的政策必然顺理成章。因此，“孟子的‘仁政思想其主要精髓就是‘民本思想。”它与孔子的“仁”，“礼”思想一脉相承，“仁政”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講，就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二）尊贤举能；徒法不足以自行

孔子提倡“为政在人”，而孟子对这一点的学习是很认真的，所以他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尊贤举能，便是最直接的体现。即所举之人必须是贤人，能人。另外，对应孔子的“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观点，孟子进而提出了“徒法不足以自行”的思想。孔子与孟子都提倡人治，这也正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主流观点，即为“贤人治国”思想。如果说孔子是主张人治的始祖，那么孟子则是他最好的继承人。与孔子一样，他的思想依旧存在片面性。从他的“徒法不足以自行”可以看出，孟子的观点反映出他的“英雄史观”，即片面强调了当权者的个人作用，无视法律。他曾经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期间必有名世者。”可见，他已经认为个人的力量可以改变历史的发展，这种历史循环论，在今天看来，即是否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发展进化的理论。从这一点来讲，尊贤举能，徒法不足以自行，更是对孔子法律思想“为政在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继承。（三）重教化，省刑罚

对应孔子“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孟子对其思想再一次继承，即为“重教化，省刑罚”。孟子与孔子一样，崇尚道德教化，而将刑罚置于次要位置。但孟子并不是主张放弃刑罚，而是从“德主刑辅”的思想出发，提出了“先德而后刑”的主张。对于可开化的人进行教化，而刑罚的实施则要慎重。“省刑罚”，也是孟子仁政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认为刑罚多，即是对百姓的不仁，主张统治者减少刑罚。这样才能是国家安定。总而言之，孟子与孔子一样，也是主张“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二、孟子对孔子法律思想的发展

不能突破老师的学生不是好学生。在这一点上，孟子也是十分成功的。经过对孔子思想的学习研究，孟子在继承的基础上也有所发展，在一些方面也有了自己的建树，并对孔子的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解答。（一）从“重礼”到“重心性”

孟子已经从“礼”这种形式，上升到“人性”这种实质上来了。心性论是孟子思想的主要内容，其内容包括一系列小内容。它是以性善论为基础，强调人格休养，道德教化，舍生取义等等。在以天人之际为核心的中国古代哲学中，其核心应在于人，而不在于天。这既是孟子所崇尚的。

心性论对今后的儒学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与孔子的“仁”相比较，孟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答了为什么要“仁”。这种意义，他弥补了孔子仁学的缺憾，为其所倡导的仁义之道第一次找到了理论上的根据，从而使其真正变得切实可行；其次，它将人与天、自我与外物沟通联结，从而将宇宙人生打成一片。孟学对后世儒学的影响、孟学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主要即是由这些因素决定的。（二）从“以德治国”到“如何有德”

如果孔子认为以德治国是良策，那么孟子就是最早分析这一良策该如何实施的人。以孔子的德治思想治理天下，是儒家学派的共同观点。但现实告诉我们，不可能人人都对“以德治国”感兴趣，总会有缺德的人。针对这一现象，孟子通过对社会犯罪原因的分析，解答了如何能让人民“有德”的问题。孟子认为，要让人民有德，必须让人民有稳定的财产，即上文提到的“恒产”。孟子这种从客观实际入手分析的举动即是对孔子“礼”的发展。这种挖掘犯罪原因的论断正是当今犯罪学理论的萌芽。“有恒产者有恒心”，这一观点在今天看来，是十分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即为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要有恒产，就有恒心，从而达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三）从“当权者严于律己”到“民贵君轻，暴君放伐”

春秋时期的孔子在其“仁政”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当权者要严于律己”的主张。到了战国时代，孟子在其基础上，又加之以重民思想，演化为了儒家革命论，即孟子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并直接指出，暴君可以诛杀，因为即便君权十分重要，但君权要有限，应顺应民心，不可胡作非为。这相对于孔子的思想来说，无疑是更加具有革命性的。孔子的原始民主思想，只是强调了当权者个人的修为，具有单向性；而孟子的理论对孔子的理论进行了发展。“民贵君轻”和“暴君放伐”思想进一步鼓励了民主运动的思想，从单一的个人修为，发展为君民互动的发展模式，这不得不说是孟子思想理论中的精华之处。（四）孟子先验的人性论

性善论是孟子法律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他一切理论观点的出发点。所谓性善论，即是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生来就具备美好的品德，都能接受道德的教化。性善论的提出有它的历史背景。与孔子所处的时代不同，孟子所在的战国时期，各个国家都已经通过变法确立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在统治过程中出现了专制，暴政等弊端，使得不同层次的百姓产生了不同性质的想法，社会思想一片混乱。为了挽救这种混乱的局面，就必须探索出人性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现实需要的迫切性，使得孟子对人性问题的探讨更加深入，关于人性的论证更加系统。”孟子的性善论正是在孔子的“仁”学基础上形成的。

孟子所谓的性善，包括四个“善端”，即是广为人知的“仁”、“义”、“礼”、“智”。这四个“善”構成了性善的所有内容。“端”即为萌芽之意，正所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告子上》）因为孟子认为“四善”的根源在于心，所以性善论也为他的仁政主张提供了依据。

之所以说性善论是一种先验的人性论，是因为孟子的这一人性论太过于理想化。的确，人的确有美好品格，但绝不是生来所具备的。首先，孟子把天下大治寄托于一位有德的明君，这即是过分相信某个人的作用，而这种思想的根源，就源于他这种先验的人性理论。即便是在当时，孟子的理论也不是被多数人所认可，正因为他的性善论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脱离实际的。三、孟子思想的现实意义（一）揭示了犯罪的一个社会原因

“无恒产”作为社会犯罪的一个原因，在《孟子·梁惠王》中体现的最为明显，对于当今社会发展也有重要意义。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这样才能在实际生活当中让人人有德，降低犯罪率，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谐。（二）指导现代社会的民主

当今社会中，在满足了人民物质需要之后，如何建设一个民主的社会，如何能促进社会利益的公平分配，是更为重要的问题。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过程中，孟子的这些民主思想也可以为现代人所利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三）性善论对法治发展的风向标作用

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必然要追求个人道德素质的提升，这也是历朝历代所追求的共同目标。在飞速发展的社会当中，难免会出现道德滑坡的现象，这并不是因为人的本性不善良，而是因为缺乏良好的外部环境和自身的道德修养学习。孟子也意识到了人性的可失性，所以也提出了“存心养性，养浩然之气”的修心方法。我国法律制度目前已经对性善论进行了吸收，例如我国现行的劳教制度。正是因为“人之初，性本善”的思想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不可动摇，才会愿意给人以改过自新的机会，通过教化摒除后天恶性，重新变为善人。正是这种先验的人性论，为现如今的劳教制度提供了文化与心理的资源，使得中国的现代法治能够进一步健全，人性化。从发展的角度看，事物总是要经历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思想觉悟上的提升也会受到时代环境等外在因素，以及个人心理等内在因素的共同影响。但发展是绝对的，只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孟子的理想人格，性善论，在现代社会有所表现，这也是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进步。

通过以上一系列的论述，对比反映出了孟子对孔子法律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而研究“孔孟”法律思想，就是在很大程度上研究中国古代儒家法律思想。中国法治的发展，一定要有历史的积淀做基础，不忘本原，才是中国法律发展的最适宜原则。在改革内部法律的时候，我们可以借鉴古代的法律思想，让法律更人性化；在面对西方近代的法律思想的时候，我们要提倡的不是单纯的“拿来主义”，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合中国实际来消化吸收外来法律文化。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只有批判的吸收，不失本色，才能保证中国的法治建设沿着良性循环发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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