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艺的毛泽东时代可上溯到1942年的延安时期，那一年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这篇讲话里，他第一次精确、高调地阐明了文艺须为工农兵服务，以工农兵为主体，坚持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合一的总体原则。

关键词：毛泽东时代美术 工农兵 文艺

从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这段美术史，称为“毛泽东时代美术”。建构“毛泽东时代美术”独特形象体系的中心观念，即“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思想在“毛泽东时代美术”中所起的作用。新中国的美术与世界，就是放在世界的角度看毛泽东时代美术中的工农兵主体性。二十世纪的中国有过两个用“新中国”来的现代性时期，一个是1911年成立的中华民国，另一个就是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孙中山、蒋介石选择了从社会中上层阶级的改造来推进中国发展的现代进程，毛泽东则是选择了从社会中下层阶级的改造来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发展。[1]

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近代艺术学、美学发生重大变化。一个变化是马克思主义新美学和艺术学开始诞生，这导致了三四十年代我国艺术批评学发展格局的进一步深化和分化，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艺术批评学成为我国艺术批评学发展的中心并逐渐取得主导地位。20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讲话》发表。这是两篇关于文化和艺术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文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和艺术问题的一系列理论主张，对艺术批评问题也有系列论述。毛泽东提出了艺术本质关系论的观点。他认为一定的文化和艺术都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现在的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阶级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毛泽东艺术批评思想虽然存在着远审美亲政治的价值取向，但毕竟还是要求遵循艺术规律，尤其是在具体的文艺问题上。这在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许多讲话中可以看出。[2]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过程中，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和政治理念与一个新国家的蓬勃朝气是紧密连在一起的，并紧紧的掌控和调度着这种自下而上的蓬勃朝气，这是与民国文化完全不同的集体性和一统性。因而使得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迅速驶入了一个与过去的中华民国政府截然不同的现代性进程的新航道，新中国时期的文化能够统一实施、贯彻，这应该是基本前提。对此这个新国家特有的文化演进过程和时代特征也自然被一些学者概括为“毛泽东时代”。

中国迈向现代国家的征途是通过激烈的革命方式而开辟出来的，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无不如此，其中的社会主力当然是工农兵，以往对“工农兵”的历史叙述，只是在“文革”或“大跃进”中提及，这一点与西方取得工业革命的成功途径、方式截然不同。所以工农兵作为中国现代性进程的主体性力量，并不是首次出现于毛泽东时代，早在1926年的北伐时代国民革命军就已明确推行了这种强调工农兵作为主体联盟的革命思想。如前所讲，这种思想不同于欧洲产业革命中出现的无产阶级，倒是相近于苏俄工农联盟的政治结构。

这个时期的工人阶级和农民、解放军，已是新社会的主人身份，尤其是前两个阶级，已不再是受欺凌的毫无社会地位的下层劳动者，而转换为广受社会尊重、歌颂的主人了。值得注意的是，对工农兵生态的艺术表现，在民国时期并没有成为知识界着力表现或普遍关注的生命领域，即便有这方面的视觉表现，也散布着彷徨、苦闷、挣扎、灰色，甚至慵懒的基调和边缘人的社会相。唯有在延安时期和1949年以后的毛泽东时代，工农兵变成了视觉艺术表现中的主体角色，其体态、容貌无不洋溢着欢快、自豪、积极向上、健康阳光的情绪。

在新国家里如何叙述新主人的形象与生活，成为毛泽东时代的艺术家、艺术工作者们必须认真面对的新问题，其中放低身段、走普及之路和歌颂新生活、新建设是新中国工农兵主体性叙述的必由策略。

毛泽东时代视觉艺术中的工农兵主体性叙述，贯穿着强烈的中共党性意识形态对工农兵主体性的乌托邦想象。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工是凄惨的，只有社会主义的劳工是幸福的，是可以当家做主人的。这种乌托邦式的工农兵想象，在集体性意识和毛泽东个人意志统贯全国的政治语境中，几乎一刀切的全国放大和渲染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幸福感。应该说，这个历史过程中的艺术家，共同创造了这个以工农兵主体叙述为中心的艺术盛宴。1978年《法国十九世纪风景画》在北京展出后，中国的画家们才从这个展览的震撼中知道艺术的真实性原来是应该与生活的真实性平时一致的，艺术品的力量也应以真实的人性为基础，从“文革”中普遍困苦的乡村走出来的知青画家对此尤感强烈和深刻。

对此现在的社会心理和评论家是有不同的理解的，其中當然有批评的声音。改革开放后的伤痕美术、乡土美术、“八五”新潮美术，事实上就是对毛泽东时代艺术的不满而自发起来的民间运动。因此时过境迁，我以为倒是可从两方面来看待这个现象的改变。一批背离工农兵乌托邦想象的现实主义作品，陆续显露于即将改革开放的社会，逐渐改变了毛泽东时代一直贯穿过来的工农兵的主体格局和寓含其中的表现模式，为后来的多元文化诉求和格局的正常化开了先路。[3]

参考文献

[1]刘文.《中国科社学会召开在京常务理事会学习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J].科学社会主义 ，2011.

[2]邹跃进.《作为美术史研究对象的“毛泽东时代美术”及其中心观念》[J].北京：文艺研究，2005.

[3]齐大卫.《论毛泽东的“艺术源泉”观》[N].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2.

作者简介

沈茜（1991.3—），女，回族，籍贯：安徽安庆，广西艺术学院，15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研究方向：美术教学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