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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中国周边安全环境

2016-10-21刘思嘉

华夏地理中文版 2016年9期
关键词:安全观萨德政治

刘思嘉

【摘 要】自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进入21世纪,我国的安全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疆独”“藏独”势力的反扑,东海、南海问题,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等等。但是无论从国际大环境还是从中国周边环境来看,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将存在一个总体和平与稳定的形势,而这种安全环境是有利于中国的安全和发展的。

【关键词】安全;21世纪;和平;稳定

一、对我国安全环境的基本判断

现如今,中国的安全环境存在着两重性:一方面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安全环境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又面临着一些不安全因素和潜在的威胁。

(一)中国同世界其他力量中心的关系日益密切

现今的国际社会是一个各国际行为主体之间有着广泛而普遍的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的存在,随着苏联解体后意识形态问题的淡化,使得全球范围内的跨国公司迅速发展,市场竞争和国际贸易全球化,世界各国之间在经济上相互包容、相互渗透,间接推动了政治互信的发展,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围绕这一趋势,世界上出现了有关相互依存的不同学术观点:普雷维什和阿明等人提出了“中心—外围理论”,这一理论把世界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少数高度工业化国家处在世界的社会与经济中心,另一部分是非工业化国家的不发达国家,形成世界的社会与经济周边或外围。由于“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存在着不平等的依赖关系,故而只有缩小南北差距和建立国际新秩序,才能逐渐改变这一局面;卡尔·多伊奇在《国际关系分析》一书中指出:“相互依存这个词说明依存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在国家和其他国际行为者之间,它意味着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中把当代世界的相互依存称作“复合相互依存”,并指出它的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多渠道的国际联系;二是对外事务的议事日日益庞大和多样化;三是军事力量在复合相互依存占优势的某些领域的作用逐渐下降,经济力量的作用日益上升。

两极格局的解体,使世界正在逐步走向多极化,将出现多个力量中心。目前,中国与这些力量中心的关系发展总体来说呈上升趋势。中美关系伴随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出现裂痕,但是隨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习近平主席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出台,战略共同点增多,合作基础扩大,在反恐合作、解决“朝核”问题上都有良好合作。中国与俄罗斯保持着良好的国家关系,两国领导人多次互访,先后签署了一系列协定和联合声明,在国际社会由于克里米亚事件集体抵制俄罗斯的大背景下,中俄两国签订天然气大单,缓解了俄的经济压力,双方也建立了“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目前,中俄关系正沿着这一轨道健康稳步地发展。中国与欧盟各国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欧盟决定把与中国的关系提高到与美、俄、日等大国同等重要的地位。中国与欧盟就建立中欧年度会晤机制和中欧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达成共识。中日关系则由于安倍不承认“村山谈话”,修改和平宪法、集体自卫权定义,解禁“武器出口三原则”,参拜“靖国神社”等行为,两国关系自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后出现下滑,但是日本方面也明确,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双边关系有助于中日两国的长期发展。

(二)中国周边地区热点问题总体上在逐渐降温

在中国周边地区的热点问题中,对中国安全影响较大的是朝鲜半岛问题。在这个热点地区,既存在着降温、缓和的发展趋势,又存在着升温、发生危机的可能性。

朝鲜半岛问题的根源在于南北方的分裂局面,表现为二战结束后朝鲜与韩国的对立及朝鲜与美国的对立。美国与朝鲜签署了关于核问题的框架协议,双方对立关系有所缓和。对于美韩部署“萨德”系统,中方多次表示了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称将考虑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国家战略安全和地区战略平衡。俄方日前也表示,为应对“萨德”入韩,不排除将加快恢复南千岛群岛军事基地的可能性。朝鲜半岛的局势也可能因为“萨德”入韩更加紧张。朝鲜7月多次发射导弹予以回应,并警告一旦美韩确定在韩部署“萨德”系统的位置和场所,朝方将采取“物理性措施”予以应对。美国全球策略信息华盛顿办公室主任威廉·琼斯还指出:“‘萨德不会起作用,这也被美国方面从事该导弹系统研究几十年的相关人员所批判,他们指出‘萨德可能难以让韩国抵御来自朝鲜的导弹攻击,反而会因导致朝鲜作出更为激进的举动。”专家指出,“萨德”入韩让“新冷战”的幽灵游荡在东北亚上空。正如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谢尔盖·卢贾宁所说的,美韩两国推动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是近几年来发生在东北亚最严重的军事挑衅,根本就是在制造新的紧张气氛。中朝关系走向有待时间验证,中韩关系迅速恶化却显而易见。对于美韩部署“萨德”系统,中方多次表示了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称将考虑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国家战略安全和地区战略平衡。俄方日前也表示,为应对“萨德”入韩,不排除将加快恢复南千岛群岛军事基地的可能性。

虽然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给地区安全造成威胁,但是南北双方经济交往和民间交往逐渐增多。以中国为轴的“六方会谈”自2003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显示了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地区大国应有的责任与义务。

二、当前我国安全面临的挑战

传统的安全观主要形成于革命与战争年代。它主要从政治、军事、外交角度去判断安全环境和安全威胁,认识安全性质和安全利益,确定安全战略和安全目标,已选择寻求和维护安全的途径方式。当今时代,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信息科技化的不断发展,许多威胁和危机都不是由传统安全因素所直接导致,而是由非传统安全因素,如金融动荡、石油供应、环境污染、恐怖主义等造成的威胁所导致。因此,现代意义上的“威胁”和“安全”,其内涵和外延均已大大扩展,由此引起安全性质、安全利益、安全战略、安全目标以及寻求和维护安全的途径等因素也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必须突破传统安全观的思维,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不仅将安全领域由政治、军事扩展到经济、科技、环境、文化和社会等诸多方面,并且要关注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毒品走私、人道主义救援等非传统安全领域。

(一)主权安全问题

台湾问题将是影响中国发展大战略的最大隐患,是中国实现小康社会的最大不确定因素。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祖国统一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没有回旋余地。自蔡英文上台以来,“台独”分裂势力对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不断进行单方面挑衅,已成为中国实现国家和平统一的最大障碍。放任“台独”分裂势力,不仅将破坏中国的和平统一事业,也将严重干扰中国顺利实现和平发展,威胁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违背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中国不会允许任何势力以任何形式将台湾从中国的领土中分割出去。中国有决心、有信心通过最大努力,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统一问题。

(二)经济安全问题

21世纪以来,经济安全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已经超越传统的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成为中国国家安全形势中最重要的因素。今后,随着我国经济的继续增长,我国的能源问题也将越来越突出,需要从战略上认真加以思考和应对。在缺少石油战略储备的情况下,随着每年中国石油进口量的增加,中国很容易受到全球原油价格的影響。这充分说明,中国的能源安全已经成为国际能源安全体系中的一部分,中国的能源安全与国际能源形势已有明显的互动关系。所以,一旦出现国际市场供应中断或价格飙升,我国的能源安全将受到很大冲击。我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越来越复杂,各种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将使我国国家利益的地理范围扩大,利益形成将更为多样化。从2001年开始,我国的对外进出口贸易总额已突破5000亿美元。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增高意味着我国的国家利益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上大为拓展,同时也意味着与其他国家发生利益冲突与对抗的可能性在增大。近年来,我国与国外的贸易摩擦、贸易争端越来越多,外部世界对我国的经济影响与压力将越来越明显。此外,随着我国在市场和投资领域的进一步开放,国外质优价廉的产品将大量涌入,跨国公司也将大力拓展在华业务。这不仅给我国国内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而且我国的经济产业结构也将被迫调整;在金融领域,金融全球化发展中的无序现象给金融市场的开放带来风险。根据入世协议,中国将逐步开放金融市场,在短短几年内,外商的业务范围和地域限制将被取消。于是,其他国家内部的金融动荡可能引发我国的金融动荡。

(三)政治安全与文化安全问题

近年来,国际关系中经济政治化、政治经济化的趋势越发明显。经济活动背后往往有政治背景,而政治斗争的背后往往是经济利益的纠葛。作为经济全球化重要表现形式的资本,其全球扩张一直伴随着资本原有政治形式的扩散,经济全球化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美国等西方国家正把经济全球化作为推动政治全球化和政治一体化的工具,企图以经济手段达到政治目的。其中,美国是影响我国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把中国作为防范、遏制的对象。其对华政策存在着明显的两面性。实质上,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核心一直是遏制,虽然是接触与遏制两手并用,但即使在接触的一面表现较充分的时候,接触依然只是手段,遏制才是真实的目的,从奥巴马上台后推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就能很清楚地看出美国的真实意图。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就是保障国家文化主权,捍卫国家文化主权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中国在文化安全领域面临西方政治文化的渗透。一方面,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为西方政治文化“外溢”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互联网开放、共享、多向和交叉的特点使各国政府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对网民的控制力下降,国家权力被削弱已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一些西方国家仍然在坚持冷战思维,大肆利用高科技信息手段进行文化扩张与渗透。其中,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曾表示,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对促进中国的民主极为重要,“如果互联网以在其他国家发展的那种方式进入中国,那么自由将迅速地在那片土地上站稳脚跟。”在一些西方政治人物的心目中,网络已成为“和平演变”的工具。多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利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的高效传播性、渗透性和难以干扰性,对别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文化进行渗透、歪曲、扩大分歧与矛盾,挑起冲突,严重威胁别国的政治稳定与社会安定。此外,国际文化交流也被一些西方国家看作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与扩张的重要手段。早在尼克松时代,西方就主张“利用人员的交流、交换书籍或广播节目”,利用西方的“精神和文化价值观”影响和动摇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信念,从而逐渐侵蚀社会主义的基础。

(四)非传统安全问题

与传统安全威胁不同,恐怖主义、信息犯罪、疾病蔓延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像是无形杀手。没有明确的敌人,也没有固定的战场,但却拥有和战争一样的巨大破坏力。“9·11”事件的整个发生过程仅仅几十分钟,却导致2000多人丧生,使全球经济损失在一万亿美元左右。在信息安全方面,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广泛利用,信息化渗透到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整个社会对信息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如果信息安全问题解决不好,直接危及到一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2000年5月发作的“爱虫”病毒,在短短的四五天内从亚洲蔓延到欧美地区,感染了至少1000万台电脑,经济损失超过了26亿美元。而“非典”、“禽流感”和“埃博拉病毒则属于一场公共卫生领域危机,它不仅直接威胁到人的生命安全,而且对发生国的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乃至国家关系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任何一个国家的力量都难以单独应对这种全面的、深刻的新挑战,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加以防范和解决。总之,当代国家安全的概念是一个综合概念,要保证立体化多方位的安全。无论是哪一方面的安全发生问题,都会干扰国家发展的战略大局。

三、结语

事实证明,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家安全。中国在和平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安全观的新安全观。这种新安全观摒弃以往大国争夺势力范围、军事对峙或输出意识形态的战略框架,其核心概念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这是以和平共处为前提,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以战略合作为纽带,以共同发展为目标的整体战略观。我国身体力行地将新安全观付诸外交活动,产生了重大的实践意义。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先秦时期睦邻友好的思想一直延续至今,中国会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一带一路”与“亚投行”机制的建立就是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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