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高鹏，我早期的作品《文化肖像》拍的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和二十一世纪初，活跃在文化艺术领域的一些摇滚音乐人和艺术家。其实，我个人学画画的经历和听音乐的经历跟这组作品有很大的联系。我十五六岁的时候在河北工艺美校学习美术，并不像普通高中生有那么大的学习压力。当时，中国摇滚乐在那些学画画的孩子中非常流行，魔岩文化红遍了中国，走向了海外。我们也能听到NIRVANA、Pink Floyd和各种重金属音乐。我的生活除了美术以外就是听音乐，和做音乐的朋友在一起玩儿。学校里就很有做音乐的气氛，以至于后来还有一些音乐人是从我们这所学校出来的。

2004年左右我毕业就来到了北京，先买了一台电脑和相机，有机会就会拍一些摇滚乐音乐人的肖像照片。当时拍的一张何勇的照片正好被杂志社采用了，后来就进了《北京青年周刊》做摄影师。那个时候经常拍摄文化艺术人物，也积累了一些像方力钧、岳敏君、张大力、艾未未等顶尖艺术家的照片，但我现在看那时候作品觉得并不是很满意，就算是那段时间的一个记录吧。

2008年四川遭遇地震，看到电视媒体里播放的场景，我很想亲眼去看一看当地的情况。当时也有一些记者朋友有这种想法，于是我们就找了一个机会自费去了四川，在地震后一周到达了那里，我们自己准备了食品、帐篷、睡袋等。虽然我拿着相机，却没有拍太多的照片，因为看到受难者悲痛欲绝的情景，再拿着相机近距离对着他们拍摄不太人道。我觉得，在这种巨大的灾难面前人显得太渺小了。我的同事采访的一个企业老板，他的妻子和孩子在地震中都丧生了，房子也坍塌了，对于他来说等于他的后半生在一夜之间全毁了，拿什么东西都没办法弥补他的伤痛。

我选用LOMO相机和多重曝光的方法拍摄这些身处困境的人，想表现出他们彷徨、困惑、迷茫的感觉。用LOMO相机还有一个想法，是因为我看到当时一些女孩很喜欢LOMO相机拍出来的温暖色调，那些花花草草、小猫小狗都显得很可爱，所以我想尝试用这种温暖可爱的色调去拍摄社会生活中需要关怀的人群。我觉得每种艺术都有自己的表现语言，构图、裁切、晃动、重叠等这些基本的技术元素和画面元素就是摄影的语言，我尽量用这些元素去表达图片中想要传达的情感。

刚开始拍人物的时候，我挺喜欢国外的一个摄影师，叫大卫·拉切贝尔，我喜欢他的那种天马行空的创意想象力，还有画面呈现出来的隐喻感和神秘感，他也为很多好莱坞明星拍过照片。纪实摄影我比较喜欢马格南图片社的摄影师，这种功底深厚、构图精准、光影等做得很极致的摄影非常值得推敲。

现在来看，我觉得拍摄人像可能更多的是对人本身的认识，或者说是对生活的认识。有时在具体拍摄画面之前，我会做一些计划，比如说拍窦唯的时候，他当时身陷《新京报》的风波，我拍的时候其实是想把他和火焰联系起来一起拍，但是我觉得窦唯他本身是一个安静的音乐人，我更想呈现的还是一个安静温和的音乐人的感觉，所以我就带了一支蜡烛，在烛光下给他拍了这组照片。郑钧是一个挺有个性的音乐人，不太喜欢摄影师给他摆布姿势，我拍过他两次，第一次就有点失败，那是在他自己的酒吧里。晚上他还戴着墨镜，我问他：“能不能把墨镜摘下来？”他说，“我眼睛肿了，不想摘”。当时很尴尬。第二次是约在一个咖啡厅，这一个照片墙，墙上有一些国外音乐人还有一些学者的照片，我就跟他聊了一会儿墙上的音乐人，他看到摄影师也是一个听音乐、懂艺术的人，就比较配合我的拍摄了。

《错觉》这组作品的创作初衷与我一次好玩儿的经历相关。有一次我到上海办事，赶末班地铁回酒店，出地铁闸机的时候，我就插进了公交卡出来了，但当我到了酒店刷卡上了三楼，才发现我手里一直拿的卡才是公交卡。实际是我把房卡扔插进了地铁的出站闸机。我想这是时空搭错了线吗？还是我哪出错了？太奇怪了！更奇怪的是，上海的这个酒店，居然可以用公交卡刷卡上楼，有可能公交卡和酒店卡的芯片是同一个厂商生产的吧。

我觉得这个有趣的经历跟我当时正在拍的这组图片有某种联系和吻合，因为这组作品拍的是人和景物的一种错觉、一种巧合。比如，一些影视艺术作品是中规中矩的剧情套路拍摄的，这样的剧情看起来可能很单调，如果有一些错误和巧合，产生的阴差阳错就会有戏剧性，观众看起来就觉得很好玩。我的这组作品也是想追求摄影里面这种戏剧性的巧合，用一些颠倒、重叠、偶发等元素来编织画面。

记得，我学画的时候有一次问老师：“抽象画应该怎么画？是不是不需要写实的基础？”油画老师说：“一个画画的人，应该尝试各种绘画，各种绘画手段运用自如后，再来选择适合自己的绘画手法。”其实我觉得摄影也是这样，一个合格的摄影师无论对纪实摄影、观念摄影，还是人物摄影，都要有一个良好的基础，然后再选择自己的方向，这样会比较好，做出来的作品也显得成熟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