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罗特科普夫

“9·11”事件的后续反应让一种行为逻辑占了绝对上风，那就是任何统治之道都可以被扔一边，为了抓住美国的敌人可以不择手段。这影响到了每一个政府部门

差不多十年前，我拜访了“9·11”袭击后设立的纽约市警察局反恐部门。该部门位于布鲁克林的偏僻处，在一条不知名的街道上，那里是工业用地，四周环绕着铁丝网和涂画得乱七八糟的砖墙。

反恐中心仍然处于初创阶段，但已经配备了一排排电脑显示屏幕，一组官员和工作人员能够使用或阅读这座城市常住居民和访客的多种语言。我碰见的一个警察讲述了一个故事。“9·11”事件发生后，他是第一批回应无线电呼叫的警员之一。他到达世贸中心南楼后，刚想联系一个同事，建筑物就开始坍塌，只好拔腿就跑。他对我描述当时的情况：“黑暗从四面八方向我压来。”

他认为“纯粹是运气”救了他。他被送往医院，然后挺过了数月的康复治疗。他失去了许多朋友，但是每时每刻都想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我认识他时，他的新工作是防止再发生类似的灾难。他说起自己的处境时很淡定，描述自己的工作时也很冷静，他的任务是找出潜在的恐怖分子，将可能的阴谋扼杀在摇篮中。在他泰然自若的表情和眼神下，毫无疑问的是他对自己目标的那份坚定。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复仇的渴望。但他坚信不疑的是，不能让任何人再经历他和朋友、同事在那个夏末上午遭遇的事件。虽然世贸中心袭击事件通过最难以想象的直接和恐怖方式对他造成创伤，但是他的反应与美国政府的反应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