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楠　贾晓明

摘 要：失独失偶女性作为失独群体的构成之一，有其特殊性。本研究从抗逆力视角入手，采用个案研究方法，从个体与环境中风险性因素与保护性因素的互动探讨失独失偶女性抗逆力。研究发现：叠加的丧失使其面临特殊困境；失独失偶女性抗逆力的内在保护因素包括吃苦耐劳、隐忍的品质与良好的寻求社会支持的能力等，外在保护因素表现在亲属的照顾及多重社会关系的支持；纵向的个体发展阶段特征表现在长期生活及挫折经验积累；失独失偶女性抗逆力表现形式多样，包括传统的正向的抗逆力和隐性抗逆力，如抱怨、躯体化。

关键词：失独失偶女性；抗逆力；保护因素；隐性抗逆力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8-0098-04

据推算，我国目前失独家庭已超百万，每年新增7.6万[1]。失独群体是一个非常特殊且规模庞大的社会群体，近年来受到政府、社会及学界的重点关注。学者针对失独群体现状进行了大量研究，发现这一群体多面临经济健康状况差、日常生活照料缺失、无人养老送终、家庭关系不稳定、社会融入困难、心理痛苦[2-7]等困境。

失独失偶女性在失独群体中更为特殊。她们不单失去独生子女，又因疾病、离异等原因失去配偶。失去配偶这一危机事件无疑又会带来一系列心理应激和现实困境。美国华盛顿大学医院精神病学家Holmes等把人类社会生活中遭受的生活危机归纳并划分等级，其中配偶死亡、离婚所带来的心理应激高居前两位。丧偶事件对丧偶人群健康影响主要涉及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及社会关系3个方面[8]。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失独女性的丧偶比例及离婚比例均远远高于同龄的独生子女母亲[9]，极易成为失独失偶女性。对于这一群体而言，叠加的丧失加剧她们的哀伤与困境。

抗逆力（resilience）指个体身处逆境时，启动自身潜力，利用外界资源，通过内外因素的互动、调适，达成抗逆力的运作与成效[10]。抗逆力对于父母在面对丧失后逐渐接纳，积极评价，发展和实现个体的完整性至关重要[11]。抗逆力研究经历“特质论”“互动论”“建构论”“文化生态论”等不同发展阶段。“特质论”强调抗逆力是个体本身所具备的抵抗逆境的特质，“互动论”引入生态视角，关注个体与环境的互动过程[12]。“建构论”强调要采取干预措施建构和提升个体抗逆力。“文化生态论”则开始关注到跨文化因素对于抗逆力影响的差异性，是一种新的研究趋势[13]。此外，抗逆力可能存在性别差异，有研究发现，将抗逆力定义为动态过程时，女性的抗逆力水平显著高于男性的抗逆力水平[14]。

抗逆力是个体内部保护因素与外部保护因素相互适应并作用的结果，内在保护因素由个体心理能力与人格特质决定，包括精神、认知、社交/行为、情感和身体方面[15]。已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具有保护性作用的个人特质有：易照顾型的婴儿气质、幽默、自尊、自我价值感、高自我效能以及问题解决的策略等[16]。外在保护因素包括家庭资源及社会支持系统。Kumpfer的环境——个体互动模型从抗逆力产生的起点、过程到结果进行了完整的探讨，指出压力源或挑战是抗逆力产生的起点，抗逆力过程是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中风险性因素和保护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风险性因素使个体面临的压力或挑战变大，保护性因素则能缓冲它们造成的消极影响。抗逆力过程会导致三种可能的结果：抗逆力重构、适应、适应不良性重构[15]。

本研究从抗逆力视角着手，分析失独失偶女性在面临生命中重大丧失事件时的应对过程，包括抗逆力的内外在保护因子、运作过程和表现形式，并试图提出增强这一群体抗逆力的策略。

一、方法与对象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个案研究方法，对参与妇联入户走访期间认识的一位失独失偶女性进行了为期八次的深入访谈和参与观察。在征得被访对象知情同意后得以深入其家中开展访谈和观察了解，约每周一次，每次平均90分钟。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对其生活状态及整个生命历程进行细致的了解。

（二）研究对象

个案的背景资料如下：

Y，女，59岁，现退休在家，独自一人生活。主要依靠每月2 700元左右的退休金生活，無宗教信仰。2004年春节期间，女儿因骑自行车不慎摔倒致脑部受损，于2004年1月26日突然去世。丈夫1995年患脑血栓，瘫痪在床18年，靠Y一人悉心照料，2012年10月10日去世，访谈对象父母皆于早年去世。丈夫去世不久，Y双腿出现退行性关节病（某医院诊断结果），但多家医院诊断结果不一，治疗（包括放血、拔罐、刮痧、贴膏药、按摩、吃药等多种治疗手段）均没有效果，行走困难，活动范围受限，虽享有国家公费医疗依旧负担繁重。访谈对象日常生活拮据，家中衣物皆别人馈赠。Y现与另一户合住在十几平方米的狭小房间内，两家共用卫生间和厨房。

二、被访对象困境分析

（一）失独失偶带来心理重创和长期哀伤

访谈对象先后失去独生子女和配偶，十年间，最亲密的两人先后去世，持续的丧失给访谈对象首先带来强烈的心理冲击和分离焦虑。而失去女儿和失去丈夫这两个事件所带来的心理反应又具有差异性，在访谈的过程中访谈对象对女儿的去世表达了更多的哀伤情绪和对未来的担忧，如“你们俩换换多好啊”等。对于丈夫的去世，访谈对象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也意味着负担的减轻和心理的解脱。但丈夫的去世也让访谈对象一度丧失生活的意义和唯一支撑。

“我说这么多年了，他躺炕上多受罪啊，得了，早点解脱得了，他解脱我也解脱得了。

腿从他（丈夫）走之后就开始疼了。他走了有三年吧，疼了两三年了。”

访谈对象辛苦将女儿抚养至20岁，突发性的丧失如同晴天霹雳。访谈对象早年与丈夫的结合迫于父母压力，包办婚姻，后丈夫瘫痪在床。女儿替代性地寄托了访谈对象对于未来的全部希望。女儿突然的去世也意味着希望的彻底破灭。失去女儿对访谈对象造成的影响是多层面的，包括认知、情绪、动机等不同层面，具体如表1。

“那时候整个人都傻了，心都碎了，感觉天都塌了。

那会儿我把孩子的骨灰盒从殡仪馆接回家，搁家里天天守着它，他（丈夫）都不知道，晚上搂着她睡，五年的时候才把她埋了。

我可能是有病了，可能是一种病态，他们这电视一说谁结婚生孩子，不看，换台，换了台又是这，不看，关上。”

（二）家庭结构彻底解体，生活面临诸多困境

访谈对象在失去女儿和丈夫后，传统家庭结构彻底解体，失去了最稳固的支持，生活面临诸多困境。

1.贫困

访谈对象女儿已工作，其突然的去世使访谈对象失去了来自女儿的经济补给。现阶段，访谈对象仅靠每月2 700元的退休金维持生活，生活条件拮据。家中衣物皆别人馈赠，买菜做饭也很节省。Y现与另一户合住在十几平方米的狭小房间内，两家共用卫生间和厨房，居住条件既拥挤又简陋。

“我一般用水都是滴的水，滴的水不走表。”

“我们家东西，除了冰箱、微波炉、电视是自己买的，剩下全是别人给的。我从结了婚，30多年了，没买过一件衣裳。”

2.身体状况很差，生活困难

访谈对象从丈夫去世后开始出现退行性关节病，日常行动不便，活动范围受限，在多家医院治疗无效。现阶段访谈对象的退休金大部分用于治腿，医疗支出庞大。行走困难也给治疗过程带来诸多障碍。此外，也严重影响访谈对象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

3.日常偶发性的压力事件

在与访谈对象接触的这段时间内，访谈对象主要经历了三次较大的压力事件，一是自行车丢失事件，二是骑自行车摔倒事件，三是经历女儿的祭日。这三次事件都给访谈对象的生活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扰动和困难。尤其是每到清明节，难免会勾起很多回忆和思绪，正如访谈对象所说：“那几天挺难熬的，心里特烦，总是胡思乱想。”

（三）空巢生活带来强烈的寂寞感

访谈对象从丈夫去世后开始独居生活，因为行动不便多数时间待在家中，合住的另一家人很少回来这边居住，两家人早年有矛盾，至今交往较少，他们对于访谈对象丈夫孩子去世的事情也并不知情，反而他们回来时会给访谈对象带来更强烈的不安和恐惧，担心保守的秘密被发现。

因为长时间待在家中，访谈对象说平常会有强烈的孤独和寂寞感，觉得时间过得特慢。且不止一次地表达了担心自己死在屋内都没有人知道的担忧。

三、被访对象抗逆力分析

（一）抗逆力的保护因素

1.内在保护因素

（1）吃苦耐劳、隐忍的美好品质。访谈对象是一位朴实能干的中国传统女性，工作之后吃苦耐劳，在单位表现优秀，丈夫生病后，她一人照顾前后，任劳任怨，直到丈夫去世。当父亲执意要求与访谈对象一家同住的时候，访谈对象为了照顾父母的感受，即便再辛苦也想办法克服。而且在遭遇失独失偶之后，依旧能够勇敢地承担和顽强地生活。访谈过程中，当访谈对象谈到生活中的诸多困境表达最多的是“就瞎混去吧”“我特能忍，就使劲忍着”。

“一开始天天给洗澡，后来在床上躺着经常给他擦，为了省钱，什么都自己学，全都自己干，插导尿管、剃头、理发、刮脸。

那会儿搬迁，我妈我爸那会儿非要跟我们在这儿住，四家子住一块了都，我们家，我爸妈，还有我侄子，我哥哥，怎么住你说。给我困的呀，苦的哟。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工资）20多块钱，后来涨到40多块钱，也不怕苦那会，特能干，给个活就干。”

（2）自尊、要强的性格特征。访谈对象性格要强，且有特别强烈的自尊心。比如，她不愿意把家里的事情告诉别人，担心别人另眼相待，合住的一家人以及街坊邻居至今都不知道丈夫女儿去世的事情，这种强烈的自尊从某种程度上能够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为自己创造了一种相对来说较为安全且舒适的外部交往环境，防疫外界标签带来的消极影响。Y特别排斥别人说她命不好，并不相信命运，这某种程度上能够激发其潜能的发挥，并试图做出一些积极的改变。

“以前他活着的时候，有时候摔在地上，我就一个人把他拽上床，床太高了，就把他先拽到低的理疗床，再往上拽，就怕让人听见。

我們同事说你这人真不错。你命不好，我说什么叫命好命不好啊，我不信这，我要找一好的老公至于这样么，这不就为了成全我妈吗。”

（3）良好的情感表达与寻求社会支持的能力。通过与访谈对象的长期接触，访谈对象能够很好地倾诉她的人生经历及对人对事的看法，能够很好地感知到环境当中的支持，并很好地利用它。比如“大姐”“师傅”、同事和卖菜一家。非常特别的是访谈对象和卖菜一家之间长期形成的互补式交往的互动方式，这能让访谈对象在和他人的互动中同时感受到自身的价值，提升自我效能感。

“昨天在那孩子那儿（卖菜一家的孩子）拿回点菜，我说：“给我点菜吧，我没菜了，”他说：“你愿意吃什么自己拿吧，”后来我就给他送了一碗炖肉去。

有的时候自己拿不上来，就让那孩子给我提上来。”

（4）利他倾向。在与卖菜一家的交往过程中，访谈对象表现出强烈的利他倾向，包括提供物质支持，帮助照顾摊位等，这种主动建立关系并很好地利用这种关系，一方面能够很好地提升访谈对象的自我效能感，另一方面通过这种互补式的交往又能够满足自己某些生活上的需要。访谈对象也提到自己什么事情都会先为别人考虑，凡事不爱计较，这也是街坊朋友愿意跟她打交道非常重要的原因。

“给卖菜他们家，这个是两个枕套和一个床罩。我平常不用的东西基本上都给他们。跟他们认识还挺好的。有什么活什么的，我说给我干点什么活，骑车就来，二话不说。”

2.外在保护因素

（1）亲属的照顾。访谈对象因为父母皆已去世，部分兄弟姐妹远在外地，主要依靠弟弟照顾。孩子刚去世的时候弟弟担心访谈对象出现自杀等过激行为便接过去一起生活，后来访谈对象搬回来独自居住弟弟便经常过来看望，时刻关注访谈对象的生活状态，能够在必要的时候给予及时的支持和关心。

“那会儿，我弟天天跟着我，一步都不离。

跟我弟住了五年啊，后来搬到房山，我又跟着他们去房山。后来他们又从房山搬到大兴，也是三天两头让我回去，你来吧你来吧，你别在那儿住了，你在那儿住不好。

（2）多重社会关系的支持。除了来自弟弟的照顾，访谈对象还获得了来自“大姐”、师傅、同事、邻居、外地卖菜一家多方面多层次的支持，这种支持为访谈对象营造了一种支持性的外部环境。

首先是“大姐”，访谈对象提到最多次，“大姐”和访谈对象从小一起在一个胡同儿长大，现年60多岁，虽不是亲姐妹却胜似亲姐妹，“大姐”对访谈对象的照顾细致到衣食住行每一个环节，对访谈对象的境遇及生活状况知道得最清楚。访谈对象提到，“大姐”每个星期都会给她打一个电话，考虑到电话费太贵会主动给访谈对象打电话。访谈对象的衣服是“大姐”给的，药是大姐帮忙开的，很多吃的也是大姐送的，而最悲伤的阶段也都是大姐一路陪伴过来的。

“大姐给的最多，我们家出事儿那会，天天陪着我，真是一步都不离我。

在医院那会，大姐给买的烧饼。平常去看病，大姐给买一些东西让拎着回去。她就这人，真是比亲姐妹还亲呢。”

师傅、同事是访谈对象早年工作时候认识的，能够提供必要的生活上的照顾，比如有一次访谈对象不慎骑车摔倒，同事知道后便及时送来了膏药。师傅经常邀请访谈对象去她家吃饭、聚餐，使访谈对象能够更多地与人接触的同时又能够很好地保护访谈对象的隐私。访谈对象自行车丢了之后，邻居及时又送给阿姨一辆车，虽然会比较破旧一些，却也能解决当下的困难。

此外，访谈对象与卖菜一家建立的互助关系也非常特别，尽管访谈对象的生活面临很多困难，却也能够靠自己微薄的力量帮助到他人，而这种帮助在对方那里得到巨大的认可，进而回馈以力所能及的帮助。

3.纵向的个体发展阶段特征

追踪访谈对象的成长经历，受社会环境、家庭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访谈对象的成长轨迹中面临诸多挫折事件。

访谈对象早年遇到的各种挫折使访谈对象习得很多应对挫折的经验和能力，另一方面又起到某种缓冲的作用。

早年经验对于应对挫折事件的影响又表现在生活经验的积累，比如访谈对象早年很能干，家中的大小事务都靠她一人承担，这种经验其实为她应对丈夫瘫痪、女儿去世后的独自生活积累了很多生活经验，使其具有良好的自我照顾与管理能力，进而能够对生活有比较好的计划与安排，不至于完全依赖他人。

（二）抗逆力的运作过程

访谈对象抗逆力的运作过程是风险性因素与保护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相互作用体现在个体层面与环境层面。个体层面访谈对象所面临的风险性因素即失去女儿后出现的一系列哀伤反应和身体疾病带来的生活行动不便，保护性因素是访谈对象身上具有的女性特有的正向的性格特征，如中国传统女性吃苦耐劳的美好品质和良好的寻求社会支持的能力等。环境层面风险因素较多，首先是面临诸多生活困境、医疗困难及社区/政府关怀缺失，环境当中的保护因素则体现在家庭关系及多重社会关系的支持。

（三）抗逆力的表现

抗逆力表现形式多样，包括传统的正向的抗逆力，也包括一些负向的抗逆力，即隐性抗逆力。通过与访谈对象的长期接触，研究者发现访谈对象经常会表达出对政府对社区的抱怨，一方面抱怨政府当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而当她们失去独生子女后，却没有感受到政府社区的关怀。另一方面是抱怨政府工作人员没有把上级的政策落到实处。研究者认为这是一种隐性抗逆力的表现。其背后的需要是希望获得政府和社区的关注。此外，研究者认为访谈对象出现的腿疼及全身疼痛的症状可能跟哀伤和躯体化有关。访谈对象更多地感受到身体的疼痛以至于能够逃避丧失带来的心理痛苦。

四、讨论与建议

（一）失独失偶女性面临的困境讨论

女性在面临失独失偶连续的丧失事件后，会面临多重困境，包括心理、日常生活等不同层面。本研究结论支持了早先对于失独群体及丧偶群体困境的研究。

然而与单一的失独和丧偶相比，既失独又失偶这种叠加的丧失引发的女性的哀伤反应和带来的困境又具有特殊性。程度上冲击更强烈，影响更深远，造成家庭结构的彻底解体和情绪、认知、行为、动机、身体等全方面的哀伤反应，需要更长时间的哀伤来处理。

（二）失独失偶女性抗逆力的分析讨论

1.失独失偶女性抗逆力具有鲜明的文化背景和女性特点

失独失偶女性的抗逆力具有鲜明的文化背景。首先，失独失偶女性这一群体年龄多在50岁以上，经历新旧社会的交替。在男尊女卑的传统社会，女性负责家庭的大小事务，服侍丈夫，照顾老小。而到了新社会，整个社会思潮主张女性独立，“女性能顶半边天”，大批的女性投入生产。且这一群体多经历艰苦的生活环境。成长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她们普遍具有新社会的独立，又具有传统社会的隐忍和吃苦耐劳，这在访谈对象身上有特别突出的体现。吃苦耐劳、隐忍的良好品质是中国文化下抗逆力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表现。

这种文化特征又体现在对于失独失偶女性而言，在面临诸多困境的状况下，对兄弟姐妹、父母的需要是非常重要的，失去独生子女之后，父母和兄弟姐妹便成了最直接的親人。如果父母在世、兄弟姐妹能够提供很好的支持，对他们而言无疑是很大的帮助和慰藉。这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强调血缘亲情的理念相一致，与街坊邻居、朋友关系再好，也很难替代家庭成员的位置。

失独失偶女性的抗逆力具有鲜明的女性特点。有研究表明，女性相较于男性能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原因在于女性在心理诉说和寻求帮助两方面显著优于男性[16]。本研究支持了已有研究，研究者也发现，失独失偶女性在应对逆境时，往往更善于表达和求助，无论是面向家庭成员还是其他社会关系，这是帮助其能够更好地应对困境非常重要的优势。此外，女性相较于男性更易于与年轻人建立关系，会有更多交往策略和媒介，更易于获得后辈的情感支持和补偿。失独失偶女性抗逆力的女性特点还表现在女性通常在家庭中承担更多的家务，因此女性在生活层面具有更好的自我照顾与管理能力。

2.失独失偶女性抗逆力保护性和风险性因素相互作用和转化

抗逆力的运作过程是不同要素之间（风险性、保护性因素之间，个体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研究发现，由于个体心理的复杂性及事件影响的多样性，很难将具体某一点严格界定为抗逆力的保护性因素还是风险性因素。这两者之间的边界并不清晰，某种状况下因时因地而异，或者更多的是一种主次关系。比如，访谈对象性格特征当中的隐忍能够使其从认知层面对现实有更多的包容，忍具有鲜明的传统文化特征，但同时，一味地忍耐又会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

3.失独失偶女性能够在低水平的平衡状态下生活

对于访谈对象而言，整体评估其适应状态，更多是一种丧失性重构的平衡状态。访谈对象在访谈过程中提到最多的词汇是“凑合过吧”。而访谈对象某种程度上能够代表失独失偶且贫困的一类女性的现实状态。尽管生活千疮百孔，她们却依旧能够在整体低水平的平衡状态下生活，并能在出现一些偶发性的压力事件时自我修复和调节，比如孩子祭日所带来的心理扰动能够通过几天的调整恢复，且整体朝更好的状态发展，她们忍耐顽强，充分体现了生命的韧性与伟大。

（三）抗逆力视角下干预失独失偶女性的建议

1.个体层面

要肯定并发扬失独失偶女性在应对困境时所表现出的（传统意义上的）抗逆力，如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更愿意表达并主动求助的女性特征。失独失偶对女性产生最直接的影响体现在认知层面和情绪层面，且这两者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干预过程中需协助个案对失独失偶事件建立更理性且相对正向的认知，避免陷入自我归因及结构归因两种极端且重建生命的意义。情绪层面应鼓励适当的忍耐和适时的表达。行为层面鼓励失独失偶女性的社会参与，发现现实生活尚有的美好，重建生命意义。

2.环境层面

应从家庭、社会关系、政府/社区/社会层面入手，改善失独失偶女性外部环境。家庭层面的互动最为亲密和频繁，且支持最为直接和需要，因此家庭的支持非常重要，无论是来自父母还是兄弟姐妹，包括日常生活的照料和包容倾听，必要的时候社会工作者需要成为家庭关系的协调者。社会关系层面鼓励朋友、邻居之间的日常支持和群体之间的活动参与、情感表达和经验分享。政府/社区/社会应从这一群体需要入手，针对性提供相应服务，包括经济支持、基本生活照顾、文娱活动组织、政策帮扶、心理干预等，搭建平台，链接资源，改善外部环境。

3.关注个体隐性抗逆力，发现背后需要

失独失偶女性问题行为（如抱怨、躯体化、上访等）的背后也是表达某种需要，希望获得关注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等等。此时，应积极倾听她们的需要，进而从个体和环境层面进行干预，减少其问题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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