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玲玉

摘 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飞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有很多，主要由于地方政府为了自身的政治晋升和经济利益，展开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竞争，才导致了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1]。而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央地关系变迁的产物，因此对央地关系变迁进行研究，进而深入到它的产物——地方政府竞争的部分，就能够深入思考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这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央地关系；地方政府竞争；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8-0055-02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整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后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很多，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地方政府竞争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同时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中央和地方关系变迁的产物，因此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和地方关系变迁以及它的产物——地方政府竞争，对于更好理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和现实意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和借鉴了一些苏联经验，建立了一个高度集权的统收统支模式。“一五”期间，中央控制的财政收入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75%，国家统配及部管物资种类由1954年的261种上升到1957年的532种，中央直属企事业单位由1954年的2 800个增加到1957年的9 300个等等[2]75。后来，中央领导意识到管得过多影响了地方的积极性，因此在1958年决定下放部分权力，以达到恢复经济发展提高地方积极性的目的。但是这一举措跟“大跃进”撞到了一起，于是出现了大量问题和弊端，给国家的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混乱。

国民经济三年调整时期，中央慢慢收回了部分权力，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这段时间出现了比较有名的“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中央的第二次分权始于1970年，当时更多考虑的是军事原因。幸运的是这种举措收到了一定的成果，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1977年的中央为了改善当时的混乱局面，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在国家生活的很多方面部分收回了权力。

1949—1978年这段时期是我国改革开放前的一段非常重要时期，它是一种相对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因此在这种体制模式下的中央和地方关系是一种生产经营性的关系，企业在各级政府的指导和命令下生产各种国家和社会所需的物品，这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正常的中央和地方关系，同时也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缺乏充分的交流和合作，因为在中央集权经济体制下是中央统一调配各项资源，各级地方无法充分施展自己的拳脚去大干一场，于是导致了地方之间的合作和竞争不够的情况发生。在这种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制之下，就算有些地方政府需要某种资源，它们也不会通过正常渠道解决，只会诉诸非正常途径。因此各级地方政府之间是严重缺乏竞争的，因为地方的自主性太小，只是单纯被动接受中央的各项指令，生产积极性完全没有被调动起来，因此这一时期国家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增长和发展的幅度并不是很大，远远没有改革开放后所取得的成果显著。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正确决策，中国也由计划经济体制开始逐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移。在这一过程中改革的特点可以简单总结为“简政放权”，通俗来讲就是中央逐渐把一些权力下放到地方和企事业单位，使得地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有了很大提高，从而使得国家经济获得了高度的发展。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地方的事权，比如说企业自主权扩大的现象。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直接控制的企业占全国很大一部分，但在这次改革中中央把大部分企业的管理权下放到了地方，从而使地方的事权有了一定的扩大，同时中央也慢慢通过各种文件使部分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体。在这一放权过程中，地方政府逐渐变得主动和独立，生产积极性和企业活力大大提升。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合理的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增加了地方经济的活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拥有国家立法权。改革开放之后，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不僅修改了立法体制，而且逐渐把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赋予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使得国家的立法体制呈现出多层次的特点，地方由此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张五常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学术成果颇丰，在解释中国经济为何能取得令世界瞩目的发展奇迹这一问题上提出了著名的“县级政府竞争”的观点。张五常认为，中国分为国家、省、市、县、镇、村和户七级，在这七级中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在县之手，县拥有国家的经济权力，而这一点就决定了地区竞争的激烈程度，因此中国的地区竞争在性质与活力方面是独具一格的。张五常指出“中国应该从等级界定权利的制度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刚好用上的是存在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承包责任合约，所谓承包责任合约，从最简单因而最完善的形式看，等于国家通过土地租约授予私有产权，这租约的年期可长可短，原则上是可以永久的，国家没有放弃土地的所有权，但使用权与收入权则为承租人独有，转让或出售可用转租的形式处理”[3]138。

张五常用长三角和珠三角两个地区的例子来说明中央和地方关系变迁、地方政府竞争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三者之间的联系。他首先指出在1994年未改革之前，珠三角发展的势头很好，因此在珠三角国家垄断的企业寥寥无几，这就导致一些香港的商人投入资金和科技，在很短时间就可以使企业投入生产，因此相比较长三角而言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显然快速多了。但是到了1994年国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调整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逐步放权到地方，使地方的企业活力和竞争力显著增强，长三角毫无意外地超过了珠三角，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原因其实很简单，改革前珠三角的大批私营企业已经基本固定了模式落地生根，改革之后可以调整的弹性很小，因此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不大，相反在长三角，改革之后土地使用的弹性大大增加，县级政府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因此在这一时期经济发展速度大大增加。

同时张五常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佃农分成理论”，就是“一个县可以视作一个庞大的购物商场，由一家企业管理，租用这商场的客户可比作县的投资者，商场租客交一个固定的最低租金，等于投资者付一个固定的低价，加一个分成租金，等于政府收的增值税”[3]161。这个理论告诉我们，在土地使用的问题上各方会因为分成而小心翼翼，县级政府会小心翼翼挑选好的投资者，为他们提供有利条件吸引投资，在这种模式下各级县政府之间为了业绩竞争越来越激烈，从而促进了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

不难发现，改革前地方各级政府只是单纯听从中央政府的安排，本身并没有什么竞争和地方经济发展上的压力，但是在改革之后地方政府尤其是各级地方县政府之间获得了部分权力，有了一定的资源配置权和经济发展的自主权，在这个前提下就有了发展本地区经济的动力和信念。同时，改革开放前国家基本是闭塞的，没有有效的引入大量国际社会的广泛资源，但是在对外开放之后，我国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之间交流和合作大大增加，也有大量的国际资源流入中国，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各级地方政府对资源的激烈争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效促进国家经济发展。

由此可以看出改革后中央逐渐向地方放权，各级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调配资源的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加，彼此之间的竞争程度越来越激烈，这是一种为了经济发展而展开的竞争，都是为了本地区的经济和财富增长而展开的竞争。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地方各级政府只是单纯听从于中央，仅仅竞争中央分配下来的各项资源，并没有动力和意愿去发展本地区的经济，因此国家的财富总量只是分配并没有增加。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地方各级政府所获得的权力越来越多，能够支配的资源也越来越多，他们有了发展本地区经济的意愿和动力，因而有效促进了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改革之前，各级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政治而非经济，但是在改革之后，各级政府的目标统一变成了经济，在这个前提下地方政府尤其是各县级政府为了政绩会为投资者提供优惠条件，从而促进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激烈竞争，进而有效推动经济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令世界瞩目，这得益于很多因素，比如姚洋“一个自主的、关注社会整体长远利益的中性政府”理论，秦晖的“低消费、高积累”的理论。本文主要是从张五常“县级政府竞争”这个角度来进行分析，分析为何县级政府之間的竞争可以促进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县级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又是中央和地方关系变迁的附属物，因此本文首先介绍了一下新中国成立后各个阶段的央地关系变迁情况，然后分析为什么会导致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激烈竞争以及是如何促进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情况，从而把央地关系变迁、县级政府竞争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三者有效串联起来，认为是随着央地关系的变迁导致地方的权力和资源配置权越来越大，自主性和积极性显著提高，有很大意愿去积极发展本地经济，从而有效促进了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高速的经济发展，这一点对我们以后的国家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张晖.央地关系变迁、分权与地方政府竞争——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因的思考[J].商业时代，2011（29）.

[2]熊文钊.大国地方——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宪政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