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黎明

八月流火，里约奥运激战正酣。就像狂欢过后的寂寞一样，17天的赛事结束之后，这座狂野之城又将回归日常的平淡。那么，体育赛事能给一个城市带来哪些改变？赛事之后，体育场馆如何可持续运营？这些在伦敦北京两大城市曾经面临的难题，里约也将去一一面对。

然而，里约奥运会自申奥成功以来，巴西国内政治经济情况一落千丈、里约市内安全问题重重、寨卡病毒依旧流行，奥运会场馆建设预算大幅削减，想与北京和伦敦奥运会比较已经不现实。赛事过后，体育场馆如何运营，却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这个国际难题，自有其中国特色。

在中国，体育赛事的举办，体育场馆的运营，不仅仅是举办一届运动会，具有更多的政治意义。近年来不少城市热衷于举办花博会、世博会、全运会……这个会那个会，其真实用意大都脱离不开土地经济这个根本问题，以运动会的名义大兴土木，大修路桥，大搞基建，活动一结束，土地可以随时转为商业用地或商品住宅，以举国体制，花大钱办大事，落幕以后就走上了卖地圈钱的路径，衍生出完整的“运动会经济”“世博会经济”。但这种经济，并不是想从活动本身来赚钱，实际上也赚不了钱，那么地方政府要的是什么？一少部分可能是国家的面子，让全世界见证中国的发展，比如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更主要的原因则是地方政府找到了一个大搞投资建设的借口，拆能算GDP，建也能算GDP，除了光鲜的政绩外，还能有理由向中央财政伸手要钱，各种项目立项招标，何乐而不为？

造成诸多问题的症结便是，体育场馆运营没有与市场经济接轨，还在以行政指令的方式建设、管理、运营体育场馆。

我国体育赛事以前一直都是由国家包办，体育场馆作为体育赛事的载体，形成一种“国家出钱建设、国家派人管理”的保守认识，体育和经济严重脱节。多年来只强调国家投入，不注重自身的商业开发。国家队出国参加大型比赛拉赞助，从来都回避创收的动机，并没有把体育定位在一种商业活动的格局上；对体育的消费也仅停留在福利型的低层次消费上，而没有将其引向货币化、市场化的高层次消费。在上个世纪中后期，才尝试性地使体育从政府行为向企业行为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仍带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

那么，如何在计划经济的桎梏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改变呢？

选址，加强与城市之间的联系

现代的大型体育场馆占地面积大，而城市土地资源又稀缺有限，一般都远离市中心。为了筹备2011年世界大运会，深圳新建了不少大型体育场馆，囿于土地的限制，这些场馆大多建在龙岗這样远离市中心的地段，一般只能满足龙岗居民的需求。武汉2007年连续承办女足世界杯、六城会、八艺节后，修建了华中地区规模最大场馆群，相比武汉市区内有着地理优势的体育场馆，位于沌口的武体中心还面临着诸如远离市中心、地理位置较偏、周边人口密度有限等劣势。

因此，在一些大型的体育场馆的周边，有必要完善交通、购物、餐饮等配套设施，以吸引更多的观众和锻炼着。当今世界场馆外部设施功能多样化，呈现出“体育一休闲一商务”一体化趋势，“体育一休闲一商务”一体化的建设思想称之为“体育场馆建设的第二次革命”，越来越多的经济发达国家在走这种发展道路。例如，澳大利亚各级政府充分利用优越的自然环境条件，兴建大众体育场馆，有的国家兴建奥林匹克公园，把运动与旅游、休闲结合起来，通过举办众多的国际比赛，吸引大众游客来观光旅游，吸引其它国家的运动员到本地进行训练，从而促进旅游业和健身娱乐业的发展。另外，在一些体育发达国家，体育场馆的建设与办公楼建在一起，使人更加方便参加体育活动。体育场馆的这种一体化发展，不仅改善了体育场馆的外部环境，而且使体育与旅游、休闲、办公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既提高了土地和公共设施的利用率，又能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

设施，场馆功能多元化

举办完大型赛事以后，多需要对体育场馆进行改造，利用大型体育场馆的附属设施把体育场馆打造成休闲、娱乐中心。这就要求在规划设计之初，就考虑到场馆设施功能的多元化。

伦敦奥运会，就是以“永续发展”以及后奥运的“遗产管理”概念，赢得奥运会的举办权。为了达到“让奥运会留下一份厚重的遗产”的目标，伦敦奥组委颇费了一番心思。

首先，选址上考虑相对贫穷的东伦敦，希望能够借助伦敦奥运会的契机改变整个伦敦东区的面貌。举办奥运会之前的伦敦东区，是一个相对贫穷和混乱的区域。市政府在东区拆除了200多座建筑，清理了超过130万平方米的场地，施工初期伦敦市政府要求施工方必须达到90%的循环利用率，完工后甚至超过了这个标准，有95%的拆除物被再利用或回收。

奥林匹克公园使用完毕以后，变身为伊丽莎白公园，成为了全欧洲150年来最大的城市公园之一，依托公园的修建，极大的改变了周边社区的面貌。不仅邻近社区可通过运河小径、步道、单车专用道等，就近享受新的休闲场所，奥林匹克公园也将经由地铁、轻轨列车和各式大众运输工具与伦敦市中心接轨，让伦敦市民及各地游客轻松前往，数千个新的工作岗位将因奥林匹克公园而诞生，当地社区和居民也将因新设施而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为了达到永续经营的目地，市政府专门成立了奥林匹克公园遗产公司。从伦敦碗，到普通的体育场馆，都将被改建、拆卸和再利用。主场馆 “伦敦碗”由5个环状结构组成，奥运期间可以容纳8万名观众，但只有位于碗底下的2.5万个座位是永久性座位，汤碗外围架设了一个可以拆卸的轻质铁架做看台，附加了5.5万张临时坐椅。奥运会结束以后，由轻质铁架组成的上层环状结构将被拆除，部分临时坐椅也会被重新组装，使“伦敦碗”场馆的面积缩小2/3，可容纳6万观众。如果需要，也可以拆除全部临时坐椅，只留下2.5万个永久坐席。同理，游泳场馆被分割成规模较小的游泳池对公众开放，手球馆也会改头换面成为健身中心。一些体育设施甚至被售卖给了里约奥组委，真正实现了再利用。

运营，尊重市场厘清权责

我国现有的大型体育场馆，绝大多数是由政府投资兴建的，90%由体育行政部门采取事业单位的管理模式进行管理运营。为了焕发这些体育场馆的生机和活力，要对这些体育场馆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改制。对国有大型体育场馆的改革、改制可以借鉴国有企业改革、改制的成功经验。

一是采取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进行类似改造，股份制改造是较为理想的改革模式。首先是将大型体育场馆的管理部门从体育行政部门剥离，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吸引民营资本参股投入资金，对已有的大型体育场馆进行管理运营，并将大型体育场馆的资产像企业资产一样纳入国有资产监管部门的监管范围。通过彻底的股份制、公司化改造，解决现行体制框架内影响国有体育场馆发展的难点问题，并可实现场馆的现代化管理。一方面，股份有限公司能够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从法律和公司章程上消除政企不分、事企不分、产权不清、责任不明等现象。另一方面，作为现代公司形式之一的股份有限公司，其最重要的架构就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它具备非常科学、严谨的权力制衡机制，能够实现公司整体运作权责明确、监督有力、奖罚公平的目的。

二是委托经营管理。对于那些规模较大，周围无其他场馆的单体场馆，可以采取委托经营管理的模式。这是国有大型体育场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一种经营方式：即各级国有大型体育场馆的资产主管部门通过一定的方式选派经营者（一般是体育管理部门以外的管理公司、个人或体育协会等）作为国有体育场馆的负责人，代理其经营国有体育场馆。被委托的经营者和各级国有大型体育场馆的资产主管部门签订经营合同，划清彼此间的责、权、利关系。

实际上，北京的鸟巢、五棵松篮球馆等都在进行类似的尝试。对于一线城市而言，拥有更多的人才、优秀的运营理念，以及面向全国的市场，这样的市场化转型相对容易一些。最让人担心的，还是那些举全市之力举办了各种运动会的三四线城市。（本文作者系安邦咨询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