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权

·医苑轶事·

香港麻风病院的发展历程及其贡献述要

王景权

近代香港向无麻风院之设，发现麻风患者或禁居于麻风病人之居留地，或在1949年之前会被遣送回广州，以及送往邻近的广东石龙麻风院进行治疗［1］。后也有不少患者在当地的传染病院如东华医院（Tung Wah Hospital）等划出部分区域对此类患者进行住院治疗［2］。这种麻风管理体制减轻了香港麻风防治负担，不过麻风病人与传染病院病人混集，也诸多不便，有时在措施落实上也产生一些问题。据1935年10月27日《香港工商日报》报道，在1935年10月15日，“当局曾将疯人（指:麻风患者）十一名，拟解往石龙，讵至车站时，其中二人竟趁机遁去，对于市面治安影响殊大”。虽然当时港英当局也因此考虑过设立麻风病院的问题［2］，但是由于多种原因，一直未能落实。

1946年从广东汕头来到香港的世界著名麻风病专家裴义礼（Neil Duncan Fraser，1900-1969）作为在英国的国际麻风救济会（The Mission to Lepers，1965年改称The Leprosy Mission）［转引Caring Comes First: The Leprosy Mission Story，Cyril Davey，Marshall Pickering，1987 p100］的兼职医学秘书，前来香港开展麻风救助工作（图1）。裴义礼1924年即在华南汕头地区（今汕尾）开展麻风救治工作22年，当时他在汕头乡村建立了麻风诊疗所，并使用由菲律宾麻风专家韦德（H.W.Wade，1886-1968）推荐的大风子油治疗麻风取得了满意效果。1950年6月，他成为国际麻风救济会香港分会负责人后，向国际麻风救济会建议:应该针对香港与中国大陆关系变化的实际以及香港麻风流行的现状，在香港采用新的动态方法处理麻风问题。随后他开始在香港东华医院的一处附属建筑物里开展麻风收容治疗工作，1950年12月又搬迁到沙湾（Sany Bay）海滩附近的一个用于堆放客死异乡尸骨的草庐里开展麻风住院治疗工作。这个新院址尽管在“棺材屋”（施棺善会）附近的棚屋里，不过它为161名从东华医院拥挤的病房中转移过来的麻风病人提供了独立的住院治疗服务，成为了麻风病人真正的家［3］。1950年，香港新发现麻风病例183例，绝大多数麻风患者在这里住院诊治。

经裴义礼等多次与港英当局的协调倡导，1951年夏天，港英政府给予国际麻风救济会香港分会一个离香港9英里的小岛--尼姑洲（Nun Island），租金象征性一年收10港元，小岛改称喜灵洲（Hay Ling Chau Island），或叫快乐治愈岛（The Isle of Happy Healing）。该麻风病院的建设基本由许多从大陆偷渡过来的麻风病人完成，2年半内，沿岸排列的石砖屋组成一个包括马雅各纪念医学中心、病人区、工作间、商店和办公室的建筑全部完工，最初喜灵洲麻风病院收治的病人仅有450例左右，后来增加到540例麻风病人。该院由国际麻风救济会香港分会进行管理。在裴义礼带领下，喜灵洲麻风病院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声誉的模范麻风病院。在麻风病院成立初期，这里就开始使用DDS（氨苯砜）及其衍生物进行麻风治疗，与杭州、北海和济南等麻风病院同为大中国地区最早开展砜类药物治疗的麻风病院之一。该病院成立后，吸引了许多病人前来治疗（包括当时由于饥饿与贫穷，一些偷渡来的大陆病人）。曾经好几任港督和其他名人都很高兴与它联系并定期走访这个病院。1960年裴义礼离开香港去伦敦的国际麻风救济会总部担任医学秘书，1969年8月3日因心肌梗塞过世［4］。

图1　斐义礼医师（Dr.Neil Duncan Fraser，1900-1969），香港麻风病院创始人

施钦仁（Olaf K.Skinsnes，1917-1997）在喜灵洲麻风病院建立过程中，也作出了较大贡献，20世纪50年代初他在海滨“棺材屋”附近，见到39例麻风病人拥挤在一个棚屋里［5］，不顾各种阻力和裴义礼密切合作，到处奔走呼吁，筹集资金，为倡导和设计建造香港麻风病院付出了艰辛的努力［6］。施钦仁1917年出生于我国河南信阳市一个传教士家庭［7］，1947年他在香港大学任病理学讲师，对于麻风免疫和病理方面的研究特别感兴趣，即使他1959年去芝加哥大学以后，仍然与香港麻风界开展了密切的麻风实验研究。他将香港的麻风病院和麻风诊所作为他的研究基地，特别在麻风机体防御机制及麻风肉芽肿浸润等方面都有创造性贡献。1967年去夏威夷大学担任病理学教授［8］。1985-1995年他在广州中山医科大学及中国麻风防治研究中心从事麻风研究工作［9］。

香港喜灵洲麻风病院当时在麻风治疗研究上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20世纪50年代香港开始用DDS治疗麻风；1967年他们开始用B663（氨法齐明）治疗，它为国内首先使用B663治疗的麻风病院，1968年，该院医务主任沃伦（Agnes Grace Warren）在《麻风评论》（Leprosy Review）上发表了《B663使用的初步报告》论文，为当时国际上较有影响力的研究报告之一［10］，而且较早发现了B663治疗预防麻风反应的功效［11］。该院在20世纪70年代初，即开始探索用两种药物治疗麻风查菌阳性的患者以防止耐药（图2）。

图2　1970年的香港喜灵洲麻风病院

香港麻风病院在1958年美国整形外科同行访问后，1959年沃伦和哈曼（Harman）大夫即开始进行麻风整复手术，1962-1963年沃伦到南印度的韦洛尔（Vellore）师从保罗·布兰德（Paul Wilson Brand，1914-2003）大夫进修麻风整形手术，回来后在该院大量开展麻风爪形手、垂足、面部等矫正手术。一般每周进行1～2次手术，麻风病院适合手术治疗的对象基本上都给予矫正治疗，以适应今后重返社会的需要［12］。许多亚洲国家的麻风防治工作者，也前往该院进修学习麻风康复方面的知识［13］。沃伦大夫1960-1974年也担任了香港医学院（Hong Kong Medical School）麻风讲师，她还发现麻风神经损害的骨损害是可以愈合的，通过科学的研究证实了这个观点，并因此获得硕士学位［14］。该院在麻风理疗方面也作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沃伦和麻风病院理疗师宋爱真（Jean M Watson，亦称沃森）就认识到麻风残疾其实是神经损害的原因，痛觉在导致麻风残疾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因此，加强残疾肢体的防护是预防麻风残疾的基本原则［15］。沃伦在1975年后担任国际麻风救济会亚洲地区麻风和整复外科顾问，曾先后应邀到全球27个国家的麻风病院传授麻风整形外科技术，在麻风整形康复方面取得了较高的声望，2008年当选为国际麻风救济会副会长。

香港每年发现的麻风病人数从1966年开始逐渐下降，每年已低于200例；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下降较快，1974年仅发现110例，1975年发现78例。与此同时，香港设立了特别皮肤科诊所（Hong Kong Special Clinic），门诊治疗部分麻风病患者［16］。根据这样的流行态势，1975年1月，香港当局将喜灵洲麻风病院关闭。后来该岛成为一所戒毒所和两所惩教所等敏感机构所在地。

喜灵洲麻风病院在其成立过程中，共治愈2000多例麻风病人。余下的51例病人被转至荔枝角医院（Lai Chi Kok Hospital）的特别皮肤科继续住院服务；后来因为需要长期住院治疗的病人数量少，在荔枝角医院仍设立20张住院病房。只有那些严重残疾的，年老的以及有社会问题的病人才可以住院，一支有丰富经验的工作人员团队包括2、3位治愈病人留在这个医院照顾这些病人［17］。最终该院转型为一所精神病疗养院。2012年该处又被改建为香港饶宗颐文化馆，成为香港文化的新地标。香港的麻风防治服务继续由本港卫生署社会卫生科领导下的不同级别的医院特别皮肤诊所提供服务［18］，如九龙医院、邓肇坚医院、赛营盘赛马俱乐部诊所等，提供的治疗完全是免费的。2012年香港仅发现新病人4例，麻风发现率为0.057/10万。国际输入病例及流动人口中的麻风病例，成了香港麻风控制的主要挑战［19］。

香港麻风的控制，由早期流行较重时的收容隔离住院为主［20］，逐渐发展为住院与门诊并存以及最终的社会门诊治疗，都是根据当地流行实际和卫生水平做出的现实选择，这其中，麻风病院在一定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麻风流行的控制和麻风科技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香港麻风流行控制的发展轨迹与历程对于中国今后麻风防治工作的开展及麻风病院的转型有一定启示，中国大陆当前麻风控制仍需要长期努力，继续沿着终止传染、减少残疾及促进融合的三条技术路径前进，才能最终为实现一个没有麻风病的世界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志谢：承蒙前香港麻风病院医务主任、澳大利亚的Grace Warren女士，前香港麻风病院理疗师、英国的Jean M Watson女士，荷兰Infolep Leprosy Information Services麻风信息官员Jiske Erlings和Ilse Egers提供有关档案或论文资料；英国国际麻风救济会（TLMI）总干事Geoff Warne提供有关线索；英国伯明翰大学P K Das和Jonathan Reinarz教授给予技术协助，一并深表谢意！

［1］梁其姿.朱慧颖译.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72，273.

［2］佚名.香港将设麻疯病院［J］.麻疯季刊，1935，9（4）:62.

［3］Fancut W.Neil Duncan Fraser（1900-1969）［J］.Int J Leprosy，1969，37（3）:319-320.

［4］Fancutt W.Neil Duncan Fraser，1900-1969［J］.Lepr Rev，1969，40（3）:185.

［5］Law AS.女儿眼中的施钦仁博士（1917-1997）［J］.中国麻风杂志，1998，14（4）:271-272.

［6］Olaf K，Skinsnes，Neil D.Fraser.The Design of a leprosarium（Hay Ling Chau，Hong Kong）［J］.Int J Leprosy，1969，37（2）:183-193.

［7］杨理合.龙腾大地五千年，心怀故土万里遥:悼施钦仁教授［J］.中国麻风杂志，1998，14（3）:183-184.

［8］E.R.L.Olaf K.Skinsnes.New Editor of The Journal［J］.Int J Leprosy，1968，36（4）:449-450.

［9］徐永强.施钦仁教授离穗返美［J］.中国麻风杂志，1995，11（4）:241.

［10］Warren G.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use of B663 in the treatment of Chinese leprosy patients with chronic reaction［J］.Lepr Rev，1968，39（2）:61-66.

［11］Warren G.The use of B663 in the treatment of Chinese leprosy patients with chronic reaction［J］.Lepr Rev，1970，41（2）:74-82.

［12］Warren G.Hay Ling Chau provides modern care for Hong Kong leprosy patients［J］.Int Surg，1966，45（5）:3-9.

［13］Warren G.The correction of foot drop in leprosy［J］.J Bone Joint Surgery，1968，50（3）:629-634.

［14］Warren G.The Management of tarsal bone disintegration［J］.Lepr Rev，1972，43（3）:137-147.

［15］Watson JM.麻风性残疾的防治［J］.中国麻风杂志，1990，6（1）:53-56.

［16］Worth RM.Is it safe to treat the lepromatous patient at home？A study of home exposure to leprosy in Hong Kong［J］.Int J Lepr Other Mycobact Dis，1968，36（3）:296-302.

［17］Chong LY，Honey NR.Leprosy control programme in Hong Kong［J］.J Hong Kong Med Assoc，1993，45（1）:70-73.

［18］庄礼贤.香港麻风病的流行与控制［J］.岭南皮肤性病科杂志，2001，8（1）:49-50.

［19］Ho CK.The management of leprosy in the public sector in Hong Kong［J］.Hong Kong J Dermatol Venereol，2013，21: 188-190.

［20］李元信.香港将颁麻疯新律［J］.麻疯季刊，1935，9（2）:38 -39.

（收稿:2015-08-24 修回:2015-09-16）

浙江省皮肤病防治研究所，浙江德清，313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