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冬潮

去年在高校做过两次关于北欧社会的讲座，每当谈及北欧的平等和福利国家问题，来自听众最常见的提问（或者说是评论）是：“这种高福利的社会会不会养懒人？”（即：光拿钱，不干活）“这种高福利的制度不可能持续”（即：支出多，收入少）。上中文网页一查，这样的说法还真是不少，甚至在国家财政部官方网站上一篇专门介绍北欧福利制度的文章里也持有这样的观点：“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后的福利制度（指1990年代北欧的改革，作者加）鼓励人们去工作、去劳动，而不是‘养懒人，这促进了北欧崇尚勤奋工作和劳动的社会文化的形成。而这种‘以工作为荣、以懒惰为耻的社会文化对于确保北欧高福利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1]

我一向对这种高福利制度养“懒人”的说法持警惕态度，因为在全球化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赢者通吃的时代，这种推断高福利养懒人的论断的言外之意，大多是把社会结构上的问题推向个人，以此来推脱政府与社会的责任。更何况，在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建立的初级阶段，诸多的社会福利项目还处于空缺或不完善的状况下，如果把福利制度与养“懒人”画上等号，借口推迟或缩减我们急需的社会保障制度，那就大错特错了。我虽然不是研究北欧福利制度方面的专家，但我在北欧国家工作生活过两年的亲身感受或“道听途说”多少还是有点发言权。且不说研究所的同事们大多是早出晚归的“勤快人”，日常所接触的办公室做清洁的女工、出租车司机、饭店服务员也是在勤勤恳恳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