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镕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发展战略重点是“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牛鼻子”“衣领子”；抓准、抓住、抓好战略重点，是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要重点在“全面”小康上攻坚克难、补齐短板。围绕国家扶贫攻坚战略目标，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为重点，加大开发性金融投放，扭转经济下行趋势，是我国现阶段经济运行多种矛盾交织叠加状态下，需要采取的最关键措施，当前正值十分珍贵的最佳窗口期。

一、加大开发性金融投放是应对经济下行的客观要求

（一）商业金融助力增长面临新情况。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增长动力系统转换、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正进入最关键阶段，经济向好主要体现在稳中有进、稳中有好。经济运行最大的挑战是通货紧缩，PPI连续近50个月下跌使不少实体经济主体面临巨大生死考验，非国有投资和消费边际收缩倾向突出，社会逆向经济行为明显。不断绷紧的运行关系和渐趋收紧的约束条件隐含着商业银行呆坏账增加、实体企业负债加重、部分银企关系不断离析。2015年中国M2增长13%，达到139.52万亿，总量居世界首位，但金融对实体经济依然存在突出的惜贷问题。转型时期两大相悖现象，即一方面商业金融资金十分充裕，积极创新寻找新投放渠道；另一方面市场基本面中相当部分实体企业贷款难，全社会上下普遍关注此问题。受商业金融避险逐利本能驱使，在当前通货紧缩背景下，无论是海量宽松货币环境还是从紧缩货币的政策下，其面对巨量的、相当部分面临潜在风险的市场竞争主体，信贷投放都是极度谨慎甚至保守的，监管从严导向更是助推形成银企隔膜。因此商业金融助力现有增长动力系统即直接投向实体经济难有根本性扭转局面的大作为，包括相当部分有望转型升级突变的实体企业也面临贷款难问题。需要十分清楚地看到，降准、降息的市场敏感度正在降低，传统调节工具部分功能在特定条件下失灵。

（二）开发性金融助力增长恰逢其时。新旧动力转换期经济增长率不能降得太低，因存在财政增收压力、许多县级机构保证工资发放和每年千万人的就业需求；更不能增长失速，有对内维护稳定、保持外储实力和抵御国际金融炒家的压力。国家需要调节、匹配动力系统转换时期的力度、节奏与速度，既要完成创新转型发展目标，又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既要推动产业掏中高端演进，又要保持合理速度。当前，在新的创新动力系统尚无法挑起大梁之际，已有的庞大生产能力在淘汰落后产能同时还应继续发挥好稳增长的动力作用；更进一步讲，使已有的供给侧生产潜能在淘汰落后和产业升级中释放是现阶段客观选择，需求侧落足在哪里？就是要通过开发性金融投放集中突破“农村像非洲”这一中国最大的标志性难题。解决“农村像非洲”这一战略问题，至少有30万亿投资需求。先前几年实施此工程有与城市化争资源之嫌，当前二三线城市存量房地产库存严重，继续大规模推进城市基础设施是锦上添花；改变“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巨大反差，推进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是雪中送炭。目前中国资本净流出每月在1000亿美元左右，回笼准基础货币每月相应达6000多亿元人民币；且又值通货紧缩时期，央行通过PSL方式注入、由国开行和农发行投放每月相当于1000亿美元的新农村建设开发性贷款，并未增加基础货币投放，而是在每月投放相当1000亿美元开发性信贷中保持了已投放基础货币与准基础货币数量的稳定！此战略如现在推出事半功倍，如延后推出则经济环境发生变化，特别是外储支持能力下降，将会失去大好窗口期。

（三）开发性金融投放是扭转经济下行的钥匙。中国已经进入金融资本主导经济的时代，投资、出口与消费对宏观经济的调节主导作用已让渡于金融货币政策工具。创造国家信用、加大开发性信贷投放力度，根治和补上中国“农村像非洲”最大的短板，总供给与总需求以及投资、消费绷得很紧的关系将逐步改善，投资、消费领域的逆向经济行为随社会心理预期向好会逐步活跃。国家每月投放相当于1000亿美元开发性信贷支持新农村建设，一年约8万亿人民币，两年16万亿、三年24万亿；若国家开发性信贷与地方政府以及农民投工授劳按1：1匹配，将会在两年内带动30万亿左右投资；若以投资乘数为二计算，将会形成60万亿左右投资规模，对经济拉动作用可想而知。同时，加大开发性金融投放后，农村基础设施30万亿的大市场很快启动，去产能过程中一些优质企业的市场需求将极大拓展，可很快改善经营困局，并及时传导和提振商业金融的信心，扭转惜贷、抽贷等逆向经济行为。国家金融和商业金融调节范围、作用与轮廓边界已渐趋清晰，国家金融投放将会带动商业金融繁荣，已实施的三大战略、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发展和供给侧改革会大放异彩，国家金融盘活商业金融将起到四两拨千斤之作用。中国经济又将进入新的又好又快发展时期。目前加大实施开发性金融投放力度，扭转经济下行，攻克我国“农村像非洲”最大短板，激活巨量商业金融要素，已进入千载难逢的最佳窗口期。

二、实施开发性金融投放需要消除误区

一要消除基础货币投放与GDP比例误区。早先经济学家给定经验数据为一个国家GDP与基础货币投放比例大体为10：1。2015年我国GDP初步核算为67.67万亿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约6.5万亿是合理的。事实上由于美元充当国际货币角色，以及我国外汇及资本管制模式，央行最高峰投放近26万亿之多的准基础货币用于结汇，我国实际基础货币投放量约在32.5万亿元左右，这是在美元霸权背景下的被动选择。中美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美国依托美元霸权通过巨额国债赤字维持运转，中国过去主要靠“三驾马车”特别是出口和投资拉动增长，由于出口顺差巨大，结汇投放大量准基础货币是顺势而为，别无他途，因此基础货币投放与GDP比例是否按常规10：1把握，需根据不同国情确定。过去我国基础货币投放已维持在32.5万亿元左右，当前中国又处于资本净流出、基础货币大量回笼的特殊时期，破除常规基础货币投放与GDP比例认识误区，继续保持现有水平，是我国化挑战为机遇的重大战略抉择。

二要消除开发性金融投放与供给侧改革冲突误区。供给侧改革既包含创新驱动，也包括原有产业转型升级；加大开发性金融投放将助力供给侧改革，为新旧动力系统顺利转换架设过渡虹桥，不会造成落后产能死灰复燃，不会形成类似“四万亿”的发展隐患。开发性金融投放支持新农村建设，企业准入和产品选择要设门槛和标准并区别对待，坚决摒弃列入淘汰范围的落后产能，在去产能淘汰落后企业的同时为优质企业创造巨大需求，也为发展动能转换和创新驱动逐步走向成熟创造必要战略缓冲期。

三要消除开发性金融投放会形成货币超发误区。当前中国经济深度进入通货紧缩，外储快速下降并不断加剧，至2015年末已从最高峰3.99万亿美元减至3.23万亿美元，其中2015年12月外储减少超过1000亿美元。2015年中国投放基础货币约6.5万亿元人民币，但因外汇净流出6600亿美元，实际减少基础货币投放约4.3万亿元人民币。若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外汇储备每月减少1000亿美元，则每月投放6600亿元人民币开发性信贷，只抵消了外储流出所减少投放的基础货币，并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只要把国内经济增长的事情办好，汇率变化的主动权就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化外储流出的不利因素为有利，变挑战为机遇，现在正处在重大转折关头。

四要消除开发性金融投放与促进农业人口转移矛盾误区。我国确定到2020年解决约1亿农业人口落户城市（镇），转移主体以已在城市人（镇）实际长期生活工作的农民工为主，此类群体无论农村基础设施改善与否基本不会改变转移进城意愿。我国现有农村人口6.74亿，转移1亿人后最终留在农村的仍有5亿多人，相当于两个美国的人口。开发性金融投放并不影响正常的农业人口转移和城镇化进程，但对改变“农村像非洲”基本战略问题，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均衡公共服务，让5亿多农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具有革命性意义，应当毫不迟疑实施。

三、加大开发性金融投放的实施方式

（一）要把破解“农村像非洲”基本战略问题作为开发性金融投放的突破口。经济下行和通缩背景下，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同时，也急需寻找新的投资兴奋点：供需双向发力拉动经济增长。中国巨大的城乡发展反差和6000万贫困人口，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短板，也是新常态下最大的需求空间和投资拉动板块。美国在近1 7万亿美元巨额财政赤字下，仍推出每年0.8万亿美元的医保制度改革；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若不能尽快解决农村基础设施这一最突出的民生短板，党的执政基础和国家形象都将受到严重影响。“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挚一领”，按照习总书记“抓准、抓住、抓好战略重点”的要求，打破当前发展困境的突破口应当定位在加大开发性金融投放，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均衡公共服务、提高农村内生发展能力，破解“农村像非洲”这一基本问题上。

（二）开发性金融投放的路径选择。商业金融趋利避险特性决定其不愿涉入基础性、公益性领域，开发性金融投放必须以国家金融为先导，通过国家政策性银行投放长周期、低利率开发贷款方式进行。近几年已在城市棚改与农村危改中运用，现在主要是加大力度、简化程序，具体模式可由国开行、农发行两大政策性银行以每月6600亿元人民币的规模，投放期限在20～30年的低利率贷款，定向用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区域集中连片改造。直至PPI、CPI开始显现变异标志，再逐步退出。

实际操作中，可由国家根据不同省区的贫困人口数量、农村基础设施状况及经济发展程度等确定各省的开发性贷款额度，再由两家政策性银行贷款给省级融资平台，由省级政府背书并搭建信用结构。投放方式可通过央行为国家开发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投放抵押补充贷款（PSL）解决。相关改造工程由省级政府主导，市、县具体组织实施，国家层面主要负责绩效考核和审计监督。此块债务不列入地方短期管理的债务体系。

（三）完善关键配套措施。一是科学规划、分类推进。地域广阔，分布散落，自然、经济、人文环境各不相同，260多万个村庄情况千差万别；城市化推进使农业人口转移加快，形成很多“空心村”，在原有基础上简单翻建、改造不科学、不经济，必须根据农村人口分布、产业发展等对原有村庄布局重新规划。根据村庄不同情况，“因风吹火、照纹劈柴”，差别化改造，重点围绕通村公路、危房改造及供水、电力、通讯、文化、卫生等公共设施建设实施。近年来内蒙古实施的“十个全覆盖”工程、江苏开展的农村集中连片整治已经在此方面探索了有益经验，值得借鉴。二是“改”“治”结合，强化农村内生发展能力。将农村基础设施改善与土地集中连片整治结合，拓展现代农牧业发展水平。将基础设施改善与产业发展有机融合，充分考虑农村产业布局，积极发挥产业引领作用，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牧业产业，促进一、二、三产协调发展，增强农村内生发展能力，帮助农民致富。三是强化技能培训，提升农民素质，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关键的因素，农民素质提升是农村发展的基本保障。农民素质的提升、观念的转变只能依靠大规模、针对性、务实化的培训。通过培训教育大力培养和壮大新型职业农民群体，关注和支持那些有资本、有技术、懂市场、善管理的农村经济能人创业，通过农村合作社、“公司+农户”等模式带领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是中国现代农村发展的必然选择。四是通过比价招投标机制强化资金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市场经济的精髓是拍卖竞争，“锤子经济”形成的契约经济模式构成社会基本经济行为，市场决定、比价机制已成为市场化和暗箱操作的分水岭。开发性金融投放资金量巨大，必须通过比价招投标机制强化资金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堵塞腐败风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