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熙

82年出生的潘维伟，今年34岁。作为一名儿科大夫，今年是第十个年头。

“这一行不容易，不过这是我的理想。” 8月5日，他接受《人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这样描述自己十年的感悟——一份初心的坚守。

很难想象，每五分钟一个病人的节奏，他坚持了已经十年。儿科——医院中的前线。那里，面对从出生到14岁的患者，上千个生命体征数据要默记于心，有的时候，一个小数点有可能致命。

今年年初，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简称北医三院）儿科主治医师潘维伟的“儿科医生一周日记”在网上热传，在日记里，潘医生记述了他一周繁忙的工作。

“每次出诊，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吃饭、工作，中午只能喝一杯水，不能多喝，不然下午去厕所还要报告给主班护士、家长，要广而告之……一晚上将近 100 个病人，早晨八点交班的时候，真的是体力耗尽，回家好好补个觉！”儿科紧张的节奏跃然纸上。

近5年来，中国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总数从10.5万下降到10万，平均每1000名儿童只有0.43位儿科医生匹配，而在美国，平均每千名儿童则拥有 1.46 位儿科医师。如果按照这个比例，中国儿科医师的短缺数至少达到了 20 万。。

而潘维伟执业的十年，正跨越最稀缺儿科医生的时光。

日前，本刊记者来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一睹这位儿科主治医师的全景：一个儿科医生的一天是怎样度过的？十年，他怎样实现了医患之间的有效沟通？

儿科故事

8月5日清晨7：55分，潘维伟打开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儿科门诊第九诊室的门，新的一天开始了。

他的电脑突然出现故障，进不去个人界面了。而门外，20名患者正在等。

“让维修部来看”，潘简短嘱咐护士，然后径直走向第十诊室，“先看病”他转身走出第九诊室，决定先“徒手”看病。

“先叫号，别让等。”所有对话都在通道的路上进行。

通道中排队坐着待诊病人和家属，孩子们显然着急了，在家长怀里各种拧巴，哭声哄声此起彼伏，家长走来走去，以此平抚孩子和自己焦急的心。

近十年时间里，潘几乎每天都会穿行在这些充斥着福尔马林水和哭声的通道里。

“我喜欢孩子”，潘自称自己是“铁杆学医分子”，从小看着妈妈在燕山石化医院药房忙碌，这一理想扎根在心，从未改变。

第一个患者是位六岁男孩，发烧两天，家长要求开抗生素。“别乱用抗生素” ，潘反对。“要求使用抗生素”是一部分家长的通病，从患儿角度考虑，潘基本拒绝。

与拒绝乱服抗生素的坚定不同，紧接着进来的一个患者，见识了潘柔情的一面：一位三岁左右的男孩，被妈妈抱进来，两眼充满恐惧。妈妈一直在说，不打针不打针，孩子的眼泪就要下来了。由于口腔发炎，潘需要查看咽喉，“宝贝，张开嘴，让叔叔看看。”他嘱咐家属扶正头部，自己探下身子说，压舌板一放进口腔，孩子终于大哭起来。“疱疹性口炎”，仅仅几秒钟的功夫，经验老道的潘拿出压舌板，同时自言自语，“疼呀，是特别疼。”

九点整，挂号显示，已经有30个患者在等待。刚刚进来的一位男孩，显得健康活泼，男孩妈妈说想查一下微量元素，“为什么查？”潘问，“好长时间没查了。”家属回答。“有什么病症吗？”潘继续问，“没什么。”家属回答。潘用无语来形容这种无奈，后面那么多患者在等，可偏偏还有家长为“莫须有”的焦虑买单。

近来，附近的306和海淀医院都关闭了儿科夜诊，这给北医三院的儿科无形又增加了压力。作为白天唯一一名儿科普通号医生，潘维伟承担着普通儿科、新生儿黄疸等工作。

记录医患

11：00潘维伟第一次上厕所。

11：10分，一位50多岁男子拿着单子进来的时候，病房里原本一家三口正在陪病儿看病，后面等待的患者也涌进病房——同时三波病人挤在病房里，很拥挤。

男子情绪激动，“让你们大夫在这里签字，你看看。”原来是他昨天给孙子在北医三院做雾化治疗，今天想转到社区去做，社区要求他找主治大夫签字，昨天的大夫并不是潘，他拒绝了。对方马上着急起来，声音越来越高，潘后来签了字，，没一会，男子又回来补充盖章，对方第三次进来时，面带笑容，谢谢，他说。

潘维伟的周记，真实地还原了医患的过往。其中有一段记录了最常见的冲突。

“一个挂到 70 多号的家长总是不断进来诊室，问我看到多少号了。11 点多，总算轮到他了，我 3 分钟看完了，给他开完药后，没想到家长冲我发起火来了：‘啊， 等了 4 个小时，你 3 分钟给我打发了，你有没有医德呀。”

与其他科室的成人患者情绪较控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儿科患者背后往往有六位家长关注，加之孩子没有自述病情能力，虽然看似短短的五分钟，包含了一个医生十年的经验和耐心。

“小心加小心“潘说必须快中有细，各种生命体征指数分年龄端都不同。“一点马虎都不行，任何一个小数点都有可能致命。”

儿科从0～14岁之间，跨度大，各年龄段用药两不一样，根据体重不同，常规和指数都记在脑子里。“以前抄小条，现在都在心里，十年了。

下午，闷热起来，病人更加焦急。中午仅仅休息半个小时不到的潘，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没有人知道，就在前天晚上，他还上夜班18点——早8点，100多个病人。

“今年的工作，3个月带教学（一周一次夜班），3个月下乡，6个月出门诊。”

潘维伟表示，每周只有一天休息时间，基本用来完成各种论文材料整理时间。

周日记背后

与儿科的高风险和高强度不成比例的是，儿科医生的收入微薄。

下午六点下班，潘一共诊治了105个病人，一个普通号大夫收入1元。8月5日一天，潘收入出诊费105元。

听说四川要给儿科医生加薪了，潘挺高兴，“好的开始”他期盼能加薪。同行有跳槽去了和睦家，“你为什么不去”记者问，“这里有更好的学习和成长空间。”他说。

六点半，他整理完走出北医三院，径直来到地铁站。家住在北京西四环外，到北医三院上班往返要三个多小时。

“今晚能陪孩子睡觉了。”潘对记者说，潘的妻子樊宇是潘的大学同学，现在北京四季青医院的一名儿科大夫。潘维伟和樊宇有一个四岁多孩子，平常孩子只能给姥姥、姥爷照看，由于工作性质孩子有时候甚至一周都见不到父母。

父母都是儿科大夫，孩子一定幸福，小病小痛的，应该不用出家门。记者猜想，然而情形出乎意料。记者了解到，在潘维伟孩子一岁多时，高烧不退，当妈妈樊宇回来的时候，孩子处在一个暴喘的状态，心律已经是将近二百次了，肝已经是大了，这个对于儿科来说，这个已经是一个心衰的状态了。

“后来住了一周医院，我是晚上在医院有时间陪他，白天上班。”说起那段往事，潘淡淡地几句话带过。

“十年的感悟，还是要做下去。”问及十年的感悟，潘维伟告诉《人民周刊》记者，问起最大的希望，他说希望提高儿科医生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