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壮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生态伦理思想，这并非凭空产生。自然生态环境、传统的生产方式、原始宗教信仰以及儒家文化的影响都是促使壮族生态伦理思想产生形成的因素。

关键词：壮族；生态伦理；产生条件；

作者简介：罗展鸿，男，江西德安人，桂林航天工业学院思政部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6--02

壮族是我国南方历史悠久的一个民族，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生态伦理思想。这种生态观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形成，它的产生与哪些因素相关？本文试作粗浅的探析。

一、自然环境是首要因素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论述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有深刻的影响，归结为三点：一是对生产方式、经济生活发生作用；二是对社会关系、政治制度；三是对民族性格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对自然地理环境也有精辟的阐述，《管子·水地篇》中说：“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可见，人类的生存生产与思想文化的产生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密切相关，自然地理环境是文化产生的基础条件。壮族的生态伦理思想作为社会意识，自然不可能脱离社会存在而独立产生。

壮族分布在广西、云南、广东等省，其中以广西居多。广西位于我国南部，属于亚热带气候，山地多，平原少，紧挨海洋，其地理环境可精辟地描述为“八山一水一分田一片海”。广西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在数亿年前，海底生成的石灰岩由于地壳变动，上升露出地面。在雨水的长期冲刷和地下水的漫长侵蚀下，逐渐形成了不计其数、深邃曲折的窑洞，这些天然的洞穴成为了壮族先民躲风避雨的理想栖息地。广西属于珠江流域范围，水系发达，拥有左江、右江、郁江、柳江、黔江、桂江等河流。

水源充足、动植物繁多、高温多雨、天然洞穴遍地，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对于远古时期的壮族先民来说是非常优越的。但是，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面对湿气重，毒蛇猛兽，尤其是水旱灾害，壮族先民的力量就显得十分微弱了。壮民所喝的水、吃的食物，一切一切都源于自然，因此对大自然的依赖程度高，对大自然也充满了敬畏，认为一切都是有生命的，这就是“万物有灵”的生态伦理意识的萌芽。

二、传统生产方式促进了壮族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

壮族所处的地域高温多雨、日照时间长，非常适合水稻生长。1993-1995年，在壮族的苍梧部故地，湘东南道县紧靠广西边境的寿雁镇玉蟾宫，“发掘出了四粒炭化稻壳，兼具野生稻和人工稻混合特征，说明为驯化不久的栽培稻”，后来“经国家文物局再次测定为18000-22000年”[1]由此可见壮族的稻作文化源远流长。

壮族先民在漫长的水稻耕耘过程中，对一种小动物极为熟悉，这就是蛙。青蛙在稻田中捕捉害虫，维护稻禾的生长，可以说是丰收的卫士。每当雷雨过后，青蛙都会“呱呱呱”地叫个不停。这不仅使人发现青蛙在稻田间的数量多少与稻谷收获高低有关，而且还发现青蛙的鸣叫与雷鸣大雨有联系。此外，人们还观察到蛙在雨后能够迅速繁殖，这种现象正好符合人们祈求人口繁衍的心理。因此，壮族相信青蛙是一种具有神秘力量的生物，在《东林郎的故事》里面有这样人物化的描述：“姆六甲告诉人们说：蚂拐（即青蛙）是天女，雷婆是她妈。她到人间来，要和雷通话。不叫天就旱，一叫雨就下。你们伤害了她，就得给她赔情、赔礼。”[2]桂西地区也流传这样的《蚂拐歌》：“抬蚂拐出游，求雷婆下雨，保五谷丰收。”[3]从中不难发现“人—稻—蛙—雷”之间巧妙的生态逻辑关系，可见壮族对蛙这一小小的生命充满了尊重和关爱，其在壮族心中的地位之高。直至今天，在“广西上林、忻城等县壮族人民笃信谁若乱捉小青蛙，雷公就会发怒，就要劈死他”[4]。

壮族对蛙的保护与崇拜来自他们对蛙本身特性的观察，以及对农业发展的需要与自身心理的需求。壮民进一步将蛙人格化，进而促使人蛙关系和谐发展，促进了壮族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

三、原始宗教信仰是重要因素

原始宗教信仰大致可分为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鬼魂崇拜三种形式。壮族先民的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蕴含有不少生态伦理思想。

壮族先民在与自然界打交道的过程中，认为世界万物和人类的联系密不可分，在他们的世界观里，万物都是具有生命的，而人类也是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一种“物我合一”的自然观，是壮族自然崇拜的核心。如费尔巴哈所言：“人本来并不想把自然与自然分开，因此也不想把自然与自己分开；所以他把一个自然现象在他身上所激起的那些感觉，直接看成是对象本身的形态。”[5]

南方夏季多雷雨，电闪雷鸣不但使人感到恐惧颤栗，而且会带来意想不到的严重的破坏性，这使壮族先民在惶惧惊恐之中对雷顶礼膜拜。在壮族的神话中，雷王是和始祖神布洛陀同在一个山洞里走出来的，而且雷王是老大，布洛陀是老四[6]，可见壮民对雷的尊崇。对于在地面上的自然万物，壮族也是用一颗虔诚的心去膜拜。如，壮民崇拜树木，常以大树作为村里的神树，至今仍有不少村舍里种植有一棵大榕树，认为榕树有神力，能够保护他们。壮民还崇拜石头，因为石头在石器时代是重要的生产工具。壮族认为“在古代天地是一块巨石，后来始祖布洛陀把巨石分开，米洛甲从石头中出来”。[7]万物生长都离不开水，水也成为壮族崇拜的对象。如今，在广西十万大山的壮族每年除夕、正月初二、十五都要祭水神，相信经过祭祀的水具有神秘的力量，能使人健康，用于灌溉能够丰收。[8]

图腾崇拜是原始氏族制度时期的一种宗教信仰。壮族是多图腾崇拜的民族，有铜鼓图腾、竹图腾、牛图腾等，流传最久远的是蛙图腾崇拜。在科学知识极度匮乏的时代下，人们希望借青蛙来判断晴雨，更希望拥有蛙一样强大的繁殖和生存能力。因而把青蛙当做保护神来膜拜，敬奉为图腾。当今壮族还流行举行蚂拐节，这是由古老的图腾祭祀仪式演变而来的。

从壮族先民的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中不难发现，壮族先民敬畏自然，敬畏万物，这种对自然的崇拜又体现了壮族先民对自然的热爱，希望能与自然和谐相处，在主观认识中蕴含了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

四、儒家文化的融合

虽然壮族生活的地区位于我国西南边陲，处于崇山峻岭之中，但壮族并没有孤立封闭的发展，而是与其他民族交流互动，其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儒家文化。

儒家思想大致在西汉时期由儒生陆贾传入。尽管陆贾来岭南是带着政治任务与赵陀谈判的，但是他最终利用儒家的学说令赵陀臣服了。到东汉时期，岭南设置了学校，儒家思想得以传播。在晋朝、南朝，岭南的教育有了一定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受过儒家思想浸润的壮族文人，如养奋、申朔、顿猗。[9]儒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壮族生态伦理观的形成与发展。孔子曾说“君子有三畏”，第一点就是“畏天命”，也就是敬畏自然，这是一种朴素的生态伦理思想。到孟子时，演变成“万物皆备于我”，再到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体现出儒家生态伦理观念的递进，由最初的敬畏自然，提升到合理有效的利用自然。在壮族的《麽经布洛陀》里面唱到水稻的种植过程，“二十五日王去扯秧，二十六日去插田，七月穗长，八月割稻谷”，从这些描述可知壮族在进行农业生产时是按照自然规律，对自然不单只是消极的敬畏，而是主动合理的利用自然规律。这和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具有一定的共性。

总的来说，壮族生态伦理思想是在自然环境、传统经济生产方式、原始宗教、儒家文化的融合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产生形成的，具有独特性、丰富性，为我国生态伦理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

参考文献：

[1]梁庭望.壮族的稻作文化和社会发展探索[J].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9）.

[2]丘振声.蛙·图腾·美[J].民族艺术，1987（3）.

[3]丘振声.壮族图腾考[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51-54.

[4]曾杰丽.壮族民间信仰的和谐生态伦理意蕴[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

[5]刘达临.世界古代性文化[M].上海：三联书店，1998：20-21.

[6]壮族百科辞典[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325.

[7]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等编.女神·歌仙·英雄——壮族民间故事新选[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13.

[8]李绍明等编.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壮族卷）[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510.

[9]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上册）[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