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嘉陵

别以为我就没做过“明星梦”。还是男孩时我曾有副不错的嗓子，当时盛行的“革命样板戏”中男英雄最高最难的唱段全能原调唱下来，眼梢又恰像英雄们那样上翘，俗称“吊眼梢子”，手、眼、身、法、步也略知一二，于是我满心希望也能成为“样板戏明星”。

但是很不幸，我的长势过于喜人了。“样板戏”一号男英雄大都是中等个，杨子荣、郭建光、洪常青、赵勇刚、陆长海也就一米七几，严伟才可能刚过一米七零（武功也最好）。李玉和最高了，一米八零，往舞台上一站，顶天立地。可我直长到比他高出三公分仍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我并未意识到和那些徒劳地做篮球明星梦的人刚好相反的身高问题的悲剧性，继续妄想吃上“样板团”的皇粮，每年单、棉两套军装，美女如云且能避开乡村风雨。在随父母下乡“走五七”那个小村的生产队场院里，我被一群蚊虫团团围住高唱“狱警传似狼嗥我迈步出监”时，腔调几可乱真，可一玩起武的就搞砸了，翻跟头生把一只脚的大脚指趾甲连根拔出，长了好几个月才恢复原样。

但我嗓子的确不赖，没有唱不上去的高调。为了锦上添花，我还频频潜入乡村中学的养鸡场偷生鸡蛋喝（味道还过得去），据说那宝贝东西养嗓子。十七八岁变声期间，我脑子进了水，继续像日后电视歌手那样没完没了飙高音，还用井拔凉水解渴，不久嗓子便开始降调，直至降为彻底的男低音。我倒可以用胸腔共鸣唱一唱“五十岁的老司机”“师长有床绿军被”了，却永远无法再唱京剧高腔。

我真想一头撞死算了，尔后又改了主意，我还有一手儿能跟京剧藕断丝连啊，拉京胡！

我的身体不顾我的意愿继续疯长，直到一米八六。那把不足半米高的京胡不会高兴的，它的生长期早已停滞，我却继续拉长自己。乐手和乐器像一对恋人，过分悬殊的身高差距不是爱情的福音。但这岂是我之错？我最初恋上京胡正值营养匮乏时期，个子只有三把京胡高，谁能料到几年后会拜乡村新鲜空气、粮食、果蔬所赐，直长到近四把京胡那么高？

我哥刘齐从他们厂文工团为我借来一本厚厚的封皮通红的《红灯记》总谱，里面印满了蝌蚪一样的五线谱符号，我用简谱的规律把它们一点一点都破解了，也才知道京胡伴奏的“套子”和唱腔不尽相同，疏密对应，烘云托月。我的翅膀一天天长硬，乡村有线广播一放“样板戏”，我就飞跑进土屋，拿起京胡，迅速定好弦，随之一块儿拉下去。我不可能干得过那些国家级京胡圣手，但能跟他们拉得一样快，套路也一点不差。那时刻我生出一种幻觉：俺也是乐池子里挣薪水的首席琴师了！穿着公家发的草绿军装，操着公家发的紫竹京胡，神气活现地为英雄和坏人们伴奏，不时甩一下比马尾巴质地还好的乌油油的秀发。

几年后，我成了插队那个公社的京胡达人，嗅着青草、干草、火炕或马粪气味，盯着公社社员、下乡知青、大队干部、乡村少年的口型，为他们一遍一遍伴奏“样板戏”唱段，左右手的着力点都磨出厚厚的茧子。十里八村的乡亲们一见到我，远远就高喊：“京胡！”小小的京胡和我的身材很不般配，如“身长八尺，腰阔十围”的花和尚鲁智深操起短刀。我才不管呢，决意冲破世俗观念，与它白头偕老。夏夜我坐在草地上（已经湿起来）练琴，冬夜我坐在锅台上（已经凉下来）练琴，今晚专拉二簧，明晚专拉西皮，慢弓、快弓、抖弓、颤弓循环往复，一拉就是几个钟头。

“文革”结束后，“样板戏”迅速冷落下来，我也该干啥就干啥去了，先回城当工人，后考上大学中文系，直至吃起文学饭。再往后，整个京剧都冷落下来，即使在一个小场子演出人也坐不满，电视镜头都不敢往后照。可只要我去了剧场，就算角儿们唱得不合我意，动静最大、持续最久的掌声也一定是我拍出来的。央视戏曲频道应该把我们家也列入收视率调查的“样本户”。

京剧的英文名叫“北京歌剧”，它的确有如西洋歌剧，你第一次听若不喜欢，一辈子就不大可能喜欢了。但如果第一次听就喜欢上了，便可能终生不渝。我正是这样，从最初和“北京歌剧”一见钟情后，几十年来再没移情别恋。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