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立

去年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在闻名遐迩的“石渠宝笈”特展映衬下，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问世。本片有别于传统拍摄故宫的纪录片，不是像《故宫100》和《故宫的至宝》等纪录片侧重于介绍故宫展品与历史的考量，而是为大众呈现了故宫工作人员修复文物的日常，平实中见真情。

机缘巧合，我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修读了文物保护技术的课程，有幸在故宫博物院的修缮技艺部学习、实践过几次，纪录片中的许多场景和画面让我回想起那段令人难忘的学习经历。现在，结合我的经历与所学，品评一下故宫修复文物的日常。

入宫

故宫的一天是从早上开始的，面向游客的入口——午门早上9点才开，但7点多东西两侧的西华门和东华门就开放了，可见国旗班的卡车开出，故宫的工作人员进入。故宫的主要研究部门分列在故宫院墙的东西两侧，我们去学习的故宫修缮技艺部靠近刚开放的慈宁宫，位于故宫西侧，我们自然是从西门进入。

进入西华门，眼前就是武英殿，如果是旅游，过武英殿往南拐就能走到太和门广场。要去工作则得绕过武英殿门前的水池，跨过一小段石桥，这一段路上时不时会有保安检查证件。我第一次去正逢金秋时节，弘义阁后墙的银杏叶子金灿灿的，撒了一地，美丽极了。100多米的直道走到头就是故宫修缮技艺部了，具体位置是慈宁花园东侧、慈宁宫南侧的一片平房，看了纪录片才知这里曾是太监和宫女居住的地方。门口铁门紧锁，左侧有一个巨大的水房，同行的同学之前还犯愁如何在故宫里喝水，没想到洗手池子和热水炉满满一大排。

拍照

文物修复的第一步是给要修复的文物拍照，一方面能让修复者清晰地把握文物的原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修复后核对留存档案。现在的修复技术不断更新，拍下的高清图片可以放到网络数据库中，让更多的人观看到千年古画的原貌。完成原貌拍照后，要认真地观察器物，描述器物的每一个细节，再细小的缺漏都不可放过。书画组在修复古画的时候，特意在照片的打印纸上标出细节，为后续的实操做准备，这便是拍照观察的妙用。

只对表面特征的描述远远不够，有时为了粗看文物真伪，可用紫外线放大镜在文物上照一照，不同颜料的图案会呈现出不同颜色的光芒。如用化学材料制作的假文物，紫外线手电一照表面会出现异样的色彩。

擦拭

拍照后便可以擦拭文物表层的灰尘与污垢，毕竟大多数文物都尘封于库房之中，表层沉积了不少污垢。

表层的尘土用刷子掸掸就好，但是器物表面的油污有时需要用清水擦拭，或者用特定的去污药水擦拭。我们修读课程的任务是每组发一个古玩市场出售的来路不明的低价“文物”，通过一系列的修复鉴定，最终推断出这个“文物”的真假，并完成器物定性的工作。我们组拿到的是一个漆器小盒，我在蘸药水擦拭的过程中发现，用力太轻，擦了半天表面什么变化都没有；用力稍微大了，污垢下层的颜料就随着污垢一同被擦掉了。毕竟，我们都是初学者，难免有这样那样的损坏。专业人员经历了夜以继日的实践才功力深厚。就像临摹组的师傅刻印的时候一定要沿着黑线仔细下刀，否则用力一重，文物就毁了。

仿造

仅仅是拍照和细致的观察还不能完成一份高质量的前期状况描述报告，毕竟国宝文物精美华贵而又不可复制。不能因修复产生创造性修复与创造性破坏，那么最谨慎的修复方式就是先按文物原样造一个仿品，在仿品上实践一遍修复方法，看颜色、光泽合适后，再在原样上进行修复。就像片中青铜组的师傅说的：“会做一个近乎一模一样的仿品，在我们这个行当就算入门了。”

可是，想要做一个一模一样的仿品并非易事。需要探究文物的质地。现在科学的技术了得，经历过鉴定流程的人都知道其操作流程很简单，但是监测设备的各种显微镜是百万美元重量级的货色，一般高校是买不起的。另外还有符合要求的湿度、温度、通风性能、光照水平，尤其是自然光照与古代色彩的配合，记录片中在漆器修复的片段与青铜修复的片段中均被反复提及。在器物工艺的制作过程中，光照的色彩反应尤为重要。制造行业技术不断优化的今天，带来的弊端是许多特种材质的消失。

切片

通过制作切片分析完成文物鉴定，严格意义上对文物多少有所损坏，但技术在进步，这种损坏微乎其微，甚至时代风霜的侵蚀都比这厉害得多。即使实验操作流程看上去很简便，鉴定修复技术水平也日益提高，但并不代表所有文物都会恢复原貌。切片很小，有的时候还会实验失败。我们在故宫做实验的时候，第一次就失败了，下刀的力度与经验都很欠缺，第一次实验最终看不到有价值的内容。切片鉴定一般最多做一次，还需要一次命中，难度自不待言。片中青铜组在焊接一处古老的青铜底座器物时，就发现运用什么手段都无法留存，因为青铜器出土时间过长，铜性丧失，文物又变回了化石。由此得知，为什么重要的大展一般不容错过，毕竟实物与照片还是有很多差别，在照片上即使再高清，也看不出修复的痕迹隐藏在了哪里。

越是细致的工作，越非一日之功，大多数文物并非是一天就修补出来的。每天的工作结束后，文物都会被塑料泡沫重新包装好，就像我们初入工作室时看到的那些屏风摆在桌面不同的位置。

传承

故宫修复师傅们也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在片中可以看到青铜组的师傅会种花，书画组的老师会弹吉他。每一组的工作人员在配合协作时也是有说有笑，而最让人动容的是那份难能可贵的师徒情谊。

据了解，现在能撑起门面来的老一批修复大师都是改革开放前后进驻故宫工作的。他们现已到了退休年纪，年岁大的退休返聘，工作量并不见少。小一辈的师傅即使最长的在故宫干了十年也还是在打下手，实力还不够独当一面。临摹组的一位师傅是故宫三代单传的临摹大师，如果他的技艺没有在下一代中找到理想的接班人，那么这门技艺就消逝了。师徒的传承，更多是技艺层面孜孜以求的追求，以及兴趣所致的坚持不懈，只有这样才能够支撑下去。

在一个学期的学习与实验中，我发现无论是漆器鉴赏还是明清家具研究，被誉为“京城第一玩家”的王世襄先生功不可没。他的《明清家具研究》已名垂千古，我在这次漆器修复的实践中发现了他写的《髹饰录解说》，也让我受益匪浅。书中指出，当漆器表层的漆料褪色后，器物本身应会显现工匠的刻痕。而我们需鉴定的“学习任务”在被用药水擦掉之后，并没有看出这样的刻痕，应为仿品。另外技术鉴定发现，造假的器物往往会在器物表面用涂胶粘一层灰，日积月累的灰层其表面应错落有致，而粘上去的灰层是平整的。技术更高的研究人员能看到更多的内涵，最终的实验结果也让我们辛苦了一个学期后收获满满。

对于学历史的同学而言，即使是所学专业与考古有所交集，但是当文物脱离了考古环境、历史情境时，让我们去判断器物的真假有时也是雾里看花。隔行如隔山，就像在故宫听课时木工组的师傅说的那样，就算是专家也只是对自己做的那点活儿最清楚，如果木工组的去鉴定瓷器，那也会贻笑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