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悦

2008 年北京奥运期间，在首都博物馆的大型文物展《长江文明展》上，来自四川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人面牛纹大铜罍单独陈列在显要位置，大放异彩，向世界展示出远古神秘的巴蜀王国和灿烂的蜀地文化。

深受震撼的人们纷纷追问它的来历，但是除了“出土于彭县竹瓦街”这样简单的介绍，人们所知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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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州竹瓦乡，位于成都平原上的成灌铁路以南，青白江区以北。这是一片安静的土地，它的发展似乎并不突出。但在这片土地的下面，却埋葬着惊天动地的故事。

1959 年冬季， 在兴建成灌铁路的工程中， 新繁县民工大队在彭县（也就是如今的彭州）东约四十华里的竹瓦街（今竹瓦乡）， 挖出了一个大陶缸， 里面盛放着21 件铜器， 包括8 件容器和13 件兵器。这里本来是一片乱坟堆，现在附近还有近代的坟墓。

当时民工大队部派人把全部器物取出来，放在工程队的仓库内，并立即电报了相关部门。文物工作人员很快赶到，现场保存得很好。工作人员在笔记本上为这次发掘做了记录：

这批铜器的具体出土地点在竹瓦街北约二里的五显庙前铁路南侧。从新修的路基平面以下的沟壁断面观察，原表土已除去，盛铜器的大陶缸底部痕迹距路基地表深约2 米，沟壁和陶缸附近及以上全部填充着细黄沙土，无任何扰乱痕迹。陶缸残片的内壁和铜器表面都有极细的黑色水渍土，细若黑粉（可能与陶缸上部表土情况有关）。在铜戈上糊有白膏泥，显系下埋时有意涂抹的。盛铜器的大陶缸已残缺，陶质为夹砂粗陶，器表为红褐色，无纹饰，胎呈灰黑色。从埋这陶缸处的痕迹知缸底是小平圆底，底径（外径）为27 厘米， 由底向上敞开，在高44 厘米处，腹径为76 厘米。胎壁厚度为2 厘米。陶缸上部情况不明……

这些严谨而细致的描述，在冷静的文字下面， 其实透露出文物工作人员难以压抑的激动。在彭州发现青铜器可是一个大事件，或许在附近还会有相似的陶缸？ 20 年后，一个更大的惊喜出现了。1980 年2 月14 日，竹瓦街已经改名为竹瓦公社， 七大队四队的社员在取砖瓦土时发现了一批青铜器。当时上了年纪的人回忆起1959 年冬季发生的事情，他们马上向上级作了报告。

四川博物院接到通知后，马上组织发掘和研究人员，会同彭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赶到了现场。他们发现这批铜器出土于竹瓦街北约1 公里、成灌铁路北侧几米远的地方， 东南方向距1959 年发现的西周青铜器窖藏地点只有25 米！铜器盛在一个大陶缸内， 埋于一条3、4 米宽的灰色土沟中， 灰色土周围为黄褐色粘土。陶缸底部距现存地表约2.5 米，陶缸上面的填土中夹杂有细卵石。陶缸已被取土时挖成碎片，为夹砂灰褐陶、圆唇、鼓腹、小平底，上半部饰有雷纹。这个陶缸高约120 厘米、口径75 厘米、腹径约55 厘米、底径30 厘米。缸内盛有四件铜罍和兵器，人面牛纹大铜罍就在其中。

出土的铜罍均成对，且大小、形制、纹饰大体相似，可视为列罍。列罍应与中原地区的列鼎制度相同，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能够拥有高规格列罍的人，很有可能是蜀国的君王！

对研究者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搞清楚人面牛纹大铜罍的铸造和埋藏年代。而关于这一点，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竹瓦街窖藏铜器主要或全部都是西周早期制作的，其埋藏年代也在西周早期。而持这种看法的学者在其中某些铜器的具体年代上，也有认识上的分歧。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认为，竹瓦街一号铜器窖藏的铜尊和2 件铜觯为商末之器，其余为蜀地仿制的铜器，“其最晚年代亦应在西周较早期”，它们的埋藏年代“距周初开国时期不远”。日本学者林巳奈夫先生则将这3 件铜容器与另外9 件铜觯都放在西周早期晚段。历史学家卢连成、胡智生认为，彭县竹瓦街窖藏铜器与宝鸡竹园沟墓地的时代基本相同， “窖藏时代可能在西周前期”。第二种意见与第一种类似，只是其年代下限略晚。李伯谦先生认为， 竹瓦街铜器窖藏“尊和觯的造型以及的铭文、花纹具有商末周初作风，有的长援直内戈与水观音出土者相同，时代可早到商代，而罍的造型和回旋转尾夔纹是西周早期的典型形制与花纹，三角援直内戈与城固、水观音出土者比较，援较瘦长， 形制略晚，似多属西周早期，有的甚至可能晚到西周中期”。

在学术界，第一种看法占了上风。但有一个问题是，这些具有中心地区西周前期特征的铜器会不会是蜀人在西周后期的仿制品？当时的情况是， 在模仿先前旧有风格铜器的制作过程中，在形态上和花纹上均会出现模仿走样的现象，或带上当时当地的一些元素。而竹瓦街窖藏铜器均无此种现象， 也不见任何具有西周后期时代特征的因素。竹瓦街铜器所有的年代指针都指向西周前期。

竹瓦街两个铜器群的铜容器，其时代风格均属商末至西周早期关中地区铜器的风格，无论这些铜容器是否是在四川铸造的，都必然是在四川与中心地区保持着密切关系的历史背景下、在中心地区技术和艺术影响下的产物。四川盆地与周王朝的中心关中地区发生密切的联系是在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从西周后期开始，四川盆地与关中地区的联系基本中断，由于得不到新的技术和艺术信息的补充，四川盆地才保持了西周前期以关中为中心的技术和艺术传统。这种状况在春秋中期以后才发生变化，随着江汉平原地区楚国的兴起，楚系铜器的制作技术和艺术风格顺着长江和岷江进入了成都平原，给四川铜器注人了新的活力，四川铜器才进入了新、旧两种风格并行的时期。

从成都第二绕城高速开车经过，你会惊讶地发现，广汉三星堆与彭州竹瓦乡相距并不远—— 车刚过三星堆的出口不久，就到了彭州界内。如果你去四川博物院详细观察那尊镇馆之宝人面牛纹大铜罍，会发现罍盖的顶端浮雕成四面人形面容，造型饰纹犹如头上戴冠的人面，与广汉三星堆青铜大立人的头饰是有几分相象的，那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渊源关系？

牛纹大铜罍，所饰牛纹都采用比较写实的圆雕或高浮雕塑造；值得一提的是，从牛角等造型特点看，所饰之牛，都有一对弯曲的牛角，当为蜀地耕田的水牛形象。全器除主图外，没有其他纹饰，器身素洁，翠绿亮润，是古玩界常说的典型“绿漆古”。整件器物制作精美，简洁大气， 不愧是巴蜀青铜器的代表。

早期的巴蜀青铜器以广汉三星堆、新繁水观音及彭县竹瓦街等地出土的文物为代表。广汉三星堆两个商代祭祀坑出土的各类文物就达千余件， 其中有中国目前形体最大的青铜雕像群，而彭县竹瓦街出土的青铜器与之呼应，计有罍、尊、觯、戈、钺、矛、锛等，铸造精巧，纹饰华美，件件堪称国之重宝。 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在距今约4500 年～3700 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一支较为发达的新石器文化已经存在于包括彭州在内的成都平原上。

公元前2500 年左右，大概就在五帝时代到夏代之间，有几支古老族群从岷江上游高山峡谷地带来到成都平原，慢慢形成了一片以宝墩文化为代表的古城群。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学专家赵殿增老先生推测，这个时候大概就是古蜀传说中的“蚕丛”“柏灌”统治时期。那时， 成都平原上已经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定居村落， 其中，较大的村落还修筑了夯筑城墙。

我们熟知同一时期轩辕、颛顼和尧、舜的名字， 对蚕丛、柏灌大概比较陌生。他们的名字被载于西汉扬雄的《蜀王本纪》和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所谓“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这就是古蜀史上的前三代蜀王，他们“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蚕丛是“蚕神”，教百姓种桑养蚕。“蜀”字的甲骨文，《说文解字》对它的解释是“葵中蚕也”。看来古蜀国的定名是有来头的。

蜀王柏氏建国于“瞿上”，即今“海窝子”， 也就是彭州新兴镇。流沙河先生说，整个彭州都是古蜀先民的生活区域。在彭州几次出土的青铜器窖藏，充分印证了这个观点。彭州、三星堆以及金沙，被视为古蜀文明的三大源头。在距今3700 年左右，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支新的文化进入成都平原。这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夏文化。成都平原的文化因此发生巨变，形成了三星堆文化。这一切都让传统的中华文明“中原中心论”受到了挑战。产生于成都平原上的古蜀文明，其璀璨程度，让“中原文化影响论”都显出了一丝尴尬。或许，人们不得不接受一个这样的事实，古蜀文明并非受到关中的影响，而是一个独立的源头， 它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