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的实施，是帝国在权力资源失控与中央政权垂直控制削弱数百年后， 试图重新确立对权力资源的控制以构建帝王集权权力体系的有效措施。科举制度本身是强化帝国君主专制权力体系和打击世家大族的有效手段。印刷技术的发明，科举的导入又进一步推动了教育的发展、受教育阶层的扩大，进而深刻改变了帝国的“士”之结构和成分。

隋唐科举制度的实践

隋王朝结束了长期纷乱的争斗，重新确立起一统的帝国中央权威。面对势力强大的世家大族与门阀制度，以及世家大族把持权力的九品中正制度，隋文帝坚决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借鉴两汉荐举方式，以每州岁贡三人的方式选拔官员，试图割断世家大族把持权力的脐带。然而直到唐初年，世家大族的力量对朝政和政权的影响仍未消失，只是曾经垄断各国朝政的世家大族，这时候被关陇贵族集团所取代。

两汉时代的大臣和地方长官、军事长官被赋予的权柄过重（可自辟僚属），特别是地方权力基本上被完整地掌控在地方长官手中，因而中央政府对地方首长的控制较严苛。这种任用官僚的原则很容易形成把持政权的豪族，东汉时代大家豪族已开始在权力派系斗争中显示力量。汉代选拔官僚、任用官僚的方式还在世袭与选举之间摆动，但它过分一统化的官僚权力构架，必须依靠强有力的皇权敲击。皇帝的权力一旦削弱，世袭的倾向就代替了选贤任能的原则而成为主流。魏晋南北朝时代，世家大族对于权力的把持以及相应的门阀制度的出现，正是两汉地方的独立性和私人化团体倾向发展之结果。

隋唐科举创设，犹有举荐遗意，即所谓场外论文之说。洪迈《容斋随笔五笔》言：

唐时科举之柄，专以付之有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为之助，谓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于讥议，多公而审，亦有协于权势，或挠于亲故， 或累于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贤者临之则不然，未引试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于胸中矣。

唐代开始扭转世家大族对仕途的垄断。科举制度虽有汉时荐士举人遗风，但因改变了政治权力的结构和权力配置，因而有效地控制了士阶层的动向，改变了魏晋以来形成的世家大族控制仕进和把持权力的局面。科举面前人人平等，帝国王朝以制度形式夺回了对权力和权力资源的控制权。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州郡官员职守愈加分化——设置官职愈多，行政区划愈趋零碎。当帝国中央的控制垂直深入到官僚机构中，世家大族便失去了把持权力和控制地方社会的根基。唐代晚期，许多大家族不得不随家族内的得势者四处流徙，就足以说明其在地方的根基已经被消除， 同时，安史之乱以后的社会动荡更使这些大族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科举制度的成功实践，使其成为唐王朝支配权力资源、控制人才资源流动趋向，进而驯化官僚系统的主要手段。唐中叶以后，科举出身成为士庶一致追求的目标。“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就足以说明此制度的吸引力。从那时起到1905 年科举被废止，该制度一直是帝国王朝选拔官员和支配权力资源的主要方式。

与两汉地方社会由地方政府全权治理的特征相比，唐帝国中央行政的构建以垂直控制为原则， 隋唐王朝开始从地方政府的全权治理向绝对的帝国中央集权的垂直控制方面完善。在这个过程中， 帝国君主专制的权力结构进一步强化，帝国社会也在经历深刻的改组。尤其是宋代，印刷技术的进一步成熟使大规模的印刷品成为可能，无疑极

为有效地降低了教育的成本，对教育的普及和知识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受教育层面不断扩大，然而在这种静态封闭的帝国社会中，受教育者、知识者唯一的前途只在进入帝国官僚阶层，而成为官僚的后备队伍。

塞缪尔·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说：“提高识字率和教育水平，增加了传播媒介对民众的影响，这一切使人们期望的增长超过了满足这些期望的能力……经济发展也许会提高一个社会满足这些期望的能力，因此经济发展应该有助于减少社会的挫折感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不稳定。”

帝国的制度和社会组织无力从别的途径消耗这些日益累积的不断增加的知识群体，除了仕进一途。因此，历代王朝试图在社会发展的条件下， 在识字率和教育水平提高的同时，仍坚持维持帝国的静态平衡的构想，科举制乃是帝国控制知识者同时驯化知识群体的有效机制。这点帝国王朝时代是做到了。此种趋势，到明清时代更加强化。

科举制度的两面性

唐代的科举制度，常设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选拔人才的范围是很广的，不仅传统的经、史之学是主流，唐王朝还比较注重“明法、明字、明算” 等专门人才的选拔。宋代以后，科举考试制度的程序设计日益严密，考试的科目却日渐减少，考试的范围和内容变得日益狭隘，对经义的阐释成为考试的主要内容。这种从官员的选拔方式着手的方式，更为有效地实现了“思想控制”与“思想灌输”的目标。特别是经王安石对科举的改革， 彻底实现道德统一、思想统一、学术统一，简单说就是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今人才乏少，且其学术不一，一人一义， 十人十义。朝廷欲有所为，异论纷然，莫肯承听， 此盖朝廷不能一道德之故也。故一道德则修学校， 欲修学校则贡举之法不可不变。”（马端临《文献通考·选举四》）

王安石亲自颁定《三经新义》，作为统一思想的教材和科举考试之依据；单设进士一科，废诗赋、考经义，开元明清特别是明清时代八股之先河，进一步强化了帝国的模糊性统一所依靠的官僚一体化根基，使帝国政治更进一步抽象化、道德化，实现对思想精神领域的绝对管控。从此帝国是安全了，但帝国的活力也就衰竭了。

明清时代的科举考试内容可以说是帝国“思想控制”与“思想灌输”的极致，它的目标并不是训练和选拔干练的官员，组织有效率的政府， 而是着眼于财政与治安之目的以及帝王家天下的安全，驯化知识，以等级伦序及其道德训诫为内在原则，培训和选拔俯首帖耳的权力工具。科举考试的范围限定在朱熹《四书集注》范围内，代圣人立言，发圣人之微言，定格为八股文样式。

为应对科举进行的训练，除为博取科举功名、进入利禄之途外，别无他用。一般士子，终身钻研的不过是如何以圆熟的技巧做好八股文章，其手中所有，目中所见，胸中所记，无非是应制时文，于经邦济世甚至小到料理生计也毫不措意。名义上是以孔孟之学为核心，其实却以利禄之谋薰其心，整个文官队伍最终没落为一群满口仁义道德，而实则一无所用，只知利禄二字的权力工具，其甚者，除熟知一二时文，几不能上知秦汉， 更何况博通古今。难怪顾炎武对其痛心疾首，指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非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综观明清科举士子，有建树者少，可知其害之烈。但是他们在朋比为奸、贪污贿赂、奢侈成风方面成就却极高。此辈士人，其精神支柱则劝学文、劝善书为核心，无不贯彻利禄二字。稍举几篇，即知其概略——

天子重英豪，文章敬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神童诗》宋代民间儿童发蒙读物）

读书不破费，读书利万倍……窗前读古书， 灯下寻书义，贫者因书富，富者因书贵。（王安石《劝学文》）

一朝云路果然登，姓名高等呼先辈。室中若未结姻亲，自有佳人求匹配。（司马光《劝学歌》）

宋真宗也亲自撰写《劝学文》，称：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读书的核心和动力便在于赤裸裸的利禄二字。这些士人一旦科举成功，博取了功名富贵， 顿时便登上人上人的宝座，成为物质财富的享有者。“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神奇转换， 往往不是个人原因能够说明白的，因果业报、祖宗积德等等学说便成为振振有词的“解释”，于是乎，《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等劝善书便充斥其间。皇帝也看到了这一利禄路径的统治效力与这些思想对维护政权稳定的作用而大加提倡。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颁《为善阴骘》于学校，令士子熟读，而民间也无不视此类读物为秘宝。

科举制度，诚为帝国的官僚制度的运作提供了强大的人才储备，使帝国的官僚机构拥有庞大的后备资源，然而其成效无非是实现帝国皇权的集权统治、消除对皇权的挑战，从某种程度上说， 也就消除了刺激帝国行政的动力。宋代以后的科举制度，从其制度设置来说，是够严密，够公正的了，而且定期为帝国的官僚机构输送了大量的人才，但是庞大的科举士子却又为帝国的行政系统带来了无穷的压力，一旦科举成功，这些人理所当然就应当进入帝国的官僚系统，而不能不出现大量的候补官员。到最极端的时候，一个官位有数十位候补者，这时，要取得实际的官位再也不可能严密公正，于是结党营私，贿赂公行也就不可避免。

（摘编自《皇帝治下的中国》，云南人民出版社，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