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残阳

晚清著名外交家许景澄，一生视外交为神圣事业，他为维护国家尊严和领土权益进行过不屈的抗争，但受制于国力军力的羸弱，而屡遭压迫和备受屈辱。最终，他因为谏言“不可攻使馆、杀使节”而身首异处。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四，也就是1900年7月29日，外有八国联军步步逼近、内有义和团流窜闹事的北京城，一片喧哗纷乱。两个身着官服的人被五花大绑，一路押解到菜市口临时搭建起来的刑场。眼看着有砍人的活剧可以观看，众人马上上前围观，“杀死卖国贼”的呼喊声响成一片。一名囚犯看着陷入狂热的民众，仰天长叹“愚昧误国”！回答他的，却是围观人群的哄笑和嘲讽声。随着监斩官一声令下，两颗人头落地。

这位长叹“愚昧误国”的大臣，就是晚清著名外交家许景澄。纵观其一生，外交是他魂牵梦绕的神圣事业，他为维护国家尊严和领土权益进行过不屈的抗争，但受制于国力军力羸弱，而屡遭压迫和备受屈辱。最终，他因为谏言“不可攻使馆、杀使节”而身首异处。

自学成才的海军专家

许景澄于1845年出生于浙江嘉兴，原名癸身，字竹筠。1868年，他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其从政之初，正值洋务运动勃然兴起之时，许景澄广泛借鉴西方先进思想，提出“尔后国家大势必重邦交”主张，并果断放弃研习八股文，专治经世之学。他关于中俄伊犁问题谈判等国际事务的独到见解，引起了时任总理衙门大臣文祥的关注，多次将他作为堪任驻外使节的人才进行推荐。

1880年，一个很好的机会出现在许景澄的面前，文祥推荐他出使日本。可惜的是，当时他父亲去世，须丁忧守制而未能成行。1884年，许景澄丁忧结束，接替李凤苞，出使法、德、意、荷、奥五国，由此拉开了其外交生涯的帷幕。第二年，他又兼任驻比利时公使，成为赫赫有名的“六国公使”。

许景澄上任之初，一项重要的使命就是处理李凤苞订购军舰的“后遗症”。原来，李凤苞在任时，从德国订购了“定远”“镇远”“济远”三舰，却遭到了朝中官员的弹劾。有的说他订购军舰质量较差，有的猜测他与洋员狼狈为奸、中饱私囊，有的绘声绘色传说他买了大房子、过上了奢侈的生活。正是在这些非议之中，李凤苞任满后黯然去职，两年后含冤而死。

抵达德国后，许景澄首先查验“定远”“镇远”两舰的工料、机器、铁甲堡内布置等事项，正式与李凤苞作了交接。本来“定远”“镇远”两舰早就可以驶回国内充实海防，却因为中法战争爆发后德国宣布中立拒绝交还，同时法国人威胁军舰一旦回国，将在公海上予以击沉，导致两舰被迫滞留在德国港口。为了保护机器性能，许景澄下令将军舰内诸如蒸汽管路等容易锈坏的部件全部拆卸下来，进行封存保养。随后，他又来到德国伏尔铿造船厂，对刚刚完工的“济远”舰进行了仔细勘验，指出设计的不足之处并要求船厂尽可能进行整改弥补。

直到1885年6月《中法新约》签署，三舰才得以准许回国。考虑到军舰在港停泊足足有1年时间疏于养护，许景澄与德国海军部协商，就近借用德军船坞，对军舰进行除锈、上漆。同时，他还安排人手，将拆装的机器重新装入军舰之内，精心安排好管驾和护送水兵，储存好食物和燃煤。经过一个月紧锣密鼓的准备，7月3日，“定远”“镇远”“济远”三舰终于驶上了回国的漫漫旅程。每到一个港口，舰队都要向总理衙门报告航程。10月，三舰抵达大沽。11月17日，李鸿章亲赴大沽验收军舰，均与合同相符。随后三舰入列北洋水师，成为当仁不让的主力。

为了进一步壮大海军实力，1885年清政府计划从德国、英国各采购2艘巡洋舰，两国造船厂为了争夺造舰的主导权，分别通过许景澄和驻英公使曾纪泽多番发回电文，想方设法对总理衙门进行游说。一时间，驻德、英使馆发回了大量的电文，里面引用了很多最先进的海军术语，把总理衙门那帮官老爷直接看懵了圈。最后，还是李鸿章为这次争论一锤定音：“海军甫设，不妨并存其式，他日驶行日久，利病自见，再专择其一推广仿造。”就这样，装甲巡洋舰“经远”“来远”在德国开造，穹甲防护巡洋舰“致远”“靖远”在英国开造。

在组织军舰订购和验收的过程中，许景澄对近代海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按理说，作为一个旧式官员，现代科技知识几乎为零，难得的是他钻研的劲头足，下的功夫深，很快就掌握了一些基本知识。经过艰苦努力，许景澄编写出中国第一部世界海军通鉴——《外国师船图表》。此书作为了解世界海军发展态势、掌握海军前沿科技的重要读物，既对中国官员在决策订购军舰和监管军舰建造等方面发挥了重要参考作用，也对士大夫阶层进行了一次西方近代海军知识的启蒙和普及。

在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举国震惊。为重振海军，根据李鸿章命令，许景澄于1895年在德国订购了“飞鹰”驱逐舰，并购买了“辰”“宿”“列”“张”四艘鱼雷艇。第二年，他又订购了“海荣”“海筹”“海琛”三艘巡洋舰。他购买的这些军舰，为大清海军的再次创建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与虎谋皮的外交斗士

1887年，因为母亲去世，许景澄丁忧回国。3年后，他再度出使俄、德、奥、荷四国大臣，迁为内阁学士。很快，十分棘手的中俄帕米尔冲突摆在了他的面前。

帕米尔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1891年夏天，俄国打着“游猎”的旗号，派出哥萨克侦察队深入帕米尔，侦察地形地貌，四处树立界桩。在许景澄抗议下，俄军被迫撤兵。

第二年6月，俄国先是以撤军作为中俄勘界的前提条件，逼迫清军从帕米尔撤军，随后迅速派出俄军进占帕米尔，破坏清军哨所等设施，侵占了中国萨雷阔勒岭以西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双方军队沿岭对峙。

许景澄多次赴俄国外交部进行抗议，痛陈俄国越界、侵权、违约的事实，但俄国自恃占据武力优势，始终以各种理由拖延，拒绝从帕米尔退兵。在这种情况下，许景澄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光靠嘴皮子根本无法解决边境问题，必须“辩论与兵力每相须而行”，提出了“出扎守边”的对策，建议清政府在边境上调兵遣将，严加戒备，及时回击俄军的越界行为。

就这样，在中俄双方的军事对峙和外交谈判的拉扯中，时间来到了1894年。当时的清政府，面对日本在朝鲜问题上的咄咄逼人态势，迫切需要拉拢俄国来作为靠山，因此被迫接受了俄国提出的维持现状、两不进兵的建议。4月17日，许景澄复照俄国外交部，代表清政府提出了“在采取上述措施时，并不意味着放弃中国对于目前中国军队所占领以外的帕米尔领土所原有的权利。它认为应保持此项以1884年议定书（即《中俄续堪喀什噶尔节界约》，议定了中俄在帕米尔地区的边界）为根据的权利，直到达成一个满意的谅解为止。”严正表明中国政府在帕米尔主权问题上所持的坚定态度。

也正是在处理帕米尔问题的过程中，许景澄深感中国的边疆地图十分匮乏，现有地图错漏百出，难以使用。例如清政府发来的电报中涉及的卡伦（边防哨所）方位，与现地查勘的位置居然无一符合，中国的地图上也没有明确标定出西部边疆的界限，使得外交斗争缺乏可靠的依据。在谈判期间，他又一次发挥了博文好学的特点，广泛查阅历史资料，借鉴英、俄、法等外国地图，经过认真考订，汇编成《帕米尔说》《帕米尔图叙例》《西北边界地名考证》等。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署后，为减轻中国的损失，许景澄积极协调，邀请俄国联合法国、德国，胁迫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此即著名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期间，他还奉命处置俄国强逼清廷借款的咄咄怪事。原来，根据《马关条约》，中国须支付日本两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准备从英国借款。俄国自恃主导“三国干涉还辽”有功，逼迫清政府改从俄国借款四亿法郎（约合白银一亿两），以中国海关作保，以此进一步扩大在华利益。而在双方的交涉过程中，许景澄多次与俄国当局据理力争，回绝了部分不合理诉求，并将借款利息由五厘降低至四厘，为清政府挽回了部分损失。

同样也是依仗“干涉还辽”的所谓“功劳”，俄国提出了兴建东清铁路（又名中东铁路、东省铁路）的无理要求。从1891年开始，俄国开始修筑横跨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铁路，东清铁路是其规划中的一个部分，穿过中国东北的吉林、黑龙江两省到达海参崴。在俄国的威逼利诱之下，1896年6月3日，李鸿章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同意共同兴建东清铁路。虽然大框架已经划定，许景澄还是围绕铁轨宽度、沿线采矿权、路产使用年限等，与俄国据理力争、讨价还价，尽最大努力减少国家的损失。9月8日，正式签订了《中俄合办东清铁路合同章程》，公司设在哈尔滨，许景澄被任命为总办。

许景澄在筹办东清铁路过程中，坚决回绝了俄国提出的将铁路向南改线、趁机多侵占中国领土的企图。而且颇令俄方人员意外和敬佩的是，他不收俄方提供的兼职俸禄，每年1.5万两白银的办公经费也只开支电报费等少量费用，其余上交总理衙门，其中一部分用于创办俄文铁路学堂，为国家培养铁路人才。当时担任俄国财政大臣的威特，在其回忆录中对许景澄的高风亮节大加赞赏。

此外，许景澄还奉命作为头等专使，与俄国围绕租借旅大地区展开谈判，忍受着俄方的百般恫吓与羞辱，坚持不懈进行抗争。1898年3月，中俄签订《旅大租地条约》。两个月后，许景澄在彼得堡签订了《续订旅大租地条约》。

弱国无外交。在长达8年的与俄国周旋的过程中，许景澄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遭到了国内舆论界的猛烈批评，真可谓心力交瘁、身心俱疲。1898年9月，他请病假离职回乡，准备好好休养一番。然而，清政府却不愿意让这位熟稔外交的人才长期赋闲在家，很快召集他回京担任总理衙门大臣兼吏部左侍郎，主办外交事务。

唯一能够让许景澄欣慰的，或许只有中意关于强租浙江三门湾的外交斗争。眼看甲午之战以后，日本、德国、俄国等国在中国大肆划分势力范围，意大利坐不住了，于1899年2月向清政府递交了强租三门湾作为军事基地的外交照会。让意大利人未曾料想到的是，大清国这个“软柿子”这次居然强硬起来。许景澄连意大利人的照会都没拆开，直接给退了回去。

来文的未能奏效，意大利动起了武，派出军舰在三门湾附近游弋，以此施加压力。清政府早已看穿意大利人的实力在西方列强中最弱，这次毫不让步，一面回绝了意方的最后通牒，一面要求沿海各省份整军备战、严加防范。最终，意大利悻悻收回了最后通牒，强租诉求遭遇失败。

触犯凤颜的死谏忠臣

1898年，光绪皇帝发起变法维新运动，被慈禧太后镇压。此后，慈禧产生了废除光绪帝、重新立储的想法，但遭到了西方各国驻华公使的联合反对，因而并未付诸行动。后来，在华北地区蓬勃发展的义和团运动，让慈禧产生了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对抗西方的想法。1900年，在端王载漪、大学士徐桐、协办大学士刚毅等顽固派的支持怂恿下，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向北京和天津进军。他们一路烧教堂、杀教士、毁铁路，进一步激发了中外矛盾。

西方各国多次要求清政府镇压义和团运动，但并未得到清政府的回应。于是，1900年5月28日，英、美、法、德、俄、日、奥、意八国在各国驻华公使会议上，正式决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随后，各国相继打着“保护使馆”的旗号，派卫队进入北京城。6月10日，八国组成的联军在塘沽登陆，向北京进发。

眼看着列强的脚步越来越近，从6月16日开始，惊慌失措的慈禧连续召开4次御前会议，商议对策。会上，主战派主张怂恿义和团进攻使馆，并向西方列强宣战。而以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为代表的主和派，则提出中国国力孱弱，难以与列强联军对抗。他们坚决反对攻使馆、杀使臣，认为这一举动“中外皆无成案”，必将导致生灵涂炭的悲惨境地。焦急万分的光绪，情急之下走下御座，拉着许景澄的手哭泣问计，结果恼怒了慈禧，当场严词训斥：“许景澄不得无礼！”

对义和团“法术”抱有幻想的慈禧，丝毫没有听进许景澄的建议。6月19日，慈禧要求许景澄给各国使馆送交照会，让他们限期出京，派兵护行。20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前往总理衙门交涉，路上被清军神机营射杀，进一步恶化了事态。21日，清政府发出一道没有点出任何国家名字的宣战书，决议与西方列强“一决雌雄”。22日，慈禧还命人贴出奖赏生擒洋人的告示。受到极大鼓舞的义和团，发起了对东交民巷使馆区和西什库法国天主教堂的进攻，但久攻不下，迟迟未取得进展。

7月中旬，八国联军攻陷天津，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眼看着形势越来越严峻，许景澄、袁昶冒死联名上奏《请保护使馆折》《请严惩祸首折》，提出倚仗义和团攻打使馆，“于千古之奇事，必酿成千古之奇灾”。他俩死谏清廷保护使馆、镇压拳民，以此避免“九庙震惊，兆民涂炭”的惨剧。为达这一目标，他们甘愿被诛，“臣等虽死，当含笑入地”。

就在这时，许、袁两人写给上海铁路督办盛宣怀和两江总督刘坤一的两封亲笔信，被载漪截获。信中，许景澄以悲愤的语气，痛陈慈禧、载漪倚仗义和团民进攻使馆、祸国殃民的罪行。载漪看后气愤不已，着人上奏弹劾许、袁，慈禧当即批准捕杀二人。

7月28日一早，许景澄穿戴好官服，准备前往总理衙门，却被庆亲王奕劻以急事相邀的名义骗去了提督府，就此同袁昶一同关押。第二天，两人被斩杀于菜市口，出现了文章开始的那一幕。慈禧为掩人耳目，待两人死后才罗列了罪名：“许、袁二人其罪在声名恶劣，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见时，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有不忍言者。”

许、袁二人的死，引发了当时内外人士的高度关注。有人议论说，两人作为处理外务的大臣，绝不是朝廷的权力中枢，却敢于仗义执言，堪称“举国皆狂卿独醒”。晚清重臣李鸿章则认为，“许、袁逮治，令人寒心”。他们与同一时期被杀的兵部尚书徐用议、兵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联元，合称“庚子被祸五大臣”。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着力主张为许景澄等人平反的，却是攻破北京城的西方列强。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第二款第一条就明文写道：“（五大臣）因上年力驳殊悖诸国义法极恶之罪被害，于西历本年二月十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上谕开原复官，以示昭雪。”当年，许景澄的灵柩被送回浙江安葬，路上出现了万众瞻仰的动人场面。

8年后，清政府追谥许景澄文肃，与同期被害的袁昶、徐用仪并称“三忠”，并在杭州西湖建“三忠祠”加以纪念。1923年，在中东铁路建路25周年之际，耗资3万卢布的许公留念碑和许公路在哈尔滨落成。许景澄的遗著被汇编为《许文肃公遗稿》《许文肃公外集》《出使函稿》等。

（本文参考文献：王瑞芬《许景澄外交活动述论》，张登德、张国红《许景澄与晚清海军建设》，楔子《中国近代海军发展的亲历者—许景澄小传》，胡为雄《袁昶、许景澄之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