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北京并非一片祥和，但在德国女摄影家赫达·莫里循（Hedda Morrison）的镜头里，这里依然宁静如常。无论是街边买糖葫芦的小贩、鸟市里的小伙子，还是小吃摊旁的孩子，他们的表情或者淡然或者开心，鲜少有愁苦之态。在历史的转折期，赫达·莫里循拍出了老北京的日常。

1933年，喜欢摄影的德国姑娘赫达来到中国，其后她经常骑着单车穿梭在老北京的大街小巷。老北京的街道、建筑、民众、市井生活定格在她的镜头里。1940年，她与阿拉斯泰·莫里循相识并结婚。1946年，莫里循夫妇离开中国。1991年，赫达·莫里循去世。在她有生之年，赫达·莫里循曾两度回到北京。她去世的第二年，其夫根据她的遗嘱，将她在中国13年拍摄的影像都捐赠给了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图书馆。

这样的制度下，北魏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非常尖锐，几乎年年爆发农民起义。公元484年，北魏政府推行官吏俸禄制，同时，严惩贪污行为，“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次年，推行均田制，从豪强大族手中夺回大量劳动力，并授田予民，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为配合均田制，又改宗主督护制为三长制，以清理户口、田亩，征发徭役、兵役。

这三项改革措施的推行，让孝文帝太和年间，成为北魏王朝极为重要的转型时期。它标志着北魏的政权开始向汉民族“一君万民”的集权帝制转变。

太和改制为北魏王朝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于是，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最终统一南北，实现历代鲜卑君王的中华皇帝梦想就被提上了日程。洛阳地处中原，为中原地区政治文化中心，且接近南朝，便于用兵，“南荡瓯吴”。所以，洛阳成了拓跋宏迁都不二之选。

迁都洛阳无疑是正确的决定，但它毕竟是一项关系到国家社稷的重要政治措施。拓跋宏认为“北人恋本，忽闻将移，不能不惊扰也”，怕贸然提议迁都洛阳，会遭到鲜卑贵族的反对，所以，采取了“以南征之名，行迁都之实”这样自编自导，完全戏剧化的方式来促成如此重要的政治决定。

如果说拓跋宏通过这样的方式确实达到了顺利迁都的目的，但是，支持这项重大决策的后继政策却严重缺失。

违众南迁，必然会触及一部分鲜卑元老亲贵的利益。于是，迁都之后，陆续有亲贵密谋反叛，虽然很快都被镇压，但太子拓跋恂的死，对拓跋宏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对于自幼生活在“阴山常晦雪”的故都平城的鲜卑人来说，洛阳暑热让他们深感痛苦。太子拓跋恂就是其中的一个。因为暑热，更因为对父亲汉化政策的不满，拓跋恂打算带着侍从轻装奔回平城。

太子的行为让拓跋宏极为愤怒，他将儿子打得半死，废黜其储君之位。然而，只要拓跋恂还活着，就会成为那些眷恋故土，阴谋反叛者潜在的棋子。最后，拓跋宏将年仅十五岁的儿子赐死。

不能成功安抚鲜卑旧臣亲贵，以致变乱迭起，这只是迁都留下的后遗症之一。更为严重的还在于，迁都改变了立国百年以来的边防格局，却没有辅之以相应的政策调整，为多年后的代北六镇之乱、北魏王朝的覆灭，埋下伏笔。

北魏初年，为防柔然南下，太武帝拓跋焘下令在沿边修筑长城，并在要害处设置军事据点，即代北六镇。当时的柔然对北魏威胁很大，所以拱卫国都平城的北镇地位非常重要。镇将由鲜卑贵族担任，镇兵多是拓跋族成员或中原的强宗子弟，他们被视为“国之肺腑”，享有特殊地位。

但随着边地战事减少，北镇的地位逐渐下降。特别是在迁都洛阳后，北镇失去了拱卫国都的地位，镇将被排斥在“清流”之外，难以升迁，镇兵甚至与谪配的罪犯和俘虏为伍。代北六镇军人从“国之肺腑”，一朝沦为“代来寒人”。

巨婴政治

“北人谓土为拓，后为拔。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拔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

这是《资治通鉴》中记录的拓跋宏在公元496年宣布鲜卑皇族拓跋氏改姓“元”的诏书。从此，拓跋宏更名元宏。

这次改姓当然不仅仅是拓跋氏，根据元宏（拓跋宏）的旨意，功臣元老，自代都南迁，凡是复姓，一律改成单音节的汉姓。除了改姓，在迁都之后的短短几年中，元宏的全盘汉化政策恰如疾风骤雨：易胡服、讲汉话、通婚姻、改籍贯、行汉制、崇儒学……

在这一时期，相对于鲜卑人固有的游牧文化，汉文化的确更为先进。特别是经历了两汉四百余年的政治实践，汉文化中的驭民之术、治国之策，对于构建一个理想的集权体制，保证政权的稳定延续，确实行之有效。

元宏是被文明太后抚养长大的，从小就受汉文化的熏陶与教育，身边的臣子也以汉族士大夫居多。《魏书》里的元宏“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元宏在迁都后全盘汉化的政策当然与自幼接受的汉文化教育分不开。

与此同时，元宏在推行汉化改革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偏执和激进也让人讶异。

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而言，移风易俗都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漫长过程。元宏却急不可耐。他严厉禁止鲜卑人穿传统胡服，甚至禁止说鲜卑话。就连汉族重臣李冲都认为，此举未免极端。元宏却不依不饶，严厉斥责他辜负了国家。

更为离谱的是，根据旧有的制度，北魏亲王们的妻妾一般都来自鲜卑的八大家族和世家子弟。然而，元宏为了贯彻鲜卑与汉族通婚的汉化政策，强行令自己的六个弟弟改娶汉族王妃，而将原有的王妃降为妾室。

如此激烈的汉化政策，必然引起鲜卑人的反感，甚至是抗拒。从元宏推行汉化政策开始，鲜卑人的反汉化之声就从未止息过，在代北六镇，一度形成了“鲜卑共轻中华朝士”的氛围。甚至到北魏灭亡，依靠六镇军功集团建立起来的北齐、北周时期，仍保持着对汉文化的敌视态度。

鲜卑的汉化有助于推动民族融合，元宏的汉化政策，在民族融合已成为历史潮流的南北朝时代，是有合理性的。然而，他所推行的所有政策为何会显得如此激烈，甚至于偏执？

如果说，文明太后对元宏的教育影响了他的施政理念。那么，文明太后与元宏之间二十三年的祖孙关系，也是影响元宏性格命运的关键因素。

根据史书的记载，元宏在文明太后去世后表现得极为悲痛，甚至打算为太后守孝三年。但其实，文明太后和孝文帝之间，并没有那么和谐。

《魏书》记载，一天天长大的元宏表现得越来越聪明伶俐，文明太后担心将来难以控制，曾打算废黜元宏。寒冬腊月，她将只穿了一件单衣的元宏关在室内，三天不让人送饭。同时，召集大臣讨论另立新君，只是因为元老大臣们激烈反对，不得已作罢。

在元宏的成长过程中，上菜的宫人会“不小心”用热汤烫伤他的手；他的食物中还会“不小心”有虫子之类的脏东西出现；甚至有宦官在文明太后面前陷害他，以致太后大怒，命人用棍子痛打了他一顿……

这些白纸黑字的史官记录让后人看到了元宏虽贵为天子却毫无幸福和温暖可言的童年。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元宏，如同孩子一般缺乏理性和耐心，不懂妥协和协商，一味只固执于强权的力量。

从这个角度再来看元宏的汉化政策，甚至于迁都，会有一种感觉，他只是在逃避，逃避那个生活在杀母、杀父、杀妻仇人，却同时又是自己恩人阴影之下的自己。

大梦一场

孝文帝死后30年，即公元529年，军阀尔朱荣攻陷洛阳，对洛阳的皇族、百官公卿进行了大屠杀，但南梁将领陈庆之出使洛阳，仍旧感慨：“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

而河阴之变前的洛阳，更加富庶繁华，号称“十万九千户”，约有60万人，是这一时期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城市。北魏声威，远至大秦（东罗马帝国）。

这一切的功劳，当然应当归于孝文帝元宏。元宏的一生虽然短暂，真正实现乾纲独断的时间更加仓促，从文明太后去世算起，不过短短九年。然而，元宏这九年的人生却如流星般璀璨。一方面一力推行本民族的全面汉化，另一方面他数度御驾亲征，像天生就刚猛的鲜卑人那样战斗，迫切地渴望实现鲜卑历代君王统一南北的梦想。

命运之神却没有垂青于他，几次南征萧齐，元宏几乎都无功而返。公元499年，他在南征途中病倒，带着无限的遗憾，与世长辞。

这以后，历代史家对元宏的评价都很高。不过，也有人认为，元宏的汉化政策重文轻武，只学到了汉人的繁文缛节和仪式形式，却丢掉了鲜卑人的勇武质朴。

建立北魏王朝的鲜卑人如同一个体量巨大的婴儿，他的学习、 模仿，始终不得要领。

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个华夏大地，佛教深入人心，形成了巨大的宗教势力。北魏王朝也不甘落后，为招揽民心，成为华夏文明的正统代言人，他们将佛教推上了国教的崇高地位。根据《魏书·释老志》的记载，孝文帝迁都前，北魏共有寺庙六千余所，僧尼近八万。到孝明帝后期，全国有“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僧徒广占田宅，更多的人“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疯狂的造佛运动严重地伤害了王朝的肌体。

当“国之肺腑”一朝沦为“代来寒人”的代北六镇将士发动叛乱时；当灵太后毒杀孝明帝引来军阀尔朱荣攻陷洛阳时；当北魏王朝大厦将倾时，硬要把这一切归咎于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显然过于牵强。毕竟，古代一君万民的集权帝制，是走不出王朝兴衰周期律的。北魏自然也不例外。

元宏的身上投射着鲜卑历代君王中华皇帝的梦想，承载了鲜卑民族的华夏梦。然而，元宏的一生确切地说，充满了悲剧色彩，就仿佛鲜卑人的华夏梦，最终流散成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