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岩

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代，这是“互联网+”的时代。“互联网+”时代的供给侧改革将让无数企业折戟沉沙，也将让无数企业扬帆竞发。那怎么做才能在“互联网+”供给侧改革中击鼓而进呢？

最近一两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经济，尤其是新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一系列的指示和判断。今年4月19号，习总书记在网信工作小组会议上讲到，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新常态要有新动力，互联网在这方面大有可为。他也提到，要着力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

习总书记还指出了路径——传统的实体经济要跟互联网深度融合，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

总书记的报告也提到怎么做——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总说，互联网是草根经济，是以人民为核心的一种经济形态。到底怎么做才算是真正以人民为中心？这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社会发展中思想的变化。

再次崛起中的东方哲学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我们真正欠缺的是思想性。我们需要更好的思想贡献。从哲学角度看，中国在新经济领域，一定会迎来新的辉煌。原因在于东方哲学跟网络经济非常契合。

西方哲学是从毕达哥拉斯开始的，毕达哥拉斯提出万物皆术——这是西方哲学体系的根源。万物皆术，研究的是自然规律、万物的状态，用分解的思路去不断地认知世界。跟毕达哥拉斯同时代的东方哲学家孔子提出以人为核心——以人的德行为载体形成了一套哲学体系。之后日本、韩国从孔子的哲学里又衍生出新的思想，但根源是孔子的思想。

东方哲学不用分解的思想去做事情。东西方哲学的差异，最直观的表现就是西医和中医的差异。西医把人体分解成器官，器官分解成细胞，细胞进一步分解，哪里出问题治哪里。中医从来不会哪里出问题切哪里，破坏人体的系统性。我们曾经请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樊代明院士来清华大学演讲，樊院士是消化内科领域全球顶尖的专家。他说：我越研究医学，越发现在医学领域艺术重于技术，越做越没有信心，人体真的有所有人都适用的普遍规律吗？未必。

科技发展到今天，我们发现世界本原越来越接近于东方哲学的整体思维，而不只有西方哲学的分解思维。互联网思维强调的就是系统性，强调的是人自身的无穷创造。东方哲学强调的是系统性，以人为核心，恰恰跟互联网思维完全一致。我们的东方哲学，能够在网络经济时代发展起来，变成我们真正的财富。

具体要怎么做呢？

互联网+

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方向——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从需求侧到结构侧的变革历程。

具体地讲，战术上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这是一个平衡的过程，不是供给侧简单叠加互联网的过程，而是一个天平，需要“互联网+供给”，同时需要“互联网+需求”。“互联网+需求”是自主性的，而“互联网+供给”是被动性的。

“互联网+需求”的变化主要是消费模式的改变，这种改变自身在流动性地往前发展，企业家不去实践，学者不去研究，民众自己也会往前走。现在民众的需求就在发生着改变。大家观察一下现在的需求，不论是员工还是客户，需求跟五年前一样吗？跟三年前一样吗？完全不一样。所以说“互联网+需求”的变化是促进转型非常重要的动力。

“互联网+需求”的变化，也是市场机制的改变。所谓市场机制的变化，主要是营销渠道在发生变化。比如说做户外用品的探路者原来完全靠门店，靠经销商；但现在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已经改变了，他们能在网上查到每一个渠道的价格。如果企业还用原来占领市场的方式，未来一定会被淘汰。

那么，实体店铺真的没希望了吗？不！实体店铺有实体店铺的优势，但存在方式一定要变化。清华有家很小的枣糕店，每天店门口都排队成长龙。我一开始以为枣糕店找了很多托儿。后来我叫来一帮学生，问他们：“你们真吃吗？”他们说：“老师，真吃，我平常连十分钟都舍不得浪费，但是为了吃这个枣糕，我可以排一个小时队。”互联网时代的街边店照样有生意，但是存在的方式和连接的范围不一样。

街边店的模式创新，其实有巨大的机会。当你看到一堆街边店倒闭的时候，你认为是市场出现了问题，其实不对，街边店有生存的空间，只是需求发生了变化。我们对街边店产生了新的需求，街边店的供给就要发生变化。

这就是“互联网+供给”——它是商业模式的变化，也是生产模式的变化。

我听沈阳机床董事长介绍，他们把i5当作机床领域的iPhone来做，把机床变得像手机一样，可以在上面开发APP，可以在上面做各种各样的操作，做的事情远远超出了租赁范围。沈阳机床做的是真正的“互联网+”机床，能记录下加工每一个倒角所消耗的功耗、加工的时间等等这些数据。机床变成了大数据的采集，从而让沈阳机床厂变成了服务方面有突破的企业。

互联网思维：多边市场效应

因此，供给侧的变化，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商业模式的改变，其次是生产模式的改变。

在商业模式方面，在移动互联时代，客户不再是单一的客户，产品不再是单一的产品，企业能连接更多的人、产品、服务。原来是卖东西给客户，让他们享受产品，享受服务；现在是想办法把更多利益相关者连接进来。比如说，原来银行跟探路者之间只有借贷关系，现在探路者能不能自己变银行，参与到借贷过程中？这样就在可控范围内连接了金融业务。

我们要想办法把各种要素连接在一起，一旦连接在一起，我们所经营的就不再是原来的那条单边，而可以从更多边中获取价值，这在经济学上叫做多边市场效应——从各条边上盈利，而不只是从企业跟客户的直接联系中盈利。这是供给的商业模式变化中最基本的理论依据。形象地说，原来只是供给一个炒勺，现在要把炒勺跟客户连在一起，能够测油温，记时间，变成智能炒勺，跟手机等连在一起。一旦连接了以后，这把炒勺的供给就改变了，供给的不单是一把炒菜的勺，还是做菜数据的获取工具，附加价值就得到很大提升。

什么是真正的创新？

《财经》：对创新的理解每个人都不一样，在您看来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

彼得 蒂尔：创新有些难以定义，合理的定义是，创新是那些明显改变或者潜在会改变人类文明，并在未来会提升人们生活水平的事物。

《财经》：是不是可以说，你把创新分成了两类，一类是宏大的创新，它们影响和改变了文明，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另一类是小微的创新，这些创新也可以影响社会。你所说是这样吗？

彼得 蒂尔：对，我对宏大的创新更有兴趣，但在实践层面，两者都重要。很多人说，Facebook是小事儿，无足轻重，即使社交网络已经改变了沟通的属性。我们创始人基金有个网站，网站上写着：“我们期待会飞的汽车，但只得了140个字”。140个字指Twitter。这话是批评Twitter，相比飞翔的汽车，Twitter就干了那么点小事情。但是我想，沟通变革实际上影响重大。即使像Twitter这样看上去很小的公司，也大到足够去影响人类的整体文明，且在商业价值方面也很棒。我乐于看到那些大到可以提升社会整体文明水平的公司，但作为风险投资家，投到Facebook和Twitter这样的好公司就很好了。

钱颖一：你认为过去40年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创新是什么？

彼得 蒂尔：过去40年中，有些药物非常重要。过去40年的创新主要围绕电脑、因特网、移动互联网、软件、半导体等。我想相比其他领域，我们在这些领域进步很大。有个大争论——创新是加速了还是停滞了？我认为计算机领域是加速的，而其他任何领域是相对停滞的。看看今天“技术”一词与五十年前不同的含义就知道了。五十年前，就是1966年，技术一词意味着火箭、超快的飞机、农业绿色革命、核能，还包括计算机等等各种东西。今天，技术通常指信息技术。我们已经把定义收窄了。1920年代，技术指轿车，现在我们不会把小汽车和技术联系在一起，除非把汽车延伸到计算机领域，例如自动驾驶汽车——汽车里内置了计算系统。现在，如果其他领域也有这样的进步，对我们的文明会更有益。

钱颖一：现在的“技术”一词意味着信息技术，这很有意思。

彼得 蒂尔：对，事实就是定义变窄了。这也某种意义上说明了创新的停滞。

钱颖一：经济学家会说，抽水马桶是最有影响力的创新。另一项非常重要的创新是空调。如果没有空调，我们这个世界的很多地方都会丧失生产力，例如新加坡。

彼得 蒂尔：抽水马桶是罗伯特 戈登（Robert Gordon）说的，还有管道系统，很重要。电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对于冬季和夏季。

创新的停滞与感知错觉

《财经》：也有些著名人士说，相比19世纪的蒸汽机、核电等，过去二三十年创新有所停滞。

彼得 蒂尔：对，持这种观点的有罗伯特 戈登、泰勒 科恩（Tyler Cohen），我基本上赞同，不过这种观点在硅谷不常见。

钱颖一：对，在这个观点上，你是个特例，在硅谷极少。

彼得 蒂尔：对，我总认为，硅谷人有点儿偏见。关于创新的问题，我和谷歌CEO 埃里克 施密特（Eric Schmidt）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我管埃里克 施密特叫谷歌传道大使，因为他会说一大套，技术如何伟大，如何帮到每个人，如何让世界变得更好。

我更乐意说创新有所停滞。这有很多表现，表现之一是生产力增长不如过去快。如果你认为技术作为宏观经济因素与生产力增长相关，那过去四十年以来，美国、西欧、日本的生产力增长放慢了。人们可能会争论“生产力的衡量方式正确吗？”我总认为信息技术的作用被夸大了。由于很多信息技术被用于沟通，于是我们注意到了信息技术带来的巨变。我们眼前整天晃着显示屏，整天用手机、用短信，于是手机吸引了我们巨大的注意力，我们更少注意我们的基础设施。在美国或者西欧，地铁已经100年没变，城市也不怎么改变，在很多维度上，技术的进步都是有限的。

钱颖一：所以这是感知问题，由于我们每天用手机，所以感觉技术飞速变化，但是实际上你没有感知其他的东西。进一步说，经济学家看数字，生产率等等，所以更悲观。不过你不同，你是创业家，你在硅谷，硅谷的绝大部分人都非常乐观，你是个例外。你的洞见是什么？

彼得 蒂尔：我想硅谷的挑战之一，在于人们有“看涨偏见”，因为如果你创办公司，你就要说世界正在变得不同，如果你是风险投资家，你要说有那么多可投资的出色技术正在涌现。所以，硅谷的人们自然会有这种倾向，他们会说，我正在干好多事。

近期的历史，也就是1990年代末的技术领域大泡沫，也加剧了这种倾向。当泡沫破裂的时候，硅谷之外的人都说，互联网就是泡沫。当人们说没那么多技术创新时，意味着他们认为公司估值过高了。创新和公司估值之间联系密切，这让硅谷人很自我保护。

在一个适度创新的世界，财务回报事实上可能非常可观，因为一旦你做出新东西，后来者很难追赶。如果创造出类似谷歌的新搜索引擎，在搜索上就难有重大创新了，没人能再创造出比你棒非常多的搜索引擎。结果是，你占据了搜索的垄断地位，很强大，很无敌。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磁盘驱动器产业为例，你可以造出全世界最棒的磁盘，两年后又会有人造出更好的。你的公司就会出局，投资也打水漂了。十年里，磁盘驱动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创造了消费者盈余，但是这种变化对磁盘公司并无好处。所以，技术发展缓慢的环境远比技术井喷的环境更有利可图。大饥荒时代的农夫，可能远比粮食充足时代的农夫容易赚钱——在粮食充足的时候，粮食价格会很低。

美国：走向创新崇拜

钱颖一：你说到现在美国的趋势，是人才涌向硅谷，崇尚创新，我可以用具体的例子来支持你的观点。有人比较了哈佛商学院和斯坦福商学院MBA申请人同时被两所学院录取后的选择，在过去两年，斯坦福首超哈佛。

彼得 蒂尔：我感到惊讶，这只是过去一两年的事情。每次我说到哈佛，总感觉正输给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