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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的朋友

2016-10-17王国华

雪莲 2016年17期
关键词:徐东文友

王国华

想起一个朋友,首先应该想到他的好。否则还怎么做朋友?

那时我刚来深圳才几天,在单位电梯里碰到徐东,彼此打了个招呼。徐东颇帅气,高高的个子,长长的卷发,英俊的面庞,极具文艺范儿,让人感觉很舒服。他主持着报社的一份文学周刊,而我也是个写作者,早就知道徐东其人,后来特意在网上搜了一下,发现我俩的名字同时出现在2010年中国作家协会新会员的公示名单上,自然又增加了一些亲切感。

那些日子很孤独,徐东带我去参加了一些饭局。有一次是在海岸城的一个饭馆。为了找那个饭馆,我俩在高大广阔的商业综合体里绕来绕去。金碧辉煌的灯光和墙壁,漂亮时尚的美女,擦身而过时留下一阵让人晕眩的香气。在城市里生活多年的我,倒像个刚进城的刘姥姥,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这应该是刚到异乡的强烈不适感。那天晚上来了好多深圳的内刊主编和编辑,大家一见如故,觥筹交错,我也是借酒浇愁,很快酩酊大醉。隐隐记得我和徐东一起走出来的时候,我给远方的妻子打了个电话,说了声“我想你”,就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徐东跟别人说,国华是个单纯的人。

大学毕业后,我先后跳槽到好几个单位,每一个牵线搭桥者以及最早接触的那些人,都成了来往最密切的人。我内心似乎有一种不安全感,总把一个单位,一个圈子中最早接触到的人当成稻草,抓住以后,袒露真情,死心塌地。徐东是我的深圳生活圈中最早的朋友之一,也是不离不弃的朋友之一。此后接触的人,边际效应越来越明显,有的见好几面都想不起名字。

徐东帮过我一个大忙。我到任伊始就策划了一个活动:“宝安文化茶座”,邀请深圳各届文化名流到宝安来做讲座。开始时是跟一个民营书店合作的,每周一期,由书店方提供场地,给主讲嘉宾一点车马费。两个月时间,这个茶座已经有了反响,但店方突然提出停止合办,而我把下一期的主讲嘉宾都请好了。这件事对我很重要,说句直接的话,那是我的政绩,立身之本。我和徐东等几个朋友正在闲聊,听到这个消息,有点手足无措。大家安慰我说,没关系,一起帮你想办法嘛。于是立即行动,给几个单位打电话,有的被直接拒绝,有的被委婉拒绝,有的说考虑考虑,但远水解不了近渴。后来徐东给宝安区群艺馆馆长刘明军先生打了电话。他不疾不徐,言简意赅地介绍了相关情况,刘馆长一口答应,约我们尽快来谈。如今,“宝安文化茶座”已经坚持五年多,举办讲座二百多期,成为宝安区“十大文化创意品牌”之一。

有一个周末,我们一帮文友在咖啡馆里喝茶聊天,徐东接到一个电话,告诉了对方自己的地点。不久,进来一个矮矮的人。其他人都冷眼相看,默不作声。很明显,他们都认识他,但都不跟他说话。那个人进来就找徐东借钱,徐东给了他一些钱,他也没跟其他人打招呼,悄悄地走了。后来听说,那个人曾是圈里鼎鼎大名的文友,但因为赌博,闹得妻离子散,还不断向文友们借钱,借了也不还。有的文友明确表示,这些钱送你,不用还,此后别来找我了。唯独徐东拉不下脸,每次都借给他。不少人劝徐东,这是个无底洞,这样下去早晚会把你耗空,但徐东还是拉不下脸。他先后借给对方四五万元,自然都无下文。恩爱的夫妻俩还因此吵过架。后来我俩谈到此事,徐东说,我承认大家说的对,他们很理性,我也理性,但他们不懂义气。

这两个字让我心里着实一动。徐东讲起当初自己在北京写作时,多次跟这个文友电话交流,非常投机。自己刚到深圳的时候,也是这个朋友去接自己。正是这些经历,让他愿意坚持到最后。虽然他也离开了那个文友,但他是坚持到最后一个的人。

有涌泉相报之心,有不忍之心,这不就是我吗?何况我们还是同龄人。

这个朋友交定了。

交一个朋友,原因很多,要么他是你的影子,要么你们互补。要么,他是你的梦,你骨子里不敢的或者牵系的,在他身上实现了。

我的梦,是边缘与漂泊。而徐东身上影影绰绰就有这些东西。

徐东自述曾经工作过的单位:最初在《陕西日报》社的《星期天》,2000年6—8月,报纸停办,后又到《今早报》,9—11月。后又跳到《男孩女孩》,2001年3月到4月。后又到女友杂志社创办的《男友》,2001年4月至2002年3月。在《东方青年》做过一个月,2002年7月。《青年文学》,2002年8月至2003年3月,因非典返回西安。在《喜剧世界》做了半年,2003年6月至2004年2月。又回北京,在共和联动图书公司做了一个月,2004年3月。后来又在《小说精选》做了半年,2004年3月到11月。中间去过一次佛山,本打算在《佛山文艺》做编辑,不成,又回北京,在《长篇小说选刊》做了编辑。在《小说选刊》做编辑,只做了两个月,2006年3月到5月。

……

不知道别人看到了什么,经过职业训练的人看到的或许是“不着调”,我看到的则是漂泊。还有,寂寞。

在深圳,他和几个朋友办了一本文学刊物《我门》。不是“我们”,是“我门”。挺前卫的一本刊物,他当主编。他把《我门》放在汽车后备箱里,见到人就送。还要四处筹钱准备印下一期刊物。

他组织了一个“远方文学社”,被选为社长。成立那天声势浩大,大大小小的作家都齐聚宝安,为他捧场。徐东还发表了一个讲话,准备出刊物,搞活动,大干一场。

我当时有点奇怪。我们单位虽然只是个区级单位,但在这个拥有五六百万人口,经济实力雄厚的大区,影响力不可小觑。在这里工作,收入不错,有自己的阵地,有别人无法企及的社会资源。正所谓面子里子都有。自己的想法完全可以通过手中掌握的平台实现,干嘛还要搞这些?

想来,他骨子里有一种边缘化的东西,一定要自外于主流心里才踏实。就像他在报社工作,却不怎么会写新闻稿件,而且自己也抵触这些东西。这在报社属于硬伤,注定进入不了主流。但一个文化单位,是否可以正大光明地养几个才华横溢的“边缘人”?上世纪九十年代,莫言转业到《检察日报》社,时任领导给了他相当宽松的环境,莫言能够专心写作,直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与其单位的滋养不无关系。莫非这种情况只能发生于特殊的时代?那个时代还比较崇尚“情怀”,同事之间也许有些许怨言,但对报社的这种做法,总体社会评价是持赞赏态度的。今天这样做,多半会被判定为不靠谱,神经病。

徐东给我讲过一件事。有一次他要去上海参加一个培训班,领导没有准假,但他还是坚持去了。他说,那次自己可能真是得罪领导了。我心想,这肯定是你不对啊,在职场上听从调度,是铁打的标准。但从文人角度,他自始至终就是这样过来的。完完全全束缚于某种机器中,那就不是他了。这里不应该有谁对谁错的问题。

有两件事记忆犹新。一个是,在远方文学社成立的饭局上,徐东建议大家凑一点稿费来办个内刊。请我发言时,我说,你不要把大家的稿费当会费,交什么会费啊,这样容易引来麻烦。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想办法嘛,在宝安,钱不是问题。一句话让徐东很没面子。后来他对我说,如果知道你那样说,我根本不叫你来。还有一次,因为选稿用稿想法不同,我口不择言,说,这活儿我随便找个大学生就做了,干嘛让你做。徐东听了以后很生气。而我作为直接领导,自己的想法没被体现,也很生气。我也要完整落实领导指出的方向,出成绩,出彩儿。从朋友角度讲,我这两件事做得都不好,起码可以有个更策略更委婉的表达,而不是造成伤害。这也是掌握点小权力的人的通病,自认为我只要对你好就行了,可以不讲方式方法。

其实徐东是很敬业的。每周一期的文学周刊,发稿量四五万字,还要校对、填写稿费单,发现作者,联系作者。先后有数位很有潜力的作者在不同场合讲过,当初是徐东从无数的自然来稿中淘出他们的作品,并主动给他们打电话,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他们的成长或者成名,与徐东有莫大的关系。

这说明徐东的情怀发挥了作用。

2013年7月,他辞职回家,专心写作。我曾一度担心他怎么养活自己。他的小说写得好,但稿费太低。再说写小说跟写专栏不一样,需要沉淀下来,思考、积累,无法以量取胜,稿费总是有限。那段时间每次见面我都带一下东西给他,有时候是香烟,有时候是茶,虽无大益,若能让他缓解一点生活的压力,或给他带来心理上的抚慰也好。好在我们所在的宝安区有针对作家的鼓励政策,即,出版了作品集,或者在国家级、省级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作品,区作协会有相应的奖励,而且数额还不小,比稿费要高得多。

印象很深的一次,在他的工作室里,他把收到的样刊一本本展示给我看,说,这篇可以奖励一千,这篇两千,这篇三千。他坐在高高的椅子上,书本和刊物摊在地下,他弓下腰,捡起一本,又放下一本;又捡起一本,又放下。最后算下来的结果是,如果奖励按时发放,自己这一年的生活费就没有问题了。这个世俗的场景,和这个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作家,让人油然生出恍如隔世之感。

他在一个住满官员和土豪的商业小区里有一个两室两厅的房子(如今已价值几百万),干净、明亮,一家三口人,完全可以腾出一间书房来。但他还是在外面租一个“工作室”。这个工作室不过是村委建的筒子楼,俗称小产权的那种。单间,带个简陋的厕所。长长的楼道两旁,大多是农民工,做快递、保安和清洁之类的工作。我有时候问他,在自己家也可以安静写作啊,干嘛到这闹闹哄哄的地方来。他每次是怎么回答的,我都想不起来了,也许我根本不需要答案。

他的工作室离我们的单位很近。不忙的时候,我就去找他一起吃个午餐,有时候喝一点啤酒,然后两个人一起去宝安公园爬山。爬到山顶,出一身透汗,感觉非常好。他说,我平时很少锻炼,我们两个人还能走一走路。我说,我也是这样的。

走路的时候,我们多数是在谈如何挣钱,还谈房价。我们数次探讨,既然深圳的房价已经是周边城市的四五倍,如果卖掉深圳的房子到东莞中山惠州等地去买一个,还能剩不少钱。生活压力应该更小一些。我们真的各自到周边城市去看了一圈,当然,看了也白看,涉及的问题太多,只能想想而已。不过,这样一谈好像手里真的有钱了,空想成了一种必要的情绪纾解。

有一次,他甚至打电话给我说,楼下门口有一个饭店要出兑,咱们能否把它兑下来,开个创意型的饭馆,做的饭菜精致一些,附近反正也没什么像样的饭馆,没准儿一炮打红呢。我给他泼了盆冷水,说开饭店就要雇厨师和服务员,给人家开工资。小本生意,根本挣不到钱,再说你也腾不出时间来打理啊。后来,这个饭店被一个安徽人兑下来,卖最便宜的那种饭菜。他请我去吃过一回凉拌面,还挺有味道。

从以前的经历可以看出,徐东有着很强的组织能力和做事的欲望。是的,他一度有着熊熊的欲望。这两三年,他一直是半隐居状态,真正回归了边缘,几乎不参加任何活动。有些是自己主动拒绝的,有些是人家不再请他了。你徐东原来有资源,现在没有了,找你作甚?徐东自己也提到,有个人以前什么事都把他捧到最前面,从他辞职后,那人一次都没跟他联系过,连问都不问。其功利可见一斑。但世界就是这么残酷,这么势利。好在他已经看惯人情冷暖,不再在乎这些东西。

徐东安心读书、写作。深圳生活成本高,他硬是靠写作维持下来,养孩子养房养车,已经很不容易了,算得上作家中的佼佼者。他还开始练习画画,并且认了老师,其中一个是山西著名作家王祥夫。我曾建议他将来卖画生存。一幅画卖个几千几万是常态,比写作来得简单多了——这也许是偏见,请画家朋友们见谅。

将近三年时间,我亲眼看着他的画越来越好,先画小虾,山水等,再画牛、老鹰,后来居然有人出钱买他的画,五百,一千,甚至更高。我说,哥们,你这是要火的节奏啊。将来养家必须靠画画了。他说,我还差得远,这都是朋友们捧场,变相帮我呢。等我画得更好的时候,要补偿这些朋友们更好的画。

作为朋友,尤其是文友,应该关注他的文本。但因为太熟悉,反而读得不多,理解他这个人,比了解他的文本要重要。

毋庸置疑,他的小说成就已获得了圈内的广泛认可。其文字安静,干净,叙事平静,不激烈。跟他平时的举动相似度很高。人、文合一。一个老同事,平时根本不读文学作品,忽然有一天对我说,徐东的小说真好啊。老同事不是圈子里的人。圈子里不怎么互相夸人,有时忽然狠夸别人,也是变着法地夸自己。貌似真诚,但不能细品。圈外人就不一样了,那是潜在的真正的读者。

徐东也写诗,我们倒是常常交流诗歌方面的心得。有一次他眉飞色舞地讲自己创作一首长诗的过程,中心思想是这诗应该属于神来之笔,自己再也写不出这样的东西了。我听了几句,没觉得怎么样,冗长拖沓,情绪灌得太满。后来偶尔读到他的几首短诗,仿佛被电击了一下——多好的文字啊。别说了解一个人,就是了解一个人的文字,都要有这么复杂的一个过程。随手录下两首。《独木桥》:

我已经在独木桥了,

我没有翅膀,不知道尽头有什么。

我看到有人掉下去,

“啊”的一声,天黑了……

《出门》:

大雨滂沱,

母亲说,雨停了再走

可行李已经打好,等得越久,就越难过。

徐东太帅。大家一起去参加活动,有些女孩儿非常主动,非常直接地跟他打招呼,讨要联系方式。其他人尴尬地在旁边看着,谈不上什么羡慕嫉妒恨,有点不自在倒是真的。都这么大岁数了,而且也自认有点小成就,有点社会地位,被那些不知道深浅的小女孩儿当空气,你想能舒服吗?

我老婆曾经跟我说,拍照的时候,不要站在徐东旁边,他高你矮,反差太大。

我说,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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