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方霄/本刊记者

作为高科技产物，机器人如今已经被应用于很多领域，它们可以是厨师、清洁工，也可以是操作工，但如果让机器人当医生，进手术室辅助医生做手术，您会做何感想？是新奇，担心，还是抵制？其实，机器人辅助手术在当前已经不是神话，北京积水潭医院已经拥有第三代机器人，并已经顺利完成世界首例术中实时三维影像的机器人辅助胸腰段脊柱微创手术及复杂上颈椎畸形手术。为什么要让机器人辅助手术？机器人辅助手术的好处是什么？作为国内脊柱外科领头羊，北京积水潭医院院长田伟教授与记者展开对话。在交流中，记者在为田伟教授卓越的成就喝彩之时，真实感受到了他在提高国内脊柱外科的道路上经历的坎坷和辛酸，同时也被田伟教授当初放弃优越待遇回国创业的赤诚所感动。

机器人一定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记者：田院长您好！这套手术机器人系统是由您带领科研团队自主研发，拥有完全自主产权，是真正意义上由中国制造的产品，其性能指标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我们知道，在脊柱外科，您的技术在国内甚至国际上都已经算是顶尖专家，怎么还会想到让机器人参与手术呢？

田伟：与其说是机器人，还不如说是骨科智能技术。很多人对机器人辅助手术存在畏惧感，我认为主要还是在认识上存在误区。其实，所谓的机器人就是医生的一种高级工具，它只会弥补人类的某些缺点，根本没必要害怕。

▲2008年，田伟院长荣获香港骨科医学院名誉院士称号

十几年前，我去香港交流导航经验时就提出“精准外科”这一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骨科领域出现很多微创和内固定方法，影像学也有很大进步，但骨科毕竟还是外科，精准性才是医生手术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想从骨头表面这个有限的暴露范围看到深部结构，基本上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也是平常做手术遇到的最大难题，即使通过透视也不是很准确。因为透视是一个重叠影像，而且没有三维的结构，容易给医生造成假相，但这个问题一直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来解决。而且在操作上也总会存在不准确或失误的可能性。这两方面的困难一直让我感到烦恼，想解决这个难题的愿望也一直在心里积压、酝酿。直到导航技术和机器人技术出现了，我们便立即着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导航的好处就是可以通过扫描病人的身体结构把三维结构扫描出来，通过导航技术进行术中引导，这样就可以帮医生解决“看”的问题了。在不断探索中，我又开始考虑精准性的问题——如果机器人对医生操作的方向有所控制，那么，动作上的误差就能得以解决了。

在最初，我们就提出机器人就是一个引导器，其作用就是控制方向。如何让机器人的动作绝对准确？那必须在操作过程中有修正作用，而修正靠什么？看！但决不是靠人眼来看，而是需要更精确的导航系统。因为病人身体可能会有移动，所以我们就想把导航和机器人结合在一起，这样可以随着病人的移动通过导航修正原来设计的位置，这是最初做出的整体构想。

记者：这个构想确实很先进，但要实现起来应该很难。

田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个过程的确非常艰辛。我们对机器人的研发工作是从2002年开始的，当时国际上还没有导航机器人。积水潭医院的导航技术规模做得很大，也很深入，同时也是国际上完成导航手术病例最多的医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与导航技术相比，机器人技术发展相对慢些，甚至可以说，最开始很不理想。比如从技术角度讲可以实现，但由于临床应用不像实验室，其中存在各种复杂情况，在经过2000多次试验后，机器人也在不断进步，如今已经是第三代了，导航机器人的技术也达到理想状态，能够在不同部位使用，精确定位，误差在1毫米以内，并能随着病人的移动进行自我纠正。

记者：您对导航机器人的最初构想如今已经成为现实，目前机器人有何新进展或您对机器人的未来又有什么新规划？

田伟：现在机器人的前景很好，我们前几代机器人已经获得国家的最高等级——三类注册证，在临床上的应用也已经超过1万人了。我们在智能技术方面还是很领先的。目前第四代正在临床试验阶段，已经通过绿色通道，进入到注册阶段。对于未来的机器人，我们的目标是创造出有主被动的综合工作能力，将模拟操作和主动操作结合于一体的机器人，突破现有机器人的引导模式。

如今，机器人技术全世界都在做，但中国不落后。我本身担任过亚太的计算机辅助外科学会主席，现在也在争取成为世界计算机辅助学会的主席，这也能说明我们的技术在国际上都可以称得上领先。我希望我们能成为世界的领跑者。但目前的外科技术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的阶段了，要想有划时代的进步，就要打破这个瓶颈，而智能技术一定会帮助人们打破颈瓶，达到新的精准医疗的境界。

脊柱外科来了个“海归”精英

记者：您大学毕业后在积水潭医院工作了6年，然又去日本学习、工作5年多。作为一名留学生，能在异国他乡深得日本教授和同事们的认可，并占据一席之地，可以说十分不易。

田伟：1989年，日本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脊柱外科教授到积水潭医院来访问，但他发现这所中国最好的骨科医院却没有脊柱外科。那时候正好是中日友好的“蜜月期”，看到这种状况，这位教授决定帮助中国培养脊柱外科的人才。那时候出国还是很难的，由于我学过日语，交流上有一定的便利之处，上级医生也认为我是个可造就的人才，便决定让我跟随教授去日本攻读博士学位。在日本待了5年半的时间，一直在脊柱外科做住院医。要知道，在日本从事临床工作是很难的，留学生从事临床更是非常少见，但是教授对中国比较友好，也答应帮助我国培养脊柱外科医生，所以下了很大力气来培养我各方面的能力。当时很多人都在背地里指责教授，说他过分重视一个外国人。

▲田伟院长在电视台做节目

那时候，在日本作为一名脊柱外科医生，如果不会脊髓电生理相关的检查，就不能被称为一个高水平的脊柱外科大夫。由于我的研究方向是临床脊髓电生理，也做了好多创新性的东西，甚至到后来，我所在的那个地区遇到疑难疾病的诊断都会请我去帮他们做电生理的检查和诊断。因为电生理检查是一项要求很高的技术，操作还很危险，不仅要把针插到椎管里去，还不能扎到脊髓神经，穿过椎管壁，在神经和骨头的间隙停住，把很细的管状电极顺着针插到缝里，让针停在脊髓的表面，通过刺激，在脊髓不同部位记录来看脊髓哪个部分的功能有异常，很多大夫不太会做这个。因为我的技术掌握得非常好，所以当时在这方面也是一位很有名气的医生。

记者：但即使日本的环境和待遇很优越，也很受教授和医院的器重，您最终还是放弃了国外一切，回到国内创业。当时是否也纠结过？

▲田伟院长正在为汶川地震中受伤患者做手术

▲田伟院长在机器人辅助下为患者进行手术

田伟：要是追求安逸生活，留在日本确实是个好选择。选择回国，我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说实话，作出回国的决定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出国后更能深切感受到国内技术的落后和对发展的需求，同时也更加激发起个人的爱国心。此外，一年冬天，积水潭医院的老院长冒着大雪到学校看我，很诚恳地提出希望我能回国，为医院和国家做点贡献。作为一位知识分子能得到别人的认可，有用武之地，真的很受感动。其次，日本不能满足我对事业发展上的需求。日本的体制和我们不同，他们一个专业只有一名教授，一名副教授，即便是讲师也只有两三个人。日本的培训制度叫医局，它就像一个组织，包含这个地区的所有骨科医生，医生最终是在大学工作还是在地区不同级别的医院工作，都统一由教授分配。当然，所有人都想竞争进大学工作的名额，虽然我的表现比大多数日本人都要出色，但作为一名留学生，要和日本人一起竞争还是很难的，毕竟存在一定的歧视性。最后，是考虑到孩子的成长。我儿子还没到3岁的时候就被一块儿带去日本，因为孩子很容易受环境影响，为了防止他忘记中文，我和夫人都会跟他说中文，但是他的回答永远都是日语，他的思维方式、做事方式也完全变成一个日本小孩儿了。我考虑到，那时候国内脊柱外科技术水平很低，而且对高水平的技术也都还不了解，如果将学到的一整套技术带回来，中国脊柱外科技术水平就能得以提高，回国创业的想法也一直在脑海里萦绕。在我告知教授、同事和朋友打算回国的想法后，所有人都劝我，甚至大部分人都认为，用不了多久，我一定会再回日本的。

回国2年后，日本的教授到积水潭医院参观，并感慨中国的脊柱外科改变太大了，甚至已经超过了日本。能把学到的本事用到自己的国家，使国内技术进步，在医院成立脊柱外科，从无到有，而且目前发展得这么好，我觉得很有成就感，觉得当时的决定没做错。

痛苦是成功的基石

记者：当时中国无论是技术上都经济上，与日本的差距都挺大的，您和家人是不是也适应了很长一段时间？

田伟：回国后，我就想看看这么多年过去了，国内的脊柱外科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但在看了当时所谓大腕儿专家做的脊柱外科手术后，我发现国内脊柱外科的水平真的很差。当时在日本做解压是精确定位，通过术前检查，哪有毛病直接从哪儿进去，把有毛病的地方切除掉，尽量少损伤，而中国还是大切口，把椎板全部切开，拿根很细的尿管查找病灶，感觉某部位有压迫了就切开，这一切都刺激着我。但传播先进的理念注定是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比如，在我提出在做某部位的手术需要在骨头上钉一根针，然后通过透视证明钉的位置是对的，最后再手术的提议，遭到其他医生一致反对，他们反问我：“钉针干什么？你这是多此一举，根本不需要那么复杂，我们拿手一摸就知道了，你不会摸是你没有本事。”这就是理念差距。因为人有很多变异，“摸骨”的规律对部分人甚至大部分人适用，但是有不适用的人，一旦摸错了，就会对病人造成极大的损伤，虽然手术前的定位对医生而言会麻烦些，但对病人损伤小，为什么不做？但即使与他们争论很长时间，他们最终还是没采取我的提议。直到做错了手术位置，他们才承认，摸也有摸不准的时候，才知道定位的重要性。

又比如麻醉。脊柱外科手术在国外都是需要全麻的，因为周围有很多神经，如果不全麻，病人会非常痛苦，但是国内却常为此打架。“我们做手术从来就是局麻，病人清醒着，做手术碰哪儿他能知道，你用全麻是落后的方法。”要知道，局麻后病人会非常痛苦，总会看到手术室内三四个大汉按着病人做手术的情景。医生不能不考虑病人的痛苦，而且，不是病人有感觉就是安全的，因为在刺激病人神经后，病人会反射，万一手术器械撞击神经，那就会导致神经的完全损伤。在随后的工作中，我不断对这些类似的行为和理念进行纠正，但总不可避免地听到一些质问声：“我们一直都是这样，怎么你一回来就出幺蛾子？”

此外，在生活上也确实有一段适应期。回来后医院给我们安排了宿舍的一间房，那时候还都是筒子楼，没有厕所，没有厨房，而且，那间房还在厕所对面。为了方便做饭，我夫人就把厕所门口的垃圾站搬走了，洗刷干净后又借了个煤气灶，那儿就成了厨房。对此，我儿子很不解地问我：“爸爸，我们怎么住进垃圾站了？”在这种条件下做出来的饭我儿子根本就不愿意吃。此外，周围小朋友都说中文，而我儿子根本不会说，对他来说，那是很痛苦的一段时间。

有“三精”素质的医生才是好医生

记者：医生这个职业天生具有崇高性和神圣性，但如今社会上对医生的抱怨声也时有出现，在您看来，什么样的医生才是真正的好医生？

田伟：医生不仅是一个职业，更是一个崇高的事业，这个行业注定充满挑战。我认为好医生可以概括为三个词——精诚、精艺、精心。精诚就是态度，做医生态度很重要，要以诚待人，治病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即便到现在，人们对疾病的认识也很有限，如果没有全心全意的态度，治病一定会打折扣的。精艺指技术得过硬。精心是体现在医疗上的很重要的方面，对病人的关怀。很多疾病，比如非典，技术没用，治不了，但是精心地观察和照顾病人，也是可以促进病情的治愈。当年，护士这个行业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有南丁格尔这样一位人物。打仗的时候，士兵死亡率非常高，百分之三四十，受伤后就死亡。但是谁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南丁格尔发现，医院缺一个环节，医生治完病以后，怎么照顾和很好地执行医嘱没有人管，医生也照顾不过来，所以她就组织一个培训好的团队，照顾病人观察病情，及时向医生汇报，及时处理，这样就使死亡率从百分之三十几降到5%。这就说明精心对医疗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医学院有个很重要的名言，有时是治愈，经常是治疗，总是在安慰。

记者：虽然中国经济和科技都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医疗行业与国际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缩小这个差距？

田伟：我觉得，中国不乏有比较优秀的医生和高水平的医院，但目前的整体医疗水平还是差，比如，积水潭医院的水平绝对是国际一流的，但却代表不了中国。对于造成这个差距的原因，我认为，我国医疗体制存在缺陷是重要原因。培养医生不严格，在医生的选拔上，入学考试的成绩就是唯一标准，其实道德水准、性格、待人接物、同情心、公益心等都是一名医生应该具备的素质，很多人考试考得好，但却不是当医生的好材料。毕业后又没有培训制度，这就会造成问题出现。

积水潭医院是卫生部的试点单位，做专科医师培训，这项工作已经持续10年了，就是想建立一套我们中国的高水平的医生培养制度。老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好多人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进入一个行业是需要老师带的，老师得进行严格的考核，看徒弟是否适合这行，而所谓的出师就是培训制度。正由于我国医生培训制度上的缺陷，才使得国内医生的整体水平与国际上存在巨大差距。如果就一个具体的手术，我们有做得好的医生，但是对疾病的整体认识和对科学的认识我国都比别人差。

此外，在体制上，国外医生除了有良好的教育，也有很好的收入保障，社会对医生是认可的。收入的来源是劳动的付出，但是我国医生还没有收入的来源，也就是说医生的劳动收入是零，所有的定价体制都没有考虑医生的劳动服务。可能有人说，现在一住院怎么也得花费上万元，怎么还嫌医生收入低？要知道收费的内容都是药费、器械费、耗材费，根本没有医生劳动的费用。目前，全世界只有中国的医生是免费劳动，也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以药养医”。劳动免费，医院靠从卖药的盈余里分一部分给医生发奖金，这怎么能行呢？这种体制导致了当前医疗系统的素质的下滑，所以医改的方向就要让医生有尊严地工作，要大幅提高医生劳动付出的收入，将“以药养医”变成“以劳动养医”。

人物小传

田伟，现任北京积水潭医院院长、脊柱外科主任、教授、博导。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香港骨科医学院名誉院士。1983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医学系，后于日本国立弘前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95年回国，在国内率先将微创理念和计算机导航技术应用于颈椎手术之中，率先将珊瑚人工骨和人工椎间盘等最高新技术应用于颈椎手术，率先将微型磨钻磨削技术大量应用于脊柱外科手术，大大提高了脊柱外科手术的安全性和技术性，让中国脊柱外科跻身国际领先行列。承担了国家863项目、国家95攻关项目，北京市科委、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的课题研究。先后荣获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北京留学人员创业奖等多项荣誉称号，被列为国家“百千万”跨世纪人才和北京市卫生系统“十百千”人才，在中华医学会、北京医学会等多个学术团体及社会团体内担任要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