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亚博?

摘 要：考察相关记载，我们发现，褚遂良抄录《阴符经》一事疑点重重，其事有无尚不能确断，而对《阴符经》流传之版本比较后则发现，即便褚遂良抄录过《阴符经》，也不可能是现存的大字本，此帖真伪由此可定。另外，综合考察此《大字阴符经》版本出现的时间及相关文献记载，可发现是帖出现的时间极可能比南宋初题名褚遂良的另外两种《阴符经》更晚，其作伪的年代上限不会早于南宋，甚至有可能更晚。

关键词：大字阴符经；真伪；年代

中图分类号：J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9-0164-02

现存题为褚遂良所书的楷书墨迹《大字阴符经》，其真实性历来受人怀疑，围绕此问题，自民国以来已有多名专家学者论证。沈尹默先生认为此大字本《阴符经》为褚遂良真迹，并将书写的时间断在贞观十年（636）至贞观十五年（641）之间；王壮为先生将《大字阴符经》与《雁塔圣教序》相比较后，认为意态多合，实为褚遂良真迹；启功先生与前两位持相同论断。而徐无闻先生在对此帖的题跋及印章作了考证后，得出其为伪作的结论；李郁周先生则从书体风格和卷后题跋两方面出发，兼及卷上所钤印章以及流传状况，对《大字阴符经》作了系统地考察，力证其为伪作。此帖非褚遂良真迹几已成共识，作者同意徐、李二位先生的观点，以张其说，并针对其作伪年代，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阴符经文献与《大字阴符经》年代关系

作者以为，以阴符经文献作为判断《大字阴符经》真伪的一个依据时，需抓住几个关键问题，一、褚遂良所处时代是否已有《阴符经》文本；二、褚遂良是否抄录过《阴符经》；三、如果褚遂良抄写为实，是否接近于现存的大字墨迹本。

1.《阴符经》旧题黄帝撰，此说显然不可靠。由于不知作者何人，经文也未标明。不过，唐高祖武德七年（624）欧阳询所编修的《艺文类聚》卷八十八“木部上”引有这样的话：“阴符经曰：火生于木，祸发必克。[1]”这应该是我们所见的最早关于《阴符经》的记载，仅此一条即可说明初唐时期确已有《阴符经》文传世，这是褚遂良可能书写过《阴符经》的前提。

2.关于褚遂良所书《阴符经》的记载不少。如宋代陈思的《宝刻丛编》卷十三录有越州石氏所刻的褚遂良小字阴符经和草书阴符经两种。宋代楼钥跋褚遂良书《阴符经》云：“凡见河南所书三本，其一草书，……书此时计四十五岁”[2]。又明代汪珂玉《珊瑚网》卷二十所收王弇州（王世贞）《褚登善阴符经跋》亦云：“阴符经古未有，自唐初褚河南先后奉命书百七十卷，……皆绝妙。[3]” 虽然这些传为褚遂良所写的《阴符经》真伪难辨，但历代如此多的人记述其事，褚遂良与《阴符经》的关系似已难以割裂。

然而，四库馆臣却别有看法，《四库提要》认为《阴符经》可能系李筌所伪托，而褚遂良所书《阴符经》不见于米芾及宣和内府的著录，忽然出现在明代文征明的刻帖中，其书真伪存疑，更不能据此以定《阴符经》文献之真伪[4]。《提要》此说实有问题，其一，若认为经文是李筌（玄宗时人，下文详及）伪托，则褚书《阴符经》之事更属无稽，何须再据以判定经文之真伪？其二，《提要》谓褚书《阴符经》直至明中叶才出现，则亦未详查，如前文所引，宋代楼钥、陈思等已有著录。此两点，近人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辩证》中均已指出，先生用大量笔墨论证《阴符经》非李筌之伪作，其成书与北魏道士寇谦之有关。其中，论及欧、褚所书《阴符经》之事，余先生肯定其真实性。他认为楼钥、岳珂皆是博学精鉴之人，其识见有时甚至在米芾之上，若欧褚之书果伪，两人当不至为其所惑。另外，王羲之曾为道士写《黄庭经》，因此唐人善书者，多爱写道经，欧、褚写《阴符经》也属此类[5]。

实际上，余先生所论似仍有不足，作者以为尚有两疑点特须拈出。其一，按楼钥之说，褚遂良奉敕书《阴符经》三种，计有一百九十卷（即便按陈思、汪珂玉所记之两种算，也有一百七十卷）之多，如若真是奉敕所书，且有如此大规模的褚书真迹流传，何以有唐一代之文献竟只字不提，甚至南宋以前都不见著录，令人匪夷所思，于情于理都说不通。且其中的草书五十卷，至为可疑，褚遂良不善草书，世所共知，《宣和书谱》所收褚遂良几幅草书帖，俱是临右军书，从不见其自作草书。其二，褚遂良真迹，北宋时已不多见。《淳化阁帖》中所收仅三帖，即《潭府帖》《山河贴》和《家侄帖》，但前两帖又被黄伯思定为伪作[6]，米芾生平所见褚书也不过数帖，且不全是真迹。真迹如此之少的情况下，又无今天这般发达的印刷术，楼钥等人是否见到过真迹尚难确知，这样一来，他们鉴定新出现的作品时所持的标准一旦脱离褚遂良书法原本的“轨迹”，则结论自然可想而知。这其中有一点至关重要，即书风鉴定不能等同于笔迹鉴定。古代伟大的书法家，其书风往往是多变的，同一时期的风貌尚不尽相同，不同时期的书风更可能相差悬殊。

因此，米芾鉴定前贤书作，也往往依靠文献记载、所钤印章、避讳等多方面证据。其实，托名褚遂良的道经，除《阴符经》外，还有《度人经》和《老子西升经》。前者，明末清初时仍可见到墨迹，吴其贞《书画记》记载有硬黄纸《度人经》一件，他认定为宋人书。《老子西升经》，宋时米芾已见，并定其为唐代经生所书。唐代以来学习褚书的经生不少，故不排除楼钥等人所见之褚书《阴符经》，可能是具有褚法的经生所为，在宋代刻帖盛行后，才广泛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若此假设成立，则褚遂良抄录《阴符经》之事尚需进一步检证，可惜史料不足，只好存疑。

3.如果褚遂良抄写过《阴符经》，则需知他所据何本，与今本《大字阴符经》是何关系。阴符经流传开来得益于唐代的李筌，李筌应该是唐玄宗时期的人。李筌著有《骊山母传阴符玄义》一卷，带有宗教迷信色彩的说法使得经文广泛传开了，于是李筌被认为是最先发现《阴符经》之人，甚至有人认为此经即是李筌所作。欧阳询所引用的《阴符经》早已亡佚，因此，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阴符经》的最早版本应该是李筌注本。自《阴符经》行世后 ，为其作注者日渐增多，据宋郑樵《通志·艺文略》记载，宋时便已有《阴符经》注本三十九部，共五十四卷，其传本也随之增多。李筌的《黄帝阴符经疏》中说：“演道章上一百五言”，“演法章中九十二言”，“演术下章一百三言”，共三百字，可是现存《经疏》传本字数却已远超四百字，我们详加分析后便可看出，在“我以时物文理哲”之后无李筌注疏，故可推断“我以时物文理哲”之后的经文当为后来人所增补。李筌时代的《阴符经》应该是三百字左右，现在传为褚遂良所书的《大字阴符经》除去署款与题名，尚有442字之多，褚遂良所处时期较李筌早一百年左右，经文反比李筌所见之《阴符经》多一百多字，且其分章方法有明显受到李筌注本影响，这是不现实的。

二、从《阴符经》脚注推测《大字阴符经》年代

据马艳超考证，现存的《阴符经》注本，较古的有三个。最早的是李筌注本，稍迟的有张果注本和题名为太公等七家注本。如果不细究经文之差别，仅依据经文起止和章节划分，则可将所有版本分为三种情况[7]。

第一，经文起于“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终于“昭昭乎进乎象”。以太公等七家《黄帝阴符经集注》、张果撰《黄帝阴符经注》为代表，全文不分章节。

第二，经文起于“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终于“我以时物文理哲”，全文分三章，以题名李筌撰《黄帝阴符经疏》为代表。

第三，经文起于“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终于“昭昭乎进乎象”，全文分三章。在经文起止上，受到张果注本和太公等七家注本《阴符经》的影响，章节划分则又受到李筌注本的影响。

题名欧阳询的《阴符经》和题名褚遂良的小字本，整体上接近于第一种情况，欧本除去题名有390字，褚书小字本除去题名有392字。而《大字阴符经》属于第三种情况，即受三种版本影响，计有经文442字，比欧本和小字本多了50字左右，此第三种情况的版本两宋都有。

三、小 结

如前所述，题名褚遂良的两种阴符经最早见于南宋初石邦哲所刻之《博古堂帖》（即越州石氏本），稍后的楼钥则见到三种，彼时上距褚遂良五百年左右，已令人颇感意外，而此《大字阴符经》更是名不见经传，迟至清末民国之时才横空出世，相较前两种更属可疑。从版本来看，属于第三种情况的大字本，最早可能出现的时间只能是两宋，然北宋时并无丝毫褚书《阴符经》的记载，则其出现时间尤应在前两种之后。极有可能是越州石氏刊刻的两种《阴符经》行世之后，加上楼钥、陈思等人的著录，褚遂良所书《阴符经》之事流传于世，其后才有此托名褚遂良的大字本，若如此，则此帖行世的时间上限在南宋，实际上有可能更晚。至于伪作之人，可从此帖内容上推求。比较其他版本，我们可以发现，经文的抄录上有两处明显的错误，一处本应是“君子得之固穷，小人得之轻命”，“君子”与“小人”相对方可，帖中脱“小”字，另一处“恩生于害，害生于恩”则脱后一“恩”字。由此观之，书者学问素养可能不高，或是经生一类的擅长褚法之人所为。

参考文献：

[1] 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 楼钥.攻媿集，丛书集成初编[C].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3] 汪珂玉.珊瑚网，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五册）[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

[4]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5] 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6] 黄伯思.东观余论[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

[7] 马艳超.阴符经文献考[D].广西师范大学，2012.

[责任编辑：艾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