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对习近平关于贫困治理的思想进行了初步研究，提出其贫困治理思想主要由本质论、目标论、动力论、方法论以及保障论五个方面组成，是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理论的重要新成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新成果，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实践性、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理论品格。

关键词：习近平；贫困治理思想

中图分类号：F32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81（2016）04-0005-09

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对贫困的治理，他对治理贫困和摆脱贫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讲话和论述，形成了系统完整的贫困治理思想。习近平的贫困治理思想可以概括为“五论”，即本质论、目标论、动力论、方法论和保障论。认真总结和深入研究习近平贫困治理思想，不仅对于当前正在开展的脱贫攻坚战具有重大指导意义，而且对于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的贫困治理理论同样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本质论

贫困治理的本质论，是指治理贫困的本质是什么，换句话说，它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格局中是处于什么位置、具有什么样性质的工作。具体来说，它是指治理贫困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地位、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中的地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的地位和意义。一部人类发展史、一部中华民族的奋斗史、一部中国共产党人奋斗史，首先和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使人们摆脱贫困，衣食无忧，安居乐业，自由而全面地发展，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一）消除贫困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那天起就把解救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致力于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富强民主作为己任。时代发展了，国家进步了，消除贫困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历史使命。2013年8月，习近平同志在辽宁考察工作时说，“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老工业基地前些年下岗人员相对集中，党和政府要切实关心他们及其家庭的工作和生活，加强社区服务特别是针对老年人的服务，做好就业再就业工作，让在就业创业上需要帮助的群众都得到帮助、在生活上需要保障的群众都得到保障。”[1]2015年6月，他在部分省区市扶贫攻坚与“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说，“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我们党一贯高度重视扶贫开发事业。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领导广大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就是要让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现在，我们党就是要领导广大农民‘脱贫困、奔小康，就是要让广大农民过上好日子。”[2]让困难群众摆脱贫困，使全体人民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有更多的获得感，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庄严承诺。

（二）消除贫困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存在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正是按照邓小平理论，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中国GDP跃居世界第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7000美元，城镇化率达到561%，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使中国人民整体地摆脱了贫困，这些是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最重要的成果。邓小平同志多次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建设的是一个富裕繁荣的社会主义。习近平同志自上个世纪60年代在陕西省当知青插队时就亲历了广大老百姓特别是农民的贫困和艰辛，决心要带领群众脱贫致富。无论是在基层还是在地方省市工作，他都高度重视扶贫工作。他说，“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4]党的十八大以后，他更是把扶贫当作一项重大任务来抓。他担任总书记之后不久即到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两个月后，他在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再次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也不是社会主义。”[5]

战略扫描龚维斌：习近平贫困治理思想研究（三）消除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遗憾的是，由于十年“文革”的干扰和破坏，这一战略规划没有能够得到落实。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继续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他提出“三步走”的现代化推进战略，并用中国人民熟悉的“小康社会”作为第二步奋斗目标，即到200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1997年，根据小康社会监测指标测评结果，中国政府提前3年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已经达到了“小康社会”的标准。但是，党和政府清醒地认识到，这时的“小康社会”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不协调的。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力争到20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时实现这一目标，这标志着小康社会的目标由“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转变。党的十八大继续坚持这一奋斗目标，并把它作为中华民族实现两个“百年梦想”的任务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习近平同志在国内考察调研40多次，16次涉及扶贫，其中有8次是把扶贫作为重点考察调研内容。习近平同志说，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自然要包括农村的全面小康，也必须包括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的全面小康。[6]所以党中央特别关心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发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要扎扎实实打好扶贫攻坚战，尽快使全国扶贫对象实现脱贫，让贫困地区群众生活不断好起来。”[7]2015年1月，他在云南考察工作时说：“扶贫开发是我们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工作，是最艰巨的任务。”[8]

二、目标论

贫困治理的目标论，是指治理贫困所要达到的目标。进一步说，是指减少、消除贫困的程度和水平，包括贫困线的设定、贫困治理的对象、衡量脱离贫困的标志、脱离贫困的时间表等。贫困治理目标是开展扶贫工作的依据，也是衡量扶贫工作成效的依据。目标决定任务，任务牵引规划。所有扶贫开发工作都要围绕贫困治理的目标来开展。贫困治理目标是多种因素决定的，既相对稳定又会不断调整，它反映着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领导者的执政理念。中国既有农村贫困人口，也有城市困难群众，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农村人口的贫困。农村贫困是集中连片、涉及面广、人数众多，呈现区域性、整体性的特点，扶贫的任务十分艰巨繁重。因此，让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是习近平同志贫困治理理论的重点任务和重点目标。习近平同志多次讲，“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9]68。2014年底，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还有7017万。中国扶贫开发的“十三五”规划目标就是到2020年让这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习近平贫困治理的目标论，主要包括一条贫困线、五个脱贫标志和两个“确保”时间表。

（一）一条贫困线

国际通行的做法是用人均收入水平作为测量贫困程度的依据。当收入低于一定水平时，将难以维持家庭和个人的生存需要以及必要的发展，这个收入水平往往被作为贫困标准，也叫贫困线。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民普遍处于贫困状态，摆脱贫困、解决温饱是人们最强烈的共同追求，也是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体制改革措施，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民收入快速增加，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由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1985年的125亿人，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由30.7%下降到148%。[10]进入20世纪80年代，依靠体制性整体扶贫和救济式扶贫的效果已经不明显，需要实施有针对性的扶贫开发战略。1986年，国家成立专门扶贫工作机构，安排专项资金，制定专门的优惠政策，建立以贫困县为重点对象的开发式扶贫模式。1994年，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了全国592个贫困县。2000年底，农村尚未解决贫困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减少到3000万人，贫困人口比例下降为3%左右，《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的目标基本实现。进入新世纪，农村贫困人口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2001年，国家开始实施以贫困村为重点对象的开发式扶贫模式，在全国确定了148万个贫困村作为扶贫工作重点。中国实施扶贫开发战略以来，扶贫标准经历了三次调整。第一次，1986年开始制定扶贫标准。以每人每日2100大卡热量的最低营养需求为基准，再根据最低收入人群的消费结构进行测算，由此确定农民人均纯收入206元为扶贫标准。第二次，2001年为了制定《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国家再次调整了扶贫标准。一是保留1986年制定的扶贫标准，二是增加低收入标准，在食品需求的基础上，计算了部分非食品消费需求，将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865元确定为低收入标准，低于这个标准的人口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对象。2008年，国家明确将低收入标准作为国家扶贫标准，当时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1196元。第三次，2011年为制定《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在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贫困人口解决温饱并适度发展的要求以及政府财力的基础上，将农民人均生活水平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扶贫标准。十八大以后，我国农村扶贫标准到底多少为宜？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十三五”时期即到2020年，中国仍然按照2010年确定的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贫困标准。习近平同志说，“综合考虑物价水平和其他因素，逐年更新按现价计算的标准。据测算，若按每年6%的增长率调整，2020年全国脱贫标准约为人均纯收入4000元。今后，脱贫标准所代表的实际生活水平，大致能够达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要求的基本水平，可以继续采用。”[11]

（二）两不愁、三保障

用收入数据作为贫困的衡量标准，也有其局限性。一是收入难以算清，二是即使算清了，有的收入高的比收入低的还穷，比如家里有大学生要供养、有病人治病，等等。如果机械地用收入作为评定贫困程度的唯一标准和依据，扶贫工作一定会出现偏差。测定贫困程度，一要算，二要看，即看群众的吃穿住行状况，看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状况。习近平同志多次到地方调研，到贫困地区调研，他到这些地方调研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各地在实践中探索出一些行之有效的界定贫困的“土办法”，例如，一看粮、二看房、三看劳力强不强、四看有无读书郎、五看有无生病的。与之相对，脱贫解困就不仅仅是提高收入的问题，还应该做到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学上、能看病。这些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脱贫标准，简便实用。习近平同志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时说，“要深入推进扶贫开发，帮助困难群众特别是革命老区、贫困山区困难群众早日脱贫致富，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是中央确定的目标。”[9]111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提出，“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

“一条贫困线”和“两不愁、三保障”五个具体内容构成了完整的中国式贫困确定和扶贫开发工作标准。

（三）两个“确保”

贫困线确定的标准和摆脱贫困的标准是相对的，是一定时间范围的标准。衡量扶贫开发工作的成效除了上述标准之外，还要有时限的概念。习近平同志贫困治理理论的重要特点，是他把扶贫工作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说，“我常讲，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没有贫困人口的脱贫，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不能一边宣布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另一边还有几千万人口生活在扶贫标准线以下。如果是那样，就既影响人民群众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满意度，也影响国际社会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认可度。所以，‘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关键在于补齐‘短板，其中必须补好扶贫开发这块‘短板。”[7]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和政府向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的庄严宣誓。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和中央扶贫工作会议提出实施“脱贫攻坚工程”，要求在现行标准下，确保中国农村人口实现脱贫、确保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两个确保”反映的是习近平同志在扶贫工作时间上的紧迫感、地理空间和人口分布上的整体感。与之相连，他把“扶贫”改为“脱贫”，表明的不仅是决心和信心，更是严格的要求、严明的目标和严肃的态度，是敢于担当的政治勇气，是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

三、动力论

贫困治理的动力论，是指推动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力量源泉。通常情况下，贫困治理有两个方面的动力，一是外生性动力，包括来自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以外的物质、资金、技术、智力帮扶等，二是内生性动力，即来自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自身要求改变现状的心态和努力摆脱贫困的愿望。贫困治理外生性动力和内生性动力发挥作用的阶段和范围有所不同，外生性动力往往在扶贫工作的初始阶段必不可少、比较有效，在外来帮扶一段时间之后内生性动力的作用和效果更明显，内生性动力具有长效作用。理想的状态是外生性动力与内生性动力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外生性动力最好向促进内生性动力增长方向发功，而内生性动力则应主动争取更多外源性支持和帮助。外生性贫困治理动力表现为“输血式”扶贫，内生性贫困治理动力表现为“造血式”扶贫。中国实施扶贫开发战略，既给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输血，更注重让他们自己“造血”。但是，随着扶贫开发工作的深入推进，剩下的“硬骨头”越来越难啃，其中一个难点就是内生动力不足。造成这种困境的，既有自然环境、家庭条件、个人素质等方面的客观制约因素，也有个人意识、精神状态、人生态度等方面的主观因素制约，这些不利的主观因素甚至在一些地区形成一种贫困文化。习近平贫困治理的动力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致贫的原因和脱贫的出路，提出扶志与治愚并重、内外动力结合。

（一）扶贫先扶志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省宁德地区工作时就深刻地指出，“摆脱贫困”，其意义首先在于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只有首先“摆脱”了我们头脑中的“贫困”，才能使我们所主管的区域“摆脱贫困”，才能使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摆脱贫困”，走上繁荣富裕之路。[12]正是由于早有这样深刻的认识，他担任总书记之后第一次考察扶贫工作时就提出，扶贫要扶志，有志气、自力更生很重要。由于长期的封闭和贫困，不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存在等、靠、要的思想，一些人过一天算一天，消极无为，甚至对现状麻木不仁，缺少改变现状的愿望和信心。扶志就是要改变贫困人口的精神状态，激发他们改变现状的愿望和潜能，帮助他们确立脱贫致富的目标，帮助他们树立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信心，帮助他们寻找发展的思路和办法。人穷不能志短，一切困难和不幸都是暂时的，只要自己努力就可能改变，也只有通过自己努力才能最终得以改变。扶志式的教育引导和观念改造并不是空洞的说教，要寓教于行，在实实在在的帮扶措施中渗透精神的因素、观念的力量。

（二）治贫先治愚

治贫先治愚，治愚在教育。扶志式扶贫的立足点是在当下，着眼于当代人的贫困。要想从根本上治理贫困，拔掉贫困的根子，就要着眼于孩子们的教育。教育是国家和民族振兴的基石，更是贫困家庭子女走出贫困、实现人生向上流动的阶梯，也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根本保障。教育兴则家庭兴，教育强则地区强。十八大以后短短几年，习近平同志多次在不同场合语重心长地谈到教育对于治理贫困的重要性，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抓好教育。2012年12月，他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时特别指出，“要把贫困地区孩子培养出来，这才是根本的扶贫之策。”[13]2013年12月，他在同菏泽市及县区主要负责同志座谈时说，“要紧紧扭住教育这个脱贫致富的根本之策，再穷不能穷教育，再穷不能穷孩子，务必把义务教育搞好，确保贫困家庭的孩子也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13]习近平同志不仅重视贫困地区普通教育，还十分重视这些地方的职业教育。他指出，“要加大对农村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职业教育支持力度，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14]他进一步指出，“抓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根本大计，要让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接受公平的有质量的教育，起码学会一项有用的技能，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尽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15]

（三）既要靠政策扶持，也要靠内生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开发的重要经验是持续不断地对贫困地区进行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总体而言，这些投入更多的还是属于输血式的，是外生性动力，对人的素质提高、精神面貌改变、人才培养、产业培育重视不够。扶志和治愚是培育内生动力的重要举措。除此之外，还应该做好其他方面的工作。习近平同志指出，“贫困地区发展要靠内生动力，如果凭空救济出一个新村，简单改变村容村貌，内在活力不行，劳动力不能回流，没有经济上的持续来源，这个地方下一步发展还是有问题。一个地方必须有产业，有劳动力，内外结合才能发展。最后还是要能养活自己啊！”[16]产业基础也是治理贫困的重要内生动力源泉。在贫困地区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引进培育适合当地的产业，对于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解决贫困人口就业、增加贫困家庭收入、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及培养人才，都有重要作用。从现阶段看，外生性动力和内生性动力都必不可少，在一定时期内扶贫开发还主要依靠贫困地区以外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在帮扶的过程中加快内生性动力的培育。习近平同志在谈到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指出，要“把政策动力和内生潜力有机结合起来”[17]。

四、方法论

贫困治理的方法论，是关于扶贫开发的工作方法的思想观点，换言之，就是使用何种方法、手段和工具来减少或消除贫困。一般而言，方法论是指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往往是在具体的方法之上提出较为一般性的原则，带有很强的哲学色彩。但是，这里的“方法论”主要是指对于治理贫困的方法的选择和运用，是单个或一组具体方法的集合，更多强调的是“方法”而不是“论”，不是抽象意义上的看待和解决问题的视角、原理和原则。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成功消灭大面积的贫困，使绝大多数中国人脱离了贫困，过上了较为富足幸福的生活。按照2010年贫困标准，2014年农村贫困发生率已经下降为73%，对扶贫开发的模式和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大水漫灌式的粗放扶贫开发模式必须改变，必须“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①①这是习近平2013年11月在湘西考察时的讲话中首次提出的思想。。习近平贫困治理的方法论中的核心思想是精准扶贫。除此之外，他还提出“超常规思路和办法”，但“也不能违背规律、盲目蛮干”。

（一）实施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就是要准确定位贫困家庭和贫困人口及其致贫原因，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帮扶他们，做到扶贫开发工作到户到人，避免错扶、漏扶，避免扶贫开发工作供给与需求不匹配，努力使有限的扶贫开发资源发挥最大效用。习近平同志提出脱贫攻坚要做到“六个精准”，即扶持对象要精准、项目安排要精准、资金使用要精准、措施到户要精准、因村派人（派第一书记）要精准、脱贫成效要精准。“六个精准”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精准识别，二是精准帮扶，三是精准管理，核心是要解决“帮扶谁”、“谁帮扶”和“怎么帮扶”三个问题。

精准识别是前提。贫困地区并不全都是穷人，有的人贫穷只是暂时的。造成贫穷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是自然条件恶劣致贫、有的是因病致贫、有的是因灾致贫，还有的是暂时的投资经营失败致贫。因此，扶贫的第一步是要找准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即习近平提出的“真扶贫、扶真贫”。既要找对人还要找准“贫根”，才能开对药方、对症下药。建档立卡是基层干部群众创造的精准识别方法，即按照农户申报、村民评议、政府调查、部门审核、张榜公示等五道程序识别贫困户，并且对贫困户建立专门的档案和卡片，政府把扶贫资源直接分配到建档立卡户头上。[18]

精准帮扶是重点。精准识别的目的是为了精准帮扶，帮扶是脱贫攻坚工作的主体部分和主要任务。精准帮扶包括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等方面的精准措施。习近平提出要通过实施“五个一批”的分类施策方法来帮助不同地区、不同原因致贫的农民脱贫，即：通过扶持生产和产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4]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家庭和贫困人员，要给予资金和项目支持、加强劳动技能培训，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产业，引导劳动力外出就业增加收入。对于居住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等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要有计划地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把他们搬迁安置到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地方生产生活，从根本上改变造成贫困的环境和资源因素，并继续实施脱贫帮扶政策。对于位于生态保护区的贫困人口来说，可以通过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防护林建设、石漠化治理、防沙治沙、湿地保护与恢复、退牧还草等重大生态工程，国家给予粮食、资金以及政策优惠等方面的支持，帮助他们转换生产方式，促进当地人地关系和谐，增加就业和收入，把生态环境保护和脱贫攻坚结合起来。要抓好贫困地区学校教育，让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有质量的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对于那些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要全部纳入低保覆盖范围，实现社会保障政策兜底脱贫。此外，还要开展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等工作，健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精准管理是关键。有了好的帮扶思路、政策、资金、项目等，关键在于落实，落实的关键在于管理。精准管理是精准扶贫的关键环节。因村派人精准和扶贫成效考核精准是精准管理的两个方面，它们从微观层面推动扶贫开发工作落到实处。因村派人精准是指上级政府向贫困村选派一名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加强和改善村级组织工作，大幅度提高贫困村建设、发展和管理水平。一是帮助村两委改进贫困户的识别方法，提高准确率，协调处理识别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矛盾；二是利用帮扶单位和个人的力量，积极争取更多的扶贫资源；三是协助村两委建立有效的扶贫到户工作机制；四是对村级扶贫工作进行监督，防止弄虚作假和腐败行为的发生；五是带动和培育贫困村干部增强责任心、提高工作能力。脱贫成效精准，是指最后要对脱贫效果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考核和评估，防止扶贫工作效果被人为夸大或缩小，搞“数字脱贫”，制造虚假扶贫成果。[19]

（二）采取超常措施

到2020年只有几年时间，脱贫任务比过去更加艰巨。按照常规思路和办法，按部就班地干，难以如期完成全面脱贫任务。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要采取超常举措，拿出过硬办法，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求，用一套政策组合拳，确保在既定时间节点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20]超常规思路和办法就是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鼓励各级领导干部大胆创新、勇于担当、敢于突破，开动脑筋，各显神通，群策群力，采取力度更大、针对性更强、作用更直接、效果更可持续的措施，大力度推进，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攻坚拔寨，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完成。2015年11月，中央扶贫工作会议期间，中西部22个省区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通过签署责任书建立严密的责任制，扶贫开发任务重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主要领导向中央立下军令状，每年要向中央作扶贫脱贫进展情况的报告。中央和有关省区市主要负责同志签署责任书，做出了示范。这样的责任书要层层签订，责任要层层压实，压力要层层传导下去。

（三）尊重客观规律

任何事情都有其自身的逻辑，不能违背客观规律拔苗助长，扶贫工作同样如此。面对艰巨繁重的脱贫攻坚任务，虽然需要大胆创新、大胆突破，加快工作步伐，但是，所有的思路和举措都要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科学决策，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各级干部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不喊脱离实际的口号，不定好高鹜远的目标，不搞运动式的东西和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在脱贫目标考核上，不能搞层层加码。2016年7月20日，习近平同志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召开的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扶贫开发到了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所面对的多数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需要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抓工作。要坚持时间服从质量，科学确定脱贫时间，不搞层层加码。”[21]

五、保障论

贫困治理的保障论主要是指宏观层面推动和保障扶贫思路、政策、项目、资金和措施落实的体制机制、人才队伍和相关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成功实践表明，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是一切工作取得成功的关键，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的两个独特政治优势。实施脱贫攻坚更加需要发挥这两大政治优势。

（一）加强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离开党的领导脱贫攻坚任务不可能完成。做好扶贫工作，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习近平同志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把扶贫开发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把帮助困难群众特别是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的困难群众脱贫致富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有计划、有资金、有目标、有措施、有检查，切实把扶贫开发工作抓紧抓实，不断抓出成效。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多到农村去，多到贫困地区去，了解真实情况，带着深厚感情做好扶贫开发工作。党政一把手是扶贫开发工作第一责任人，要履行领导职责，深入贫困乡村进行调查研究，科学谋划、找准对策，亲自部署和协调落实。毛泽东同志说，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过去人们常说，火车跑得快全靠头来带。在扶贫开发工作中，这些观点仍然适用。

（二）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贯彻落实党的扶贫开发工作部署的战斗堡垒。习近平同志说，抓好党建促扶贫，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经验。他要求把扶贫开发同基层组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抓好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配套建设，选好配强村级领导班子，鼓励和选派思想好、作风正、能力强，并愿意为群众服务的优秀年轻干部、退伍军人、高校毕业生到贫困村工作，落实好向贫困地区村党组织选派第一书记的工作，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维护农村稳定的坚强领导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