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平

有一年出差，遇到一个据说懂周易的家伙，给我打了一卦，说我命里缺水，遇水则旺，我听了，很不以为意。

那一年，大水

我出生的那年，进了八月，开始下雨。

下到三号。“天已经合不上了，”我妈说，“天都是白的，都下白了，停不住了。”

大水淹了整个华北。水库决了口子，开始人们还高高兴兴地捞鱼、煮鱼、煎鱼吃，后来，农村的房子一间一间地倒了。

再后来，人们开始转移了。逃命。

京广线经沙河有一座三孔桥，显然形成了泄洪的障碍，附近村子里的老百姓急了眼，打算扒了京广铁路泄洪。

这还了得，惊动了上面，来了部队。

雨不停地下。海河告了急！！！

有一个老片子叫《战洪图》，六零以前的各种后们都有印象，说的就是那年的大水，天津静海的一个村子，为了保天津和京浦铁路，决定炸堤分洪，老百姓的房子，地里的庄稼都不用想了。这工作得有多难做，想一想拆迁吧，马上理解了吧，不同的是，没有补偿。

肯定有落后分子，必须有阶级敌人。

坏分子（老地主）阴狠地诅咒：下吧！下吧！下上七七四十九天吧！

大雨下了七天。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大院汪洋一片。

我们家已经没有人能记得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拉肚子了。各种药物、输水，止不住地泄。

我爸打着伞，我妈抱着我，着到膝盖的水送我到所里的医院，止不住！转院，水已经到了大腿，送到大院对面的和平医院，还是止不住。

再从和平医院出来，水已经没了腰了。

我爸抱着我，我妈撑着油纸伞，其实伞已经不重要了，全身湿透了，只是为了给我挡着雨。其实挡不挡也没多大必要了，医生说没救了。

我妈说我的头已经完全瘫软了，没魂儿了，几乎没有气息了。

只是，他们不舍得就这么扔了我。

回到家里，爸和妈轮流抱着我。各种爱抚，各种偏方。

大雨下了七天。

天津周围的农民舍了房子舍了庄稼，舍了庄稼人能有的一切，从保堤固坝，到提闸、扒坝、破堤导流、分洪，终于保住了海河，保住了天津和京浦线。

水退下去了。

我慢慢地回阳，活了。

那一年，毛主席提出：“一定要根治海河。”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第二年，中国开始建三线。将重要的科研、军工转移到内陆的四川、陕西、贵州（战略大后方，几百万人），准备打仗了。

战争就像是一触即发，苏修和美帝都没闲着，磨刀霍霍呀！

六九年，我们家搬到陕西宝鸡大山里的一个山沟里，从河北出发的时候，一切都是秘密的，邻居都不知道我们到底要到哪儿去，我也不知道。

火车一路向西，过三门峡水库，是夜里，灯火辉煌，有一个小站卖道口烧鸡，黑乎乎的一个荷叶包着，好吃得不要不要的。

后来常常有人问我，哪里会打仗呢，瞎忽悠吧！可是我们都记得，即便到了坐三天三夜火车才能到的大山里，晚上山顶上会升起信号弹，战士们爬半夜到山顶，看到的是用定时器发射的信号弹。现在想想，真是十分诡异。

后来听住在海边的同学说，那些年刮南风的时候，老蒋也用降落伞往大陆这边发折叠伞和糖果等种种小玩意，还有反共的传单。

总之谁都没闲着。

过了潼关就入了陕。

车到宝鸡，进入宝成线，过秦岭，隧道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

对刘邦、项羽的故事有一丁点儿了解的人都知道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陈仓者，宝鸡是也。兵家必争之地，入川之门户。

李白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亦是由此入川。那是没有可以通车的道路。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内迁，三四年修了第一条公路。人们相信，日本人到不了这儿。果然是。

解放后，五四年，宝成线开工了，四年之后，开到成都。据说通车的首发列车上，坐的都是劳动模范，他们自豪地向沿途的老百姓挥手致意，多有范儿，那年头的劳模。

宝鸡站出来到双石铺，就换上了电力牵引车头。双石铺是抗战时难民坐车西行避战的终点站。也是翻过秦岭的第一站。

秦岭古时不叫秦岭，叫终南山。

是双石的孩子，不是黄石的孩子

双石铺这个地方大名鼎鼎。

写过《西行漫记》的埃德加·斯诺，与另一个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路易·艾黎，抗战时在此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生产军需及民用品，为延安的共产党人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同时还办了扫盲班、医院，组织当地农民识字，为过境的难民检查身体、治病。

周恩来从重庆返延安，都是在双石铺停留，去见路易·艾黎。路易·艾黎住在柏家坪窑洞，前些年我的小学同学去那儿玩，窑洞前已经是荒草漫漫了。

周润发演过的一部电影《黄石的孩子》，故事真实的发生地是双石铺，所以应该叫“双石来的孩子”。

路易·艾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一直留在了中国，去世前要求埋在甘肃山丹县。上世纪八十年代，他重回过双石铺看望那里的乡亲，因为那儿发了一次大水。

这就是我要说的大水。

三线

我们坐的火车经过秦岭、黄牛埔、红花铺、油房沟、风州、七里坪、双石铺，穿过44个隧道，终于到了。

红二方面军曾在此过境，三五九旅在此突围，习仲勋在此搞过“两当起义”。再往上溯，丝绸之路的一个驿站。还往上，玄奘高僧由长安出发，过境往西方取经，那小镇由此得名“唐藏”，我记得有一棵巨大的古树，树身有什么东西划过的痕迹，当地人说那是八戒用耙子划的。为什么呢？

这么说来，选这里做三线，亦是红色根据地了。

我们与外界的往来通讯都只有信箱号，老家的孩子打长途时问：“你们都住在信箱里么？”我妈顿了一下说：“差不多吧。”电话那头说：“哎呦！那得多大个箱子呢？”

我们家的孩子听了乐，一点小小的优越感。在这儿，我们家住了13年。

八一年，洪水

那一年我大二，回家过暑假。

七月就开始下雨，时晴时阴的天。八月中旬，小雨转成大雨，之后是暴雨。

21日，我们高中几个女生聚餐。自己烧的小菜，到所里的商店买的果子酒，很甜的那种勾兑的酒，后劲儿挺大。

中午一点，在宿舍楼的四楼可以看到山洪下来了，河里的水变得浑浊，慢慢地上涨。雨还在下。

我们看到的河是嘉陵江的上游。这条大河环绕着我们宿舍区东边、南边，把宿舍区和工作区切割开，南边有一个桥连接着河南岸的工作区。这么说吧，三线的所有单位都是沿河而建。

嘉陵江发端于嘉陵谷，代王山南侧，故此得名。年年夏季暴雨过后，都会下来山水。

空山新雨后，空气是甜的。

嘉陵江清澈的水变得浑浊，下游水库的鱼逆流而上，我们用纱布做成小鱼网，都可以捞到不少小鱼。

女孩子们有了酒，变得狂放，学着坏人的口吻说：下吧下吧，下个七七四十九天才好呢！

然而，水涨得太快了。不到两点钟，已经漫堤了。

真正恐怖的是，大片大片的山体轰然倒到河里，扬起阵阵尘土，转眼间半个小山没了，让河水吃掉了。

再往河的上游看，家属区的东面已经变成一片望不到头的黄水了。菜地和木工房转瞬不见了。目光所及之处，全是黄色的、波涛汹涌的水。

河水不断地涨，不断地涨——我们趴在窗户上，没有人再说话了。

眼见着东边来的大水漫过所里最高处的河堤，一点一点地涨。以前几米宽的嘉陵江，已经涨到50米宽、100米宽——我们面面相觑，脸都是白的，嘴唇也是。

要不要往山上跑呢？

可是，所有的山都在塌方，树林和庄稼，像人身上掉下来的皮癣，一片一片地掉下来，掉到河里。

工作区和家属区之间只有一座桥相连。那桥离着水面十几米。桥的南边靠山的一面水非常深，从前我们游泳越往那边游水越凉，有胆大的男生从桥上往下跳“冰棍”。现在，水浪已经拍上桥面了。

大水发出沉闷、巨大的轰鸣声。是冲下来的巨大的、房子那么大的石头，一个成年人也抱不过来的木头，相互撞击发出的响声。我们看到水面上漂过一个拖拉机，无数的巨大的木头，房子的半边墙，还可以看到冲下来的牛、羊、猪。

我们跑下了楼。

家属区的孩子们往桥边聚集，等着家人。所有人的眼睛里都是惊慌。

我们家所有的人都在工作区上班。

孩子们看到桥的栏杆被水拍掉了一半，看到冲下来的巨石和木头一下下撞击着桥梁。这时候有了哭声。

大人们陆续奔跑过桥。每一个人通过，这边的人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怕被水拍到河里，怕桥突然倒塌。

山里的天短，平原的夏天七、八点钟，天还亮着，在山里七点天就完全黑了，雨天，六点就黑了。

我见到了我的妈妈、哥哥，最后撤出工作区的是爸爸。爸爸没有回家。所里的干部撤出工作区直接到了招待所前的空地，扎起帐篷，成立“抗洪救灾指挥部”。所有的党员，自发的，都去了那个帐篷前。

那天夜里没有灯。高压线冲断了。

商店里所有的手电、电池、蜡烛，都作为非常时期的重要物资，被统一分发到了夜间巡逻的同志，医院的医生、护士手中。

从指挥中心发出的指令是，夜里不要出门，因为不知河水会冲垮哪里的道路。同志们在家里避险。

青壮年随时待命。

我紧张地哆哆嗦嗦地热了热家里仅有的馒头，煮了几个咸鸭蛋作为晚饭，抓了两个馒头和两个咸蛋飞奔到指挥部，送给我爸。

我看到他们皱着眉头看通讯班在调试电台。

公路、供电、通讯，全部中断了。

那一夜我们都没睡着。所有的担心。

雨还在不停地下着。

艰难的等候

天亮之后，雨陆陆续续地下着。洪水开始退了。

可是，所里的粮店被水冲走了。工作区几个车间没了。医院冲掉了一半。人们蜂拥到食堂打饭。指挥部马上指示食堂开始限量提供馒头。

没有菜了。很快咸菜也没有了。

电台终于和上级联系上了，这一线所有的三线单位损失惨重。泥石流淹了一半县城。宝成铁路大面积塌方，从宝鸡出发，火车只能开到双石铺。

粮食还能吃多久？不够一个月。医院的药品还能用多久？气象预报是否能预测出未来会不会有大雨？

所有的单位都在等候救援。

洪水退到堤坝之内（还有堤坝的地方），所里开始组织青年突击队去县里背粮食。一百多公里山路，两天一个来回，能背回来多少？路途险峻，何况县里很快也缺粮了。

那时候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共产党员，上！”

关于救援，据说有过N种方案。

山区海拔在900米到3000米之间。连绵不断的群山，地势复杂，风速风向受大气环流、大地形、中小地形影响，平均风速随海拔高度加大；不同海拔，日变化差异明显，飞机从3000米高度空投物资，在地质、气候、风速、风向都极复杂的条件下，空投准确率非常低。飞行风险大。何况，雨一直断断续续下着，云低雾浓，能见度有限。

世外桃源般美丽的建筑，群山，让大洪水冲了个七荤八素，没有几处完整的房子，曾经翠绿的山就像狗啃了一样，东一块西一块没了植被，裸露着黄色的山体。

因为没有电，夜比从前更黑，更令人绝望与不安。

没有菜，粮食限量，得不到外援。

焦虑和绝望的情绪一点点蔓延开来。

九月，开学的日子到了，听说宝成铁路当年无法通车，滞留在家的大学生开始议论要不要试一试走出去，走到宝鸡坐火车。

走

开车到宝鸡近一天。如果坐火车，要先坐四小时汽车到县上，再坐三小时火车。到九月，还没有听说有人走出去。但是我打算走出去。

所里的领导、孩子的家长，仔细论证了方案，最后决定，与其艰难地苦熬救援，不如冒险徒步去宝鸡。

出发前的夜里，雨依然在下，虽然是九月初，一天比一天清寒了，我们都已经穿上了毛衣，晚上已经穿上棉衣了。爸爸难得地从指挥部回到家里，沉默地坐着看我妈给我收拾东西。两个哥哥都在昏黄的蜡烛下，趴在一张地图上一遍遍地研究行走的路线。

我的心是恐慌的，亦是决绝的。前路不可测，充满了风险，妈给我收拾东西的一双手常常就抖了起来，东西就落到了地上。爸只是坐在那里抽烟。

我躺到床上的时候，爸问睡了吗？我没敢吭声，咬着牙，一松口眼泪就会流下来——不知道还有没有大水，不知娜一天夜里大水会把他们冲跑，爸妈是否能逃过那一劫。

早晨，在老虎口集结。我们打算走北线，沿着河往上游走，这条道近，而且上游的水量要小一些。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家人护送。

我实在无法忍受坐在家里枯等出发时的压抑、紧张和内疚，先到了老虎口，远远地见到一个老乡拎着一个柳条筐过来，我跑过去看是卖鱼的，立马掏出钱买下了鱼，飞奔回家给我妈送去。一想到这几天他们可以改善一下伙食了，不安的心就得到一点儿安慰。

在路上，遇到了来送行的妈和邻居，妈接过鱼对邻居说，这孩子心真重。

半个所的人来送我们出征。一大半的家长都在抹眼泪。

我特别感谢妈没有掉泪。邻居的阿姨都在流泪，用胳膊捅捅我妈：“老周，你真行啊！”我知道妈不是不担心，是怕哭了不吉利。按我们的方案，大哥送到唐藏，二哥送到宝鸡。

我们挥手和家人告别，几十人出发。走出去很远了，回头还能看到苍黄的天底下，妈向我挥手。

累极

我们沿着冲断了的公路走，嘉陵江横七竖八地形成了许多支流，要不断地涉水而行。每次都是二哥先游过去，拿出背包里的绳子，一头拴在一棵牢固的大树上，另一头栓在腰上，游回到我们这一边找个树拴上。我们一个一个下河，抓住绳子奋力游到对岸。这时二哥再解了绳子游过来，二哥一直是所里、大学的游泳好手。

大哥为我背着包，里面是雨衣和工具，极少的食物。他身体弱，半天到了唐藏，体力已不支。二哥接过大哥背的帆布包，我们继续走。大哥回所里。

晚上到一个三线厂里，有我们所胡新华的丈夫徐叔叔，见到我们大惊，给我和二哥做了晚饭，这是我们一路上吃的唯一一次热饭。在他家，休息了一夜。

我们的队伍有的投亲靠友，有的在没冲垮的厂房里借宿。

这是一路上唯一在干净的床单上睡的一夜。我的头一沾上枕头就黑睡过去。

第二天，沿着去红花铺的路行走。有的人没有跟上队，太累了，走不动了，渐渐地，人就少了。有的人从这里返回所里了，他们放弃了，有女同学也有男同学。

在路上，不知何人在石头、大树上划出了一个个的箭头，我们沿着箭头走，省了不少力气。

我记得草都疯长到一人高了，许多地方根本没路了，但是水里，草里，甚至树上有那么多的蛇，好在它们自顾不暇，也不招惹我们。二哥带了把小砍刀，在前面砍树枝和草，杀出一条路来。后面跟着的人每一个与前面一个拉出五米的距离，以防被拨开的树枝划伤，但又可以互相提醒和照应，不能太远掉了队。

时不时地下起雨来，穿上军用雨衣，简直沉到不能承受。中午休息的时候吃徐叔叔给烙的饼，坐下去根本就没有力气站起来，二哥一把把我拽起来，粗暴地吆喝大家开路开路！

不停地走哇，蚊子咬得浑身是包，还要提防草里的蛇，天气冷得像冬天一样，心里是荒凉的，真后悔没有带上棉衣。衣服始终是湿的，到处都是湿的，没有一寸干的地方。

没有标志的时候，二哥用指南针和地图判断我们的位置和方向。

到了隘口，终于见到了个采药的山里人，他说从隘口左侧翻庙儿岭到黄牛铺有一条近路，这样可以不绕红花铺，两铺相距七公里。但是山水已经把路冲得很难辨认了，而且地势险峻。

我真的是一点不想走了，走不动了，后悔出来了，累死了。有同学开始发烧了，家长决定不走了，可是在大山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怎么过夜呢，山里是有狼的，还有狗熊，只得求山里人，跟他去他住的窑洞歇一歇，还有的人怕走错道，二哥和他们争执起来。

那时已经四点了，二哥坚持抄近路，务必天黑前赶到黄牛铺，坚决不走夜路，一是地形不熟，二是没有月亮，单靠手电极不安全，万一掉下山去小命就没了，更何况深山气势变化无法掌握，雨下大了有可能滑坡，总之不宜久留。原本就不多的人，在隘口分手了。

二哥和政治部副主任于文翰的儿子于建敏一块儿商量，让女同学走在中间，杨新和几个男生开路，建敏和二哥殿后。山高林密，路滑难行，我们必须加快速度，在天黑前赶到黄牛铺。

队伍里开始有女生的哭声。我心里怕得要命，天黑前如果赶不到黄牛铺，在山上过夜简直不能想象，危险重重。拼了老命地走，害怕掉队。

这一片有狗熊出没伤过所里采橡子的人。

两个小时后，翻过庙儿岭，在天黑前赶到了黄牛铺。那是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子。在这里，发现了第一个商店，二哥买了一个肉罐头和一只大饼，那简直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饭，二哥一直控制着我，害怕把我撑死。我们住在生产队闲置的房子里，睡在潮湿的茅草上。有无数的虫子在茅草里出没。

能够躺下，那就是天堂啊！

离宝鸡只有一天的路了。

哥哥没有告诉我，他哭了

第二天从黄牛铺出发，沿着铁路线走。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坐在一块大石头上睡着了。二哥不知从哪个树上摸了个青苹果，塞到我嘴里，冲我吼：“吃！吃苹果！”我睁开眼时简直不知今夕何夕身处何地。

苹果太酸了，二哥用铁钳子一样的手捏我的两个腮帮子，让我吃！吃！一边把我架起来，我机械地吃着酸苹果，渐渐地清醒过来，又可以跟在人们后面走了。

傍晚，终于见到一列火车，是秦岭站抢修工程的车，工人们很好，让我们上车，把我们拉到宝鸡。我们终见到了光，灯火通明的城市，泪水哗哗地流了下来。

宝鸡的一夜，二哥找到军区的领导，拿出介绍信，说明了所里的情况，马上有吃有喝，安排了食宿。

第四天，二哥把我送上兰州到青岛的火车，给我买了身新衣服，出门穿的衣服已经让树杈挂烂了。还有路上吃的点心水果，我激动得要命，终于可以回校上课了。二哥没告诉我，他下车的时候眼里都是泪，是心疼最小的妹妹，这一路的艰辛、危险，还有不舍。

在军区，二哥得知，我们是县里三线第一批走出来的人，有杨新、贾连群、张小红、于建敏、二哥和我。

当天夜里，爸从指挥部回到家里告诉妈：“他们走出去了，到宝鸡了。”电台发来电报。此前，我们一同出来的人陆续有回去的。三天三夜，没有一点我们的消息，不知生死。我们走出去的消息没有声张，因为还有的人在路上，家里全是牵挂。

两天后我回到山大。系里知道宝成线断了，大吃一惊。

821大水的直接后果是，三线军工受到重创，导致了在三线的撤离中，加快了回城的步伐。

九月中旬，雨停了，空军开始空投大米、压缩饼干、罐头。十月二十日宝成线通车。

我从来没有对二哥说一句谢谢！

那一年，我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