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葵芬

摘要：《猫城记》在文体上是鲜明的寓言小说体，在风格上是讽刺的艺术，在内容上则是无情的国民性批判，然而其最为核心的是悲剧精神，基于毫无希望的现实性和彻底绝望、直面消亡的悲剧感，悲剧精神便也在于此。

关键词：《猫城记》；悲剧精神

《猫城记》是老舍从英国归来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受到较多争议的作品。在此之前，作家先后创作过《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小坡的生日》以及《大明湖》等。前三篇小说是老舍在伦敦教书时的创作，经同在伦敦的好友许地山的介绍发表在《小说月报》，这几篇小说虽然是各有艺术上的、内容上的硬伤，但参照老舍整个创作生涯，尤其是他中后期成熟作品，这三篇小说对老舍创作有着巨大的作用。简而言之，即艺术上的幽默风格及叙事的多样性；在内容上对于整个国民性格的关注，对于国运的关心。《小坡的生日》是作者在归国途中旅居新加坡的创作，并没有完成，在此不作细究；《大明湖》并没有传世，毁于上海一二八事件中日本的炮火，后来，作者据其内容改写成中篇小说《月牙儿》。从《月牙儿》来看，小说内容与国民性批判有关无疑。《猫城记》是作家比较成熟的作品，延续了其国民性批判、幽默风格等艺术特色。

《猫城记》是一部寓言幻想体小说。它是寓言体小说，用幻想的世界替代现实的存在说到底，它是现实的，是作家回国之后的经历所感所想，它是现实地“真”，而非幻想的“虚”。《猫城记》现实的“真”是作家基于人的良知与道德、理想与憧憬审视下的中国三十年代的国民性与整个国家，它所贡献出来的是人性堕落绝无希望的典型社会，最为可贵的是作家赋予的悲剧色彩以及形成的悲剧精神。《猫城记》有着当时作家的青涩与本真的敏感，还有梦想破灭之后真实的世界观。老舍自身在此后几十年对这部作品的评价前后不一，细究之下，种种认知，其序言讲得真切：我自己还有一点点不满意。不很幽默。作家只是不满意它的形式与风格上“不很幽默”，仅此而已。

一、《猫城记》的鲜明艺术特色

《猫城记》写于1932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种独特的存在，也是老舍文学道路、文学作品中独特的存在。作品的艺术特色鲜明，在文体上融合了寓言与小说，在风格上，转幽默趋向于讽刺，在内容上，绝对的国民性批判。

《猫城记》的故事开始于“我”因飞机失事坠落在火星上的猫国，学会猫语以后，通过“我”在猫国中的见闻，讲述猫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风俗等方方面面。小说文体是寓言小说式的，融合有二者的特征，即寓言的象征、幻想、荒诞与小说的情节、语言及结构。正是借用寓言的写法，使得这部小说在结构形态、人物（猫人）形象、语言叙述方式等层面都有别于老舍其他小说。老舍小说以幽默、通俗、流畅见长，《猫城记》中老舍则用寓言的笔调写了一个荒诞的故事。在这部小说之前，中国现代小说没有这种写法，风格稍微类似的唯有沈从文《阿丽思中国游记》，同为主人公转移到另一层显然非同的世界，然而沈从文的小说更像是科幻小说或者说是童话与小说的结合体。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中，把《猫城记》看作是具有“感时忧国的精神”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加以评论，“现代中国小说，虽满纸激凌哀怨，似富于写实。二十年代末期和三十年代初期的一些作家，以忠于写实为务，运用讽刺的笔调，把中国写成一个初次受人探索的界域。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一九二八），老舍的《猫记》（一九三二），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他们都是当代的名作家，继承李汝珍和刘鹦的讽离写法，在其感时忱国的题材中，表现出特殊的现代气息。他们痛鸳国人，不留情面，较诸鲁迅，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此书成为中国作家对本国社会最无情的批评。”[1]与前几部作品运用幽默的手法不同，《猫城记》所运用的手法是讽刺手法。讽刺与幽默并不等同，前者含有明显的贬意——嘲笑，批评和抨击；讽刺有善意的，有恶意的。幽默同样令人发笑，但却是善意的，或者是无恶意的。《猫城记》小说中，作者对于猫国的批评，社会的、个人的现象，针针见血，多为贬抑。透过小说，比照社会，则可以发现作家对于社会各层次的讽刺。例如，对于教育的讽刺，任何人只要一入学就毕业；对于不休止的学生运动的讽刺，对运动中的人们的残暴的揭露。

国民性批判是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最为引人关注的主题，鲁迅先生是这一主题领域最为重要的作家。老舍《猫城记》先前的小说对于国民性的批判相对而言是比较弱化的，人们所普遍熟悉的仍然是其幽默的风格、曲折的情节，然而，对于国民性的批判已经显露出来。《猫城记》对于国民性的批判最为集中、最为具体，猫国人自私自利、没有骨头、崇洋媚外、缺乏信仰、怯弱、勇于内斗等，“每个地主必须养着几个外国人作保护者。猫人的敬畏外国人是天性中的一个特点”。“在古代他们也与外国打过仗，而且打胜过，可是在最近五百年中，自相残杀的结果叫他们完全把打外国人的观念忘掉，而一致的对内。因此也就非常地怕外国人；不经外国人主持，他们的皇帝连迷叶也吃不到嘴”。[2]猫国人上上下下，外国人说一不二。遭到外敌入侵时，皇上带头迁都逃跑，国家正规军（“大蝎军”、“红绳军”合称“国家夫司基军”）也争相逃跑。跑不了了，扭头迎降，“我们去投降，谁先到谁能先把京城交给敌人，以后自不愁没有官做。”这里的人性恶、欺骗、懒、内乱、自私自利、鼠目寸光、贪婪，唯有人性的堕落与腐烂，彻底绝望而毫无希望。

二、深沉的悲剧精神

《猫城记》并不只是在以上所述及艺术手法上取得突破，尽管这种突破并不能掩盖其本身艺术层面的不足，在其思想内容上，也有诸多突破，彻底而深沉的悲剧精神就是其中之一，也是这部小说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悲剧精神是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重点研究的领域，其所涵盖的范围包括悲剧的生成、价值、作用、意义等，作为西方文艺的舶来品，悲剧为当时学者所重视，自王国维到鲁迅皆受到西方悲剧精神的深刻影响。老舍在英国教书游学六年，浸淫、涉猎西方文艺多年，潜移默化中对于其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的形成不可避免地生发作用。

《猫城记》先前几部小说，虽然不缺乏一些忧伤的情绪，悲哀的感情，但对于作品的整体上的幽默风格并没有突破。它们不缺少温情，不缺乏幽默，而内容上的一切都融化在其中。使得人们形成了对于老舍形象的一生的标签——幽默作家。然而事实上，老舍的作品自《老张的哲学》到《赵子曰》、《二马》，笔调趋于沉重与哀伤，脱稿于《大明湖》的《月牙儿》转至幽婉凄厉，幽默与讽刺全然不显，老舍文学风格得以大变，而其文学的内核越发趋向于国民性、人性与个人的悲欢离合，沉淀于民族的人性深处。如果说《月牙儿》是一首哀歌，其蕴含的则是悲剧。至此，悲剧精神始终贯彻在作家文学作品中，从《猫城记》开始，其后《骆驼样子》、《四世同堂》等都有一种深层的悲剧精神，不缺乏悲剧力量。

《猫城记》的悲剧精神表现为作品传达出来的那种毫无希望的现实性和彻底绝望、直面消亡的悲剧感。猫国是毫无希望的国度，没有人性、没有道德、没有伦理等社会的隐形秩序，没有正直、诚信、勇敢、爱国等良好的品性，充斥了恶、欺骗、懒、内乱、自私自利、鼠目寸光，是彻底的绝望，所以它的灭亡是彻彻底底的灭亡——它的灭亡是最后两个猫人在面对敌国入侵国家倾倒时刻相互争斗内乱完成的。作家勇敢地面对这一切，审视着一切，把所有的存在都毁灭、消亡，与只有毁灭这一切，彻底地告别过去、告别传统、告别失落，才能真正地开始，走向新的世界。前面已经述及，《猫城记》写作于1932年，作家游学英伦6年后回归故土，又小说本身是寓言小说体，深沉地来看，这是作家回国所见所感之余对于国民性、国家与民族的彻底观照，其借助文学深沉地观察、直面现实与事实、以悲剧精神贯彻其中。“悲剧的净化作用就是帮助观众把过强或过弱的恐惧与怜悯之情转变为适度，充分发挥审美欣赏对于人的好的有益的一面，即通过充满快感的审美获得知识，使悲剧潜移默化地提高道德水准。”[3] 《猫城记》悲剧精神的净化，既在于对读者精神的、审美地净化，更在于作家精神的、审美地净化。

对毫无希望的现实性无情地鞭挞、揭露，终至于彻底地毁灭，作家是毫无所惧地展现出这一幻灭感的消失，表现在小说中则是无尽的悲剧、无止的悲歌，悲剧背后尽是悲凉，作家的、文化的、民族的悲凉。

参考文献：

[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542.

[2]老舍.猫城记[A]老舍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165.本文所引《猫城记》原文皆出自该版本，不另加注释.

[3]朱茜.亚里士多德与尼采的悲剧观比较[J].新闻天地（论文版），20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