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雪菲

摘要：《世说新语·言行》中记载谢灵运好戴“曲柄笠”，表现了其隐与仕的矛盾心理，这一矛盾是其理想不得实现的痛苦体现。因此，从中出发我们可以试图归纳出谢灵运的理想，而明确其理想反过来又加深我们对他的这种矛盾心理的理解及对其本人的理解。本文从三个方面来解读其理想与其矛盾心理：其一，所处的家族与时代背景；其二，雄心壮志与仕途多舛的落差；其三，谈玄之风和山水诗。并对谢灵运的一生进行了评价，时代的巨变致使其功成名就退隐江湖的理想成为空想，虽然向老庄中寻求自我安慰，但最终也无法解脱。

关键词：曲柄笠；仕隐；理想；谈玄

《世说新语·言行》一零八篇载：谢灵运好戴曲柄笠，孔隐士谓曰：“卿欲希心高远，何不能遗曲盖之帽？”谢答曰：“将不畏影者，未能忘怀。”崔豹《古今注·與服注》曰：“曲盖，太公所做也。武王伐纣，大风折盖，太公因折盖之形而制曲盖焉。战国常以赐将帅，自汉朝乘與用四，谓<车辟>輗盖。有军号者赐其一也。”即“曲盖”是轩冕结绶的象征，有军号者方能得赐。而“笠”，是指隐者高士之服。关于孔、谢问答的意义，余嘉锡在《世说新语笺疏》中有过明确的表述：笠者，野人高士之服，而曲柄笠，笠上有柄，曲而后垂，绝似曲盖之形。灵运好戴之，故淳之讥其虽希心高远，而不能忘情于轩冕也。灵运以为惟畏影者乃始恶迹，心苟漠然不以为意，何迹之足畏？如淳之言，将无犹有贵贱之形迹存于心中，未能尽忘乎？

谢灵运的回答是绝妙的，他引用《庄子·渔夫》中“畏影恶迹”的寓言来解释其心与迹之关系，这是当时谈玄风气的表现。但是他本意真是如此吗？未必见得。在谢灵运的诗中，也常常引用老庄之言来清谈一番，并不是说明他真得能够做到心、迹冥一，万物混同，超然自得。这仅仅是他精神上的自我安慰和期望罢了。而他的内心，确实在仕与隐之间矛盾着。“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登池上楼》），虬龙深潜能保其本真，飞鸿奋腾能声名远扬，而自己却进退两难，欲深潜而不能，欲高飞亦难得，这正是其亦仕亦隐的矛盾心理的反映。刘勰《文心雕龙·情采》曰：“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壌；心缠机物，而虚述人外。”谢灵运就是其典型的代表。

对于谢灵运仕与隐的矛盾，前人已有所分析，或认为其归隐是对仕途不顺、不被重用的消极抵抗，是无可奈何之举；或认为其希企隐逸在主观上虽是衷心的，但也仅仅是想想而已。笔者认为，遁隐是谢灵运理想中的一部分，并非被动地退步，而是主动地选择。那么谢灵运的理想究竟为何呢？若说建立功业，复兴家族，我认为似乎并不全面。下面笔者将从时代、家族、社会风气等角度对其理想进行解读。

一、所处的家族与时代背景

自汉末魏晋以来门第观念兴起，门第成为选官的主要标准，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局面。尤其是东晋以来，门阀士族之权可以与皇权相抗衡，甚至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当时的侨姓士族以王、庾、桓、谢为大。而谢灵运正是出生于其中的豪门望族陈郡谢氏。其曾堂祖父谢安，曾任卫将军、太保，誉号“贤相”，对东晋王朝偏安一隅立有大功，后追封“庐陵郡公”。其祖父谢玄时任车骑将军，因淝水之战军功被封为康乐县公。谢家在东晋王朝可谓炙手可热、荣耀无限。当时宋武帝刘裕仅是谢玄部下刘牢之军队里的一个小军官，后刘裕灭晋自立，建立刘宋王朝，降谢灵运之公爵为侯爵，减少其食邑，任散骑常侍、太子左卫率等职，故灵运抑郁不得志、常怀愤懑。谢灵运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晋宋易代的时代。由于宋武帝刘裕出身，故自南朝刘宋起，豪门士族不断受到打压而庶族的地位不断得以提升。

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家庭背景，对谢灵运个人的性格及立志是有一定影响的。其一、据《宋书·谢灵运传》记载：“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由于出身高门加之才华横溢，故谢灵运性褊激、好豪奢，自视甚高，常目中无人，因此开罪不少人。会稽太守孟顗輗事佛勤恳，谢灵运却常挖苦他说“得道应须慧业文人，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孟顗对此怀恨在心，后与灵运屡生争执，仇恨加深，甚至上书说谢灵运有逆反之心，使其被派往临川做内史。其二、有建立功业的抱负。如前所述，刘裕曾任其祖父手下一个小小军官，如今却做了皇帝，反差如此之明显。而灵运为了保全自己及其家族的地位，只能屈身侍从，但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这对于自视甚高的他来说不能不算是一种打击和屈辱。“其三、谢灵运曾追随刘毅，渴望能建立伟业，但不料刘毅被刘裕所灭，这对他入仕的积极性有很大打击。然而刘裕不计前嫌，将其收为己用，任其太尉参军，秘书丞等职，但谢灵运心中仍有不安和猜忌，从他这一时期所做的诗文中可以窥见一二。

总之，上述的背景使得谢灵运怀有建功立业的抱负，并担负复兴家族的责任与使命。

二、雄心壮志与仕途多舛的落差

谢灵运与庐陵王刘义真甚为交好，刘义真曾说得志之日，要以灵运为宰相①。既然灵运将其视为赏心知己，可知，灵运确有建功立业之志。他虽然没有在作品中直接地表达过这种志向，但这一心愿在其对当局委婉的抱怨和对古代贤人的钦羡中显露无疑。永初三年，少帝刘义符即位，实权落在大臣徐羡之、傅亮等手中，谢灵运遭其排挤，被贬到荒僻的滨海永嘉郡任太守，临行前夕，他作《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其中写道“李牧愧长袖，郤克惭躧步。良时不见遗，丑状不成恶，曰余亦支离，依方早有慕”，这里，谢灵运将自己与李牧等进行了对比，本希望自己也能像李牧那样“不见遗”、为国尽力，但无奈生不逢时，不得重用，既然壮志雄心无处施展，只能选择“独善其身”，以远游来疏散心中的苦闷。

早在义熙八年，灵运在荆州刺史刘毅军中任职、毅将败之时，他写给堂兄谢瞻的诗《答中书》中已表达了归隐的志向，大意是说自己不识时务，既不被重用，又多灾多难，却仍厚颜做官而不知醒悟，还是顺从自己的本性、遁隐山丘吧。义熙十一年于荆州刺史刘道怜府中任咨议参军和中书侍郎时，写给其堂弟谢弘元的诗中亦流露出相似的情感：“心愧虽厚，行迷未远。平生结诚，久要罔转。警掉候风，侧望双反”。其后在出守永嘉时，谢灵运的归隐之心更为强烈。出任永嘉太守的第二年的春天，谢灵运在《过白岸亭》一诗中写道：“荣悴迭来去，穷通成休戚。未若长疏散，万事恒抱朴”，感叹仕途坎坷，荣辱难定，不如及早抽身、辞官归隐，脱身世俗，抱朴归真。

由上述种种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谢灵运的遁隐确是因为仕途多舛不如意，有无可奈何的意味。但不可忽视的是他曾在《过始宁墅》中自称“束发怀耿介，逐物遂自迁”，即自小就有了隐居之意。可见其遁隐之心并非因其仕途不济而产生的，而是久存于怀抱之中的年少时的梦想。这主要是受其曾堂祖父谢安的影响，谢安亦曾有过以隐为高的思想。《世说新语·排调篇》云：“谢公始有东山之志，后严命屡臻，势不获己，始就桓公司马”。

三、谈玄之风与寄情山水

遁隐期间，谢灵运寄情山水，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歌。在其山水诗中，往往都会有一两句谈名理的句子，把老、庄、《易》里的话拿来清谈一番，作为精神寄托和自我安慰，以安抚其理想难以满足的不甘与苦闷，这也是他为自己选择的最终归宿。如他的名作《登池上楼》中的“操持岂无古，无闷征在今”，其中“操持”，引自《庄子·齐物论》：“罔两问景（影）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持）操与？”，可译为坚持操守。“无闷”语出《周易·乾卦·文言》：“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意指弃俗遁隐而不觉苦闷的德行。这两句都是借名理来申志，是他对自己的一种期望，或者说是一种自我安慰。

谢灵运不仅仅把谈玄作为一种精神上的自我安慰，更把它作为行动上的向导指南，试图从中寻到一个挣脱矛盾和不安的途径。他在《游赤石进帆海》中写道：“仲连轻齐组，子牟眷魏阙。矜名道不足，适己物可忽。请附任公言，终然谢夭伐。”鲁仲连却官退隐与魏子牟留恋功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引用的魏子牟的典故：中山公子牟问瞻子（魏之贤人）曰：“身在江湖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则轻利”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子牟之困惑亦是谢灵运之困惑，两人都是有嘉遁之情而无高蹈之德，故身虽在江湖之上遁隐，而心思魏阙之下的荣华。既如此，那么就放弃功名而遁隐江湖吧，正如任公所言“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功成者隳，名成者亏”（《庄子·山木》），顺其自然，以求保身。他试着以这种方式来求解脱，但却发现“安排徒空言”，所谓的天人合一、物我不分、无忧无虑的境界是不可能达到的，说明作者最终也未能摆脱掉内心的矛盾与挣扎。

四、总结与评价

自古以来文人们对谢灵运仕、隐的反复褒贬不一，正所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然而当我们真正了解了他的理想，或许能够更公正地看待他的仕隐观，对其作出更为客观的评价。

家族的衰败使其肩负起复兴家族的使命，时代风气及谢安的影响使其自幼向往遁隐山水，他想用一个折中的办法将两者调和起来，然而时代的巨变致使其功成名就退隐江湖的想法成为空想；于是他寄情山水、玄言，渴望从中获得安慰与解脱，却发现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故而他一生都生活在矛盾、不甘、牢骚和不平之中，加之性格偏激与任纵，终其一生都未能找到自己的归宿：在京做官不满，出外任职不平，归隐故土不甘。他无法安心于任何一个位置，追根溯源，还是出于内心那些无法实现的理想和无法解决的矛盾。他所做的努力和挣扎都是徒劳，终究也没从这种矛盾中解脱出来。

注释：

①沈约《宋书·武三王列传》第1636页：（刘）义真聪明爱文艺，而轻动无德业，与陈郡谢灵运、琅琊颜延之、慧琳道人并周旋异常，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细豫州都督。

参考文献：

[1]刘义庆，刘孝标，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顾绍伯.谢灵运集校注[M].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