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英旭

摘要：凯特·肖邦是美国19世纪重要的女性作家，被誉为“美国女权主义文学创作的先驱之一”。本文将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出发，从内容和写作技巧两方面，对凯特·肖邦的《一个小时的故事》进行解读，揭示了女主人公玛拉德太太对自由的渴望及其女性意识的觉醒。

关键词：凯特·肖邦；《一个小时的故事》； 女性主义

一、引言

（一）《一个小时的故事》

《一个小时的故事》是一部短篇小说，是美国作家凯特·肖邦的作品。作品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由于误传，患有心脏病的玛拉德太太路易斯从姐姐乔瑟芬那里听说丈夫布兰特利·玛拉德在火车事故中死去，玛拉德太太经历了一系列情绪上的变化，相信自己就要自由了，因此，当一个小时后丈夫平安回到家时，玛拉德太太“由于太过兴奋”死了。这部小说结构紧凑，情节紧致，被认为是肖邦短篇小说的精品。

（二）凯特·肖邦

凯特·肖邦（Kate Chopin， 1850-1904）是美国女作家，生活在19世纪后半叶的她，被誉为“美国女权主义文学创作的先驱之一”。1892到1895年，她撰写成人和孩童阅读的短篇小说，并刊载于《大西洋月刊》、《时尚》、《世纪》等杂志上。主要作品为《牛轭湖的人们》（1894）和《在阿卡迪的一夜》（1897）这两部短篇小说集。重要的短篇小说包含《戴泽蕾的婴孩》，其内容为南北战争前路易斯安那州境内异族通婚的故事，另外还有作品《一个小时的故事》和《暴风》。同时，肖邦也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咎》和《觉醒》，两者舞台分别设于新奥尔良和大岛。她的小说中人物通常为路易斯安那州居民，当时的文学评论家认为肖邦在作品 中处处表达她对女性的关怀。

在肖邦死后的几十年里，她被广泛认可为“她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1915年，弗雷德·刘易斯·帕蒂（Fred Lewis Pattee）在他的书中写到，“肖邦的一些作品已经可以与法国甚至是美国最优秀的作品相媲美了，她在文学创作上所表现的才华可以称之为天赋甚至是天才。（some of [Chopins] work is equal to the best that has been produced in France or even in America. [She displayed] what may be described as a native aptitude for narration amounting almost to genius.”（Fred Lewis Pattee， 1915： 364） 佩尔（Per Seyersted）在20世纪60年代末出版的《凯特·肖邦全集》里也曾说过，“尽管肖邦不能和德莱塞等作家相比，她也算是二流作家里出类拔萃的代表。但现在肖邦已经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一流作家的行列了。”（Per Seyersted，.1969： 33） 由此可见，凯特·肖邦在美国文学中是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

（三）女性主义

十九世纪是西方女性解放运动自觉兴起的世纪，也是女权主义真正开始的时候，二十世纪初，随着女性权益的逐渐落实，女权运动也基本完成了使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欧美出现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它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高涨并深入到文化、文学领域的成果，因而具有比较鲜明的政治倾向。它以妇女为中心，其研究对象包括妇女形象，女性创作和女性阅读等，它要求以一种女性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全新的解读，探讨文学中的女性意识。

在美国，19世纪，法律、宗教和传统习俗对妇女权利特别是已婚妇女严格限制。种族矛盾，南北战争，和之后对黑奴的解放和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给美国社会生活和美国人的思想观念带来极大的冲击。19世纪后半叶，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职业作家，她们的故事大多反映社会巨变年代里女性的自立和自我发展，她们致力于发现女性的声音，寻找女性的自我意识。而19世纪下半叶，美国女性作家中表现得最突出、文学成就最大的就是凯特·肖邦了。

（四）文献综述

从凯特·肖邦开始她的写作生涯，到她著名的长篇小说《觉醒》，再到肖邦去世后，世人对其作品的再评价，肖邦作品的批评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40年代之前，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以及70年代至今。

20世纪40年代前，肖邦因为她作品中的地域特色而被赞誉，因为她的作品通常描述的是路易斯安那州的居民。1984年6月，苏·穆尔（Sue V. Moore）在《圣路易斯生活》（St. Louis Life）上发表文章“凯特·肖邦女士（Mrs. Kate Chopin）”，这篇文章被视为是对肖邦的第一篇评论文章。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对肖邦的评论主要集中于她的长篇小说《觉醒》。在这一阶段，对肖邦的研究大幅增加。1966年，玛丽·弗莱彻（Marie Fletcher）写了文章“凯特·肖邦小说里的南方女人（The Southern Woman in the Fiction of Kate Chopin）”。20世纪70年代之后，对肖邦的研究热度继续呈上升趋势。因为大家对肖邦越来越感兴趣，因此对肖邦的研究视角也越来越多。

在国内，对肖邦的研究大约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对肖邦作品的研究大多是从性别政治、艺术手法、生态学、浪漫主义、女性主义、地方主义等角度进行研究。

二、女性主义在叙事情节中的体现

在《一个小时的故事》里，玛拉德太太从姐姐那里得知丈夫布兰特利·玛拉德在火车事故中去世的消息后，情感上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悲痛，觉醒，最后到绝望。

（一）悲痛

故事一开始便直入主题，玛拉德太太听到丈夫去世的噩耗是，极其悲痛。“听到这个凶讯，她的反应和许多听到同样噩耗的女人不同；……她则当即大哭起来，一下子猛然栽倒在姐姐的怀抱里。”（凯特·肖邦， 2001： 6）无论什么时代，只要是有一丝感情的夫妻，当一方有难甚至不幸去世时，另一方一定是会感到伤心难过甚至悲痛欲绝的，这是人类面对悲伤时的正常感情宣泄。另外，当时的社会，妇女没有什么权利和地位，因此也没有什么收入，一切仰仗丈夫，因此，玛拉德太太得知丈夫去世时，想到今后自己无所依靠，难过也是很正常的。

（二）觉醒

路易斯·玛拉德独自走回房间后，坐在窗前，看着窗外生气勃勃的景象：新生的树梢，叫卖的小贩，叽叽喳喳的小麻雀等等，她的心境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她渐渐从悲痛中走出来，发现丈夫去世后，自己自由了。“她一遍又一遍反反复复低声说着：‘自由了，自由了，自由了！……在未来的岁月里，没有人管束她了，她将独自管理自己。她的意志不在屈从于别人强有力的意志了……‘自由了！身心都自由了！她不断地小声说着。”（凯特·肖邦， 2001： 7）

路易斯·玛拉德是爱她的丈夫的，相信有看见丈夫尸骸的时候也是会悲痛的，但是那种悲痛和拥有自主权一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毕竟，在当时那样一个男权社会里，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属品，常常受到丈夫的压迫，这种不一定是指身体上的暴力行为，也是指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女人的人格受到压迫和禁锢，没有自我，一切以丈夫为主，以丈夫为仰仗。正如文学评论家芭芭拉·韦尔特所说，当时（19世纪）的社会认为“真正的女性具备四种主要品质——虔诚、贞洁、服从、温顺。这四大美德放在一起，就意味者母亲、女儿、姐妹和妻子——这就是女人。缺了这些美德，什么样的声名、成就或财富都会化为灰烬。有了这些美德，女人就有望获得幸福和权力。”（Barbara Welter， 1966： 152）玛拉德太太家也不例外，以丈夫为天，一切围绕丈夫而转。所以一开始得知噩耗是十分悲痛。但是悲痛过去之后，就明白从今以后自己可以为自己做主了，不用再仰仗丈夫的鼻息过活，生活一下变得多彩美好起来，之前受到的丈夫的压制禁锢也消失了，她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从而内心欢愉。

（三）绝望

就在路易斯·玛拉德展望未来的时候，她的丈夫布兰特利·玛拉德回来了，原来布兰特利根本就没有在事故现场，一切都是误传。朋友理查兹想要遮住玛拉德太太的视线，可是迟了一步，她看到了她的丈夫，然后由于“太高兴了”，导致心脏病发而亡。大家都误以为玛拉德太太是因为看到丈夫平安回家而过于激动，从而心脏病发而亡，实际上玛拉德太太是过于绝望而死的，自我意识刚刚觉醒，发现今后自己的人生可以自己做主了，不用再受到丈夫的压制和禁锢了，这种快乐才刚刚开始，还没来得及好好感受，丈夫回来了，发现之前所想要的自由和自主都是一场梦，一切又回到从前，又要过上受丈夫压迫的日子，玛拉德太太太绝望了，心脏负荷不住，导致病发而亡。

三、女性主义在修辞手法中的体现

《一个小时的故事》虽然简短精致，但是其中不乏运用了多种修辞技巧，例如比喻，拟人，讽刺，象征等，本文着重分析讽刺和象征的手法。

（一）讽刺

《一个小时的故事》一开始就说明了玛拉德太太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为后文埋下伏笔。当玛拉德太太从姐姐十分小心翼翼的措辞中得知丈夫去世，她只是悲伤了那么一下，之后自主意识觉醒了，认为丈夫的去世，让她开始拥有人生的自主权了，拥有了自由，但是故事的结尾结局出人意料，丈夫回来了，一切都是误传。玛拉德太太“太高兴了”，从而心脏病发而亡。结尾处玛拉德太太过于高兴而亡是整个故事最大的讽刺，明明玛拉德太太去世是由于看到丈夫平安归家，想到自己才刚刚享受到自己真正自由的人生，现在又要马上回到过去那种受丈夫压迫的日子了，心生绝望，倒地而亡，她最终还是没有得到向往的自由。

《一个小时的故事》通过讽刺的手法反映了19世纪女性面临的问题，批判了传统婚姻中漠视女性的情感和个性的现象。

（二）象征

1.门的象征

《一个小时的故事》中共出现了两道门。第一道门出现在女主人公路易斯·玛拉德初闻丈夫死亡的“噩耗”之时。当从姐姐那里听到“凶讯”时，她“一下子猛然栽倒在姐姐的怀抱里。悲痛的风暴过去之后，她独自走进自己的房间，不让任何人跟着她。”（凯特·肖邦， 2001： 6）在这道门之外，玛拉德太太在姐姐怀里悲伤痛苦，但她走进这道门，进了房间之后，真实的自我开始渐渐展露，在房间里，她的自我意识，女性独立意识开始觉醒，她感受到了自由，对未来的生活十分憧憬。在房间里——门的这一边，玛拉德太太心情愉悦，畅想未来，在门的另一边，房间外面，亲友们想象着玛拉德太太在房间里对丈夫的逝世十分忧伤不能自已。这道门在此处象征着世俗的伦理纲常，误导人们的思维。

第二道门出现在故事的结尾，故事最后，“有人正在用钥匙开前门。进来的是布兰特利·玛拉德”。（凯特·肖邦， 2001： 8）原来布兰特利·玛拉德根本没有出现在事故现场，也压根不知道发生了事故。可是，故事最后，玛拉德太太看见丈夫归来，心脏病发死了。医生诊断玛拉德太太是看见丈夫回来太高兴了，心脏受不了刺激致死，然而通过全文，不难知道，玛拉德太太其实是因为绝望而亡，眼看着自由的新生活就要开始，丈夫突然回来了，自己又要回到以前那种受男权束缚的生活了，过上那种外界社会认可的“幸福生活”了，心生绝望，倒地而亡。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导致玛拉德太太去世的第二道门是一道连接着家庭和社会的大门，当时社会，夫权男权占统治地位，妇女在社会在家庭中地位普遍不高，受到压迫和伤害。

从《一个小时的故事》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的男权统治地位，以及对妇女不平等的社会和家庭对她们造成很大的伤害，虽然意识到了女权，知道女性需要独立需要自由，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不可能成功的，体现了十九世纪末，美国妇女渴望自由，渴望平等，和追求独立的想法。

2.窗的象征

故事中，玛拉德太太听闻噩耗后，走进自己的房间，“房间的窗户敞开着，一把舒适宽敞的扶手椅正对着窗口”，（凯特·肖邦， 2001： 6）玛拉德太太在房间里就是坐在窗前的扶手椅里完成了思想的转变和女性意识的觉醒，通过窗户，玛拉德太太看到广场上新生摇曳的树梢，叫卖的小贩，唱歌的人们，叽叽喳喳的麻雀，以及天边的白云蓝天……这些充满生气的景象都是通过房间里的窗户看到的，因此，“窗”是觉醒之光，照亮了玛拉德太太新生之路，正是通过这个窗户，玛拉德太太的女性思想觉醒了，个体意识觉醒了，看到了属于自己的天空。

3.姓名的象征

理查兹（Richards），是女主人公玛拉德太太丈夫的朋友，在故事中可视为男方的社会关系或是男性的代表。理查兹，意思是“理查德（Richard）之子”。而理查德，意为“掌理大权的统治者”，所以，理查兹，可以被认为是下一代的统治者或者是王子之类的人物。在文中，理查兹象征着当时社会人们习惯并认同其正确性的社会舆论和伦理道德体系。在他看到事故名单时，一等第二份电报证实消息的可靠性后，就在报丧人之前匆匆赶来，向玛拉德太太报告消息。故事最后，玛拉德先生回到家里，理查兹急忙把他从妻子眼皮底下遮挡起来，理查兹在任何情况下，都冷静迅速采取行动。

约瑟芬（Josephine），路易斯的姐姐，是女方的社会关系或者是当时社会女性的代表。约瑟芬，意为“多产的女子”。从该名字的含义，可以看出，当时女性只是作为一种生育工具，她们被摘除了思考的能力，习惯了依附式的生活方式。她们认为女性最大的价值在于“多产”，因此这类人也是当时男性社会的支持者，钳制了女性的自由。当玛拉德太太独自一人在房间里时，姐姐约瑟芬在门口恳求路易斯开门，认为她独自一人会把自己弄出病的。在约瑟芬看来，女性遇到问题自己是解决不了的，需要男性的帮助，所以她不断恳求路易斯出来，不要一个人呆着。

玛拉德太太的名字是路易斯（Louise），意思是“著名的战士”。因此，在以理查兹和约瑟芬为代表的男权统治社会里，路易斯是一名战士，勇于为女性的自由独立而奋斗争取。路易斯在自己房间里独处的那一段时间，正是自我意识觉醒的时期，正是为自我而战的时期，她是一名勇敢的战士。

四、结语

在《一个小时的故事》中，女主人公热切渴望拥有真正的自由，可是在当时的以男权为主宰的统治社会中，这样的妇女力量是弱小的，最终导致了悲剧。小说中女性主义思想浓厚，它鼓励女性拥有独立的个人意识，鼓励女性要团结起来，积极反对那些不平等的社会家庭行为及思想，从而获得身心的真正自由。

参考文献：

[1]凯特·肖邦.一个小时的故事[A].载杜丽霞（主编）， 英语短篇小说选读 美国篇[M].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1.

[2]Pattee， Fred Lewis， A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Since 1870 [M]， New York： The Century Company. 1915.

[3]Seyersted， Per， The Complete Works of Kate Chopin. Vol. 1 [M]， Baton Rogue： Louisiana UP. 1969.

[4]Welter， Barbara. 1966， The cult of true womanhood： 1820-1860 [J]， American Quarterly 18（2）：151-174， New Y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