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梓燚

摘要：铁凝作为富有创作实力又有创作成绩的著名当代女作家，不仅特色鲜明地书写了女性在家族沉浮中的生存状态，也通过乡村日常生活的肌理展示历史的宏大主题。她对大家族中女性性格的异化的叙写表达了对女性生存现实的深切观照和悲悯情怀，对上世纪民主革命背景中的乡土家族的生存与发展给予关注与思考。《玫瑰门》和《笨花》作为铁凝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均以家族为书写对象，虽然在家族谱系的建构、家族命运的书写、家庭观念的表达、典型人物的塑造方面不尽相同，但这两种不同形态、不同美学风貌的长篇小说文本，体现出铁凝创作一贯坚持的善良、朴素的创作底色和对女性的观照。

关键词：铁凝；家族；女性；历史

“家族，又称宗族，它是以家庭为核心实体的以血缘与性关系为纽带的人类社会自我协调的结构性产物和基本单位，是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双重互动的必然结果。”[1]家族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空间单位，更多是中国人内心所需的一种终极的价值关怀，中华民族从古至今就是崇尚家族本位的民族，而中国文化也建立在家族观念之上。对家族制度的反思，对家族关系的表现与刻画，对家庭观念的阐释与探讨，对家园精神的弘扬与深化便自然而然成为了文学史上不衰的话题。家族文学以家族内部生活为主要内容，以一个家族内部或几个家族之间的关系为背景，作家常常基于自己的生活和情感体验，将家族作为精神回归的载体，或以家族命运影射社会变迁，或在家族命运的书写中表达对个人生存的观照。长篇小说的篇幅决定了其可以容纳下一个或多个家族的生存与发展史，因此，家族小说常常具有时间跨度长、人物形象多、故事线索庞杂等特点。

铁凝作为中国作协主席和新时期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家，其作品通过流畅明快的语言、从容的叙述，熔铸了她内心的真实情感和对现实的严峻思考，审视社会，解剖人性，在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方面均显示出超越性。她的长篇小说常常以一个或多个家族为背景，以自己作为女性的独特视角关注个人和家族在革命背景和历史长河中的生存现状。在《玫瑰门》[2]中，她以女性性别经验为基础，以女性家族史为故事框架，展现了祖母司猗纹、母辈竹西和孙辈苏眉三代人之间相互纠缠、牵绊的女性生存史。而《笨花》[3]则以抗日战争为故事背景，以冀中平原的向家和西贝家两大家族为主要刻画对象，编织了丰富、质朴而温润的乡村生活画卷。两部小说虽然同为家族叙事，但在家族谱系的建构、家族观念的表达、家族命运的书写、家族典型的塑造等方面不尽相同，由探索女性隐秘到淡化性别叙事，由审丑的创作取向转为审美，由内心探索转向文化追问，毋宁说铁凝的家族叙事逐渐转向传统，但在这种创作前后的变化中，铁凝坚持的是她质朴、真淳的“善良”的创作底色和作为女性敏感的审视眼光。

一、家族谱系的建构

家族文化具有鲜明的“性别”特征。父系血缘被认为是家族的正统，传统的家族叙事常常以父亲谱系来建构文本，因为父辈就是决定历史的关键因素，就是家族的起源和发展，而女性只能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而存活在历史之中，封建家族制中的女性更是获得不了男权社会中身份的认可。

进入新时期的当代文学，女性写作逐渐兴起，一大批女作家及其作品的出现宣誓着她们对女性身份认同的渴望，“性别觉醒”成为评论女性写作的关键词。“女性作家通过对家族谱系的重新书写，通过对女性血缘的重新梳理，摇撼以男性为中心的历史神话链条，找寻出属于‘女性自己的历史。”[4]追溯母亲谱系，叙写母系家族，着力凸显女性在历史之中的生存境遇，从而表达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为女性“正名”，是女性家族叙事的表现常态。

《玫瑰门》被称为“当代女性家族叙事中第一部具有深广历史时空意蕴的开山之作”[5]，铁凝在小说中采用的是母亲家族资源，她打通家族记忆中的母系部分，塑造了一系列女性形象，包括外祖母司猗纹、舅妈竹西、外孙女苏眉以及姑爸，其中核心人物司猗纹身上就带有铁凝外祖母的影子，作者小时候与外婆生活的几年在她心里留下不浅的印记，“那时正是‘文革初期，她（外婆）已是一名退休教师。粗看和北京市民没什么两样，用学生练习本做账簿，仔细计算全家的开支。像许多家庭妇女一样，也争抢着参加‘文革”[6]（P21）。在《玫瑰门》中，女性取代男性成为家族的核心，铁凝延续母族血脉，铁凝努力挣脱男性建构起来的家族等级模式，而对男性家族背景进行淡化甚至是反拨，在文本中父系形象或是缺失，或是性格羸弱委琐，庄老太爷体弱多病，庄绍俭风流而没有担当，庄坦竟被一锅花生吓死。女性家族叙事打破了古代家族叙事和现代家族叙事中女性话语缺失的局面，改变了女性的附属面貌而树立了母系的绝对权威地位。由女性生命出发的家族叙事，融入了作者对母性和血缘的洞察与思考，也包含了作者对女性整体生存状态的关怀与追问，展现了女性寻求社会性别和精神性别解放的艰难历程。“女性在强大的男性菲勒斯文化机制下采取的一种更为潜隐的叙事策略。这类女性文本从女儿角度，采取伪装、潜隐的叙事策略否定家庭中的父性价值，以父权的‘缺席，父亲形象的‘不在场，父权场景的替换等，通过否定父权系统中的合法男人来否定父权家庭的存在。” [7]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铁凝选择对父辈保持沉默。在《玫瑰门》之后的又一部长篇小说《大浴女》中，我们印象最深的同样还是女性角色：尹小跳姐妹和母亲章妩。沉寂一段时间后，铁凝在2008年发表长篇小说《笨花》，这是一部让人耳目一新的小说，最大不同是铁凝开始挖掘父亲家族资源，建构父亲谱系，她开始正视父辈，《笨花》是她对父亲家族历史的一次追问与回溯，她在文本中“第一次以正面的姿态，怀着敬畏的心情来塑造男性人物形象”，她坦言“这个村子有我祖籍、冀中平原上的一些村子” [8]（P113），她的祖父祖母生活在河北农村，而祖父是当地一位有声望的人，“他（祖父）‘办党，行医，办抗日教育，和宗教千丝万缕，还兼弄文学、戏剧，为一些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文化团体编教材、弄剧本乃至填词、谱曲。”[6]（P12）而向喜是作者着力刻画的男性形象，具有祖父的为人忠厚、积极进取的性格雏形。从描述向喜的语言就可看出铁凝对他倾注的情感：“长大成人的向喜，只生得方脸、大耳、眉清目秀。体格虽不高大，但虎背熊腰，敦实健壮，且浑身的力气，生意也做得颇有人缘。” 与以往的男性形象相比，向喜更多了一份男性的阳刚之气，也更加有责任与担当。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虽出身农民，但读过书，熟知孔孟之道，这是他名列行伍的敲门砖。功成名就之后依旧不忘本，回到家乡做起挑粪的工作。他孝敬父母，虽前后娶了三位太太，但他尽量维持着一个大家庭的稳定与和谐。同样具有亮色的还有儿子向文成，他小时候就志向高远，精修医术，为家里新建房屋亲力亲为，另一家族中父亲西贝牛则是一位倔强而勤劳的农民，勤恳耕耘，性格固执，有难以避免的狭隘之处，是传统家族叙事中典型的老父亲形象。铁凝在《笨花》中选用父亲谱系来建构文本，是对传统家族叙事的一次回归，父亲和儿子是家中的主心骨和顶梁柱，但她并没有过分强调封建制度下的父权、家法、族权，而是通过对向家和西贝家父子形象的塑造，表达对父辈的敬畏，确认一种质朴、本分的生存方式和民族气节，并非如陈忠实的《白鹿原》中采用汪洋恣肆的男性话语压抑女性发声空间来解读家族的沉浮。铁凝在家族叙事的创作之中保持着清醒而独立的观点，即从日常经验中开掘谱系资源，拒斥男权话语，却不一味反抗与颠覆男权，从而避免了极端女权主义的狭隘。

二、家庭观念的表达

“家庭就是人们生活的依托，家庭观念强烈的渗透于中国人的心灵深处，与这种观念紧密相连并相互适应的是，中国人注重家庭关系，把它看做是一切社会关系和一切人伦秩序的原点。” [9]铁凝小说在家庭伦理关系的叙述上，不囿于中国传统的家族叙事模式，不仅注重家族历史的纵向把握，更集中于家庭内部关系的精心叙述。对于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手足之情，铁凝都提出了自己关于“家”的见解，表达了内心关于家庭的观念，显示出不同于他人的“铁凝式家庭叙述”的独特魅力。

家庭观念首先通过家庭关系的呈现表达出来，《玫瑰门》中的家庭关系紧张，家族与家族之间相互倾轧，人物关系支离破碎，处于失稳状态。在家庭外部，罗主任家因“肩负使命”而对姑爸大加迫害，司猗纹对罗大妈也是貌合神离。回到家庭内部，丈夫庄绍俭在新婚之夜就抛下司猗纹，从此开始多年的身心折磨；司猗纹遭遇变故后心理扭曲，转而对庄老太爷进行“色诱”；她不仅压抑眉眉的成长，还告发儿媳竹西与隔壁大旗的乱伦之事。眉眉初见婆婆就想和她作对，并想方设法摆脱寄人篱下的生活……在《玫瑰门》中，我们看到不安、变态扭曲的家长，也看到无爱、不和谐的夫妻，还看到各怀心事的姐妹，更看到想要逃离的子女，亲人之间关系冷漠，互相猜忌甚至仇恨、报复，乱伦与暴力因素也掺杂其中，“家”原是温馨的港湾和幸福的代名词，在《玫瑰门》中都失去意义。文本叙事的重点在于揭示由时代局限和自身心理因素造成的女性艰难的生存境遇，并审视与质问女性自身，作者有意放大女性在家族中的地位，强化女性在家族中的关键作用，借此表达尊重女性、两性需和谐、手足之间应互帮互助的“良善”的家庭观念。

再看《笨花》，笨花村里一派安详与和谐，家庭内部关系和睦，矛盾不再尖锐，团结友善，家庭关系处于一种相当稳定的状态。夫妻关系和睦，同艾用博大的胸怀原谅了丈夫的两次再娶，并万般关爱不是亲生的女儿取灯；亲子关系融洽，向文成敬重父亲，并以父亲为榜样；手足之间团结友善，女儿取灯、儿子文麒、文麟，孙子武备、有备都以不同形式勇敢地参加了抗日战争；家族与家族之间互帮互助，西贝梅阁想受洗成为基督徒，起初遭到父亲西贝的反对，是向文成四处奔走，排演戏剧，为梅阁铺平受洗之路……在《笨花》中，不管是家庭外部还是内部，在夫妻、亲子、手足、邻里之间关系的呈现中，体现的都是一种较为传统的乡土中国的家庭伦理关系，家庭内部长幼有序，父子、夫妇、长幼形成等差关系，而家族之间矛盾冲突不再尖锐，邻居和朋友形成平等关系。

在铁凝的家庭观念中，家族核心人物并不应该像封建家长制中的家长一般，具有绝对权威的地位，决定家族其他人的命运和生活，所以姑爸、竹西和眉眉一直对家族的长者司猗纹存在不同形式的反抗，姑爸用怪异的言语和行为，竹西用身体欲望来反抗婆婆，眉眉则在最后亲手结束了奄奄一息的司猗纹的生命；向喜则在很早就脱离家庭，回归之后也极少参与和决定家中大小事，而委身于粪厂，最后与入侵者同归于尽，他作为抗日英雄的意义大于作为家族长者的意义，西贝牛也同样在家族中不具备绝对的权威，踏实本分的他在家中拥有较少的话语权。这些都体现了铁凝对家族权威的否定，铁凝主张的是一种平等、和谐、民主的新型家族关系，不管家庭是处于革命年代还是和平年代。

出走与回归的情节模式在家族叙事中屡次出现，对家族的逃离或回归实际上都是对和谐家庭的向往，铁凝同样也秉持这种家庭观念。《玫瑰门》中苏眉和苏玮两姐妹，在受不了司猗纹近乎变态的心理折磨后，相约逃离大家族；《笨花》中向喜则选择在经历人生起伏后回归家园，向喜的回归并不是将军“荣归故里式”的，而类似于“游子归乡”的轻描淡写，没有盛大的欢迎仪式，他选择在故乡的偏僻角落，拾起挑粪的锄头。只淡然一句“这几年我寻思来寻思去，离老百姓最近的还是大粪”，他的谦卑、随和与质朴随之溢出。女儿取灯也在回乡之后为故乡的质朴与温馨所吸引而选择留下，投身于革命事业。“去乡”与“还乡”其实拥有着相同的本质——对真正有爱家庭的歆羡与渴望。

三、家族命运的书写

现当代文学的家族叙事往往关注整个家族及其个人在历史中命运的走向和发展，从而使文本具有穿越时空的持久魅力。家族文学或在历史沉浮中揭示人物生存状态，浮出的是人在艰苦时代生活的韧性与脆弱；或从文化角度剖析民俗风情，展现深厚而独特的人文关怀；或深入展开心灵的探索，直面人性的晦暗与隐秘。铁凝的《玫瑰门》和《笨花》描绘了两幅不同时代与家族的生存图景，个人与家族的命运在文本中也有不同形式的表现方式。

《玫瑰门》是一部女性生存的心灵史，作为目光敏锐和情感丰富的女性作家，铁凝擅于揭露女性心底的隐秘，叩问心灵，赤裸裸地展示女性灵魂深处不为人知的一隅，发出了对女性自身存在的怀疑与诘问，对女性命运深刻的内省与质询。成年苏眉每每穿越回少年时期，与自己对话，是对自己过去的深入追问与审视，更是一次心灵的反思，这种篇幅较长的反思对话体，仿佛穿越时空，将读者带入历史情境，与之产生对话和共鸣。“反思对话体是指一种由内心的反思和对话占据主导地位的文体样式，内心反思是说主人公及其他人物常常处在对于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行为的回头沉思及审视状态。” [10]《玫瑰门》也是女性相似命运的轮回史，苏眉产下的新生儿额头上那块新月疤痕，是祖母司猗纹的不死与重生，象征着女性命运的轮回。家族的命运随着女性生存状态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司猗纹的死去、竹西和大旗的结合以及眉眉的离开，实际上已慢慢衰落而不复存在。

历史、日常与家族叙事在《笨花》中完美结合，铁凝撰写的是冀中平原的生活史，书中用较多篇幅描写了河北农村的风俗习惯，笨花村的黄昏，卖烧饼、葱、酥鱼、煤油不绝如缕，好不热闹；还有大量的当地习语，笨花人一口浓郁的乡村方言，悉心种植棉花的场景等等，作者通过对冀中平原上一个小村子里普通人的平凡日子，展示历史风云的变幻，折射民族的命运；《笨花》更是抗战时期的社会史，反映中国民主革命和冀中敌后抗日斗争的乡村画卷，小说的叙事时间开始于19世纪末中方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结束于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际，以向氏家族三代人的生活轨迹为结构主线，国事与家事相互调和，家族的个体都是行进在历史之中又游离在历史之外，历史分明是在场的，但又是潜在的。作者无意刻画战争场面的宏大，反而将目光投向中国的乡村一角和两个家族，核心人物向喜的命运顺应着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裂变和民族国家的命运而变化，却在历史硝烟中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回归故乡。铁凝怀着对民族和历史的敬畏之心，写出了“大历史，小故事；大写意，小情调；大气象，小细节” [8]（P231）在其中不变的是非历史化的美学倾向。

四、家族典型的塑造

家族中的典型人物往往能代表整个家族的特质，从《玫瑰门》到《笨花》，女性形象从魔鬼变圣母，复杂到简单，恶趋向于善，铁凝实现了对传统的回归。司猗纹深受封建家族制戕害，丧失心智，而以疯狂的伤害他人的行径报复男权社会，残忍凶狠，爱自己胜过爱别人，在政治漩涡中并非高筑心墙守护良善，而是随波逐流，审时度势，甚至损人利己，任凭邪恶侵蚀自己，正如“玫瑰”，美艳却带刺。铁凝在《玫瑰门》中更倾向于对女性尚未结痂的伤口的审视与清洗，“我本人面对女性题材时，一直力求摆脱纯粹女性的目光，我渴望获得一种双向视角或者‘第三性视角，这样的视角有助于我更准确地把握女性真实的生存境况。” [11]力求不偏不倚的视角，才让铁凝不逃避女性心灵的溃烂伤口。而《笨花》对女性的塑造回到了传统社会赋予女性的美德上，相夫教子，温柔贤惠，同艾识大体，原谅和理解丈夫再娶的行为，照顾他与别人生育的儿女，任劳任怨，甚至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成为在外征战的向喜的贤内助。铁凝对家族中这类女性家长的塑造，均表明女性在家族的地位不容小觑。不似其他个人化写作的女性作家向来崇尚“爱情至上”的观念，铁凝从未在爱情的刻画上用力过多，她更善于在家庭关系中将女人的生存与心理状态写得真实而精彩。

我们也可以发现，铁凝开始着力塑造男性形象。从模糊到清晰，从羸弱胆怯到刚健坚强，铁凝在《笨花》中塑造了一个理想中的近乎完美的男性形象——向喜，他有责任有担当，于家庭于事业，他都力求无愧于心。从一个农民小贩成为征战沙场的军人，他个性不张扬，始终保持低调，在厌倦官场的名利后，他选择了解甲归田，毅然回到笨花村，在粪厂侍弄大粪，最后还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革命动荡的年代，他的身上既有乡村人的仁义与质朴，又有着一个军人的英勇与豪气。不似《玫瑰门》中男性形象存有这样或那样的缺憾，庄绍俭没有担当，新婚之夜就自私地抛下妻子去别处寻欢；庄坦看到一锅煮沸的花生米而被荒唐地吓死，曾经意气风发的初恋情人华致远到老也不过是因脑萎缩而失去自理能力的小老头。

对家族典型人物的塑造体现出铁凝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变化，但铁凝对女性的关注并未减少，她笔下的女性可以构成丰富的女性形象宝库，她们或狡黠善战，或诗意纯洁。作为“女性作家”，铁凝的创作特征在《笨花》中并没有消失隐匿，只是铁凝更倾向于刻画在剧烈变动的大时代下不同的女性形象，比如善良、朴实、贤惠，具有传统中国女性之美的大太太同艾，任性、势力的二太太顺容，特立独行、追求自由的三太太施玉蝉，受过新式教育、思想先进，为革命献出生命的抗日女英雄取灯，内心虔诚的基督徒西贝梅阁，出卖身体、自甘堕落的小袄子，我们甚至可以发现，《笨花》中的女性形象比男性形象更加丰富，特色也更加鲜明，足以说明对女性的体恤和关怀是铁凝一直的坚守。

铁凝的政治身份、作家身份和女性身份三重身份的重叠，决定了她的创作不能走向极端与狭隘，更不能一成不变毫无新意，艺术视野也必须渐趋开阔。对家族中谱系的追溯由母系转变为父系，对家族中家长的形象由严苛与扭曲转变为温和与良善，对家庭关系的呈现由失稳转向和谐，对人物心理的刻画由复杂转向简单，在这一系列转变中，我们看到了铁凝创作审美与价值取向的的变化，铁凝不甘于男权话语对女性创作的束缚，但她更不为反抗男权家族的话语模式所局限，她不落窠臼地寻找到了一条既能显出气象又能彰显自身特色的创作之路。

参考文献：

[1]杨经建. 家族文化与 20 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M].长沙：岳麓书社，2005.

[2]铁凝.玫瑰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3]铁凝.笨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4]叶永胜.家族·女性·历史——女性家族叙事分析[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 10-13.

[5]毕文君. 当代女性作家家族叙事[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6.

[6]铁凝.铁凝影记[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7]周莹.“家”神话的坍塌——论90年代女性写作中的反家庭叙事[J].文艺评论，2004（2）：35-39.

[8]贺绍俊.作家铁凝[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8.

[9]李桂梅.冲突与融合——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现代转向及现代价值[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2.

[10]王一川.探访人的隐秘心灵[J].文学评论，2000（6）：54-60.

[11]铁凝.铁凝文集·第四卷[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