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华

【摘要】多年来，由于在党建基础理论研究层面难有突破，党建研究的成果更多地停留于党的文件阐释与宣传，而非为党的建设提供理论指导、技术支持。强化基础理论研究可以拓宽政党研究视野，丰富政党研究内涵，为完善中国特色党建理论体系与国家治理贡献力量。理论研究既需要开放的视野，更需要立足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丰富实践，以适应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需要。

【关键词】基础理论 党的建设 科学化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当下中国，以应用研究为导向的各类智库建设可谓雨后春笋，种类繁多。毋庸置疑，现代国家治理需要学术界贡献自己的智慧，建言献策，问题是没有基础理论的发展，应用研究的创新无异于无源之水，其中，有关党的建设研究更是如此。多年来，由于在党建基础理论研究层面难有突破，党建研究的成果更多地停留于党的文件阐释与宣传，而非为党的建设提供理论指导、技术支持。强化对党的建设基础理论研究，需要党建研究者提升自我的理论素养与知识储备，从建构政党的各个要素出发，从政党性质与特点出发，探讨政党建设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路径。鉴于问题的复杂性，笔者仅以政党共性与个性研究为例，展示基础理论研究对提升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意义。

各国政党的共同属性：“代表性”被作为建构政党交流的共识性话语平台

当今世界两百多个国家与地区，大部分都依靠政党来完成国家治理的任务，政党承担着国家与社会间沟通、引导与表达的功能，因此，各国政党间一定有着某些共同的属性，这是政党间交流与对话的基础。基于中国政党制度的独特性，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存在着相互排斥的两套话语体系。话语体系的断裂直接影响了这一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制度认同。如何从政党的共同属性出发，建构共识性的话语体系，是破解政党研究瓶颈，增进政党与国家间沟通与交流的基础性工作。

各国政党的共同属性是什么？检讨各国制度成长的历史进程，从人民主权这一制度建构的逻辑起点出发，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已经形成了一些共识性的理论成果与制度建构的基本原则，审视各国政党的纲领与主张，“代表性”无疑是包容政党差异性的核心概念。因为没有代表性的组织势必沦为宗派，宗派之所以受到批评，是因为其代表的是小集团的利益，或者说其代表性不够。由于小集团的利益与社会群体的利益间难以划出明确的界限，生长于议会内部的英国早期政党就被斥之为“宫廷图谋私利的宗派政治”，于是，辉格党与托利党就成为两党相互攻击的标签。此后，为赢得生存空间，不论各政党代表哪个阶层的利益，都必须以国利民福为旗帜，而人民群众政治觉悟的提高，也迫使政党不得不跳出小集团的利益，以争取更多民众的支持。

可以说，“代表性”是衡量代表广泛性的尺度，在某种意义上说，代表单个利益群体的政党，实则与工会、农会、商会等专业组织的诉求更为接近。相对于多元社会而言，其代表性显然是不够的。同时，代表单个利益群体的政党多具有明确的价值取向，政治纲领更为激进，为实现组织利益，不惜矫枉过正。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中共早期遭遇挫折的原因之一。走出困境，需要政党不断扩大自己的阶级基础，增强自己的群众基础。为此，中共从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不断修正自己的行动纲领与策略。从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巩固社会基础，增进全社会的政治认同感，是中共组织建设一直努力的方向。

当“代表性”被作为建构政党交流的共识性话语平台时，不能忽视政党生存的民族国家空间，及其对政党发展带来的可能影响。当今世界，虽然恐怖主义对国际安全带来的挑战越来越大，但民族国家间冲突还是国际争端的主要形式，由此带来政党在捍卫国家利益背景下的行动策略的变化。譬如，基于国家利益的全面考量，在对内与对外宣传过程中，政党话语有着内部话语与外部话语的差异，可以说，政党话语的双重性也是各国政党的共同属性，近期，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的邮件门事件，无疑就是内部话语的泄露。

一般而言，政党内部话语是组织真实意图的直接流露，强调语言表达的准确性，而外部话语则要考虑国际社会不同国家的利益所在，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内部话语的准确性主要是就话语表达的内容而言，作为国家建设的可能领导者，政党的内部话语力求使接受者能准确把握言说者的真实意图。政党外部话语的模糊性，缘自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表现为话语表达的灵活性，甚至经常在言说双方间产生歧义，而这，恰是争论双方需要的结果。事实上，各国对外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外交语言，就是对政党外部话语模糊性的最好诠释。

加强对政党共同属性的研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研究者具有多学科的知识储备与跨学科的研究视野，在深入考察各国政党实践的基础上，理清竞争性政党制度、非竞争性政党制度的运行机制及可能存在的问题。其中，理清各国政治制度与政治技术的边界尤为重要。就制度层面而言，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照搬他国模式，但对于政治技术层面的经验，则是可以相互学习与借鉴的内容。

中国共产党的个性化特点：从代表性到代表力，政党因代表性而正名，因代表力而成长

政党个性研究，一定意义上就是对一国政党进行解剖学分析，就是对其“DNA”结构进行研究。当今世界，竞争性政党制度因其竞争而赢得了生存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由此建构了选举民主的话语霸权。事实上，所谓竞争也是有制度边界的，那就是必须以维护现制度而存在；对于反体制政党，在任何国家都会因其反体制而失去生存的合法性。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政党制度有着不同于西方政党的特质，这既表现在政党理念、行动纲领上，也表现在党员吸纳、组织纪律等多个层面，需要立足中国实践，勘定其特殊符码。

中国共产党的个性化特点源自近百年来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累积，源于中共长期执政的地位，源于它与八个民主党派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所有这一切都表现为，中国共产党不需要通过选战来赢得执政地位，由此带来党的自身建设与执政能力建设的中国特色。前者更多的依靠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依靠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与反腐倡廉建设来完成；后者则有利于政党制定长期的发展规划，描绘国家建设的宏伟蓝图，保持国家政策的连续性与长期性。同时，还可以避免政党竞争给选民所带来的过度承诺。一定意义上说，西方发达国家庞大的财政赤字与经济危机就是源于兑现承诺超出了国民创造的财富造成的。

解析政党个性化特点，不能脱离政党的共同属性。以“代表性”建构政党分析框架，并不是否认中国政党发展的特殊性。从代表性出发，可以使人们更清晰地认识政党的本质特征，即结党是为了众人的事。如果政党有了自身的特殊利益，或者说，小集团的利益，政党也就变成了宗派。在此意义上说，共产党是不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的，党的利益唯有和人民的利益保持一致，才有正当性与合法性。从代表性到代表力，政党因代表性而正名，从此有了生存的正当性；因代表力而成长，从此有了努力的方向。检讨各类政党，都曾因代表性不足，而身陷合法性危机；因代表力降低，而遭受执政挫折。代表力决定政党的生命力，一个没有代表力的政党是要消亡的。由于代表力主要是通过公众的感受表现出来，基于代表力的组织发展，就是政党不断认知社会的过程。除了解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与价值偏好外，还需明悉社会群体与各类政策议题的相关度，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关切作出有针对性的回应，并以此作为组织自身建设的努力方向。

考察中国特色政党建设的特殊性，离不开比较的视野，主要是分析各类共产主义政党的差异性特点。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强调精英主义的政党理念，所谓“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1919年10月，列宁在莫斯科征收党员周活动中指出，世界上只有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才不追求政党数量的增加，而只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在列宁建党思想影响下，及至中共四大召开前，全国仅有九百多名党员，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出发，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精英与大众的结合，或者说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品质教育来自农村的基层党员，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党员发展道路。如此，决定了中国政党自身建设的特殊性，它需要在全面理解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展的历史与现实逻辑的基础上，思考党的建设的中国特色。

勘定中国政党的特殊基因，需要加强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加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应对各种风险能力的研究。从瑞金到延安，从西柏坡到北京，中国共产党在艰苦的斗争实践中，所累积的经验教训，需要深入的挖掘与整理，为此，既要抛弃历史虚无主义，又要超越学术界流行的标签式革命叙事，致力于革命的复杂性研究，唯如此，才能揭示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内在机理，揭示中共成长的内在机理，为基础理论的创新提供知识的增量。其中，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是，研究一个政党如何通过理论与制度的创新，实现自我超越并保持顽强的生命力。

中西方政党治理国家的共同难题：现代国家治理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刚性的量化指标必然会带来国家治理困境

理清政党发展的共同属性既可以给各国政党交流提供共识性话语平台，也可以把握政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党的建设提供新的理论支撑。譬如，从“代表性”出发，就破解了西方政党基于“竞争性”而建构的话语霸权，而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就居于道德的至高点，由此出发，可以带来执政理念的与时俱进。对于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执政党面临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与生态文明建设等诸多问题，可以说，让任何一个政党来治理这个国家，都不可能消解所有矛盾。同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开创性事业，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向深入，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偏差或失误，所有这些都将影响人民群众对执政党国家治理的满意度，可以说，满意度的上下波动是中西方政党治理国家都必须面对的难题。

当满意度因政党治理国家的不确定性而面临挑战时，如何提高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政治认同度，就成为提高政党执政合法性的最有效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化反腐倡廉建设，对党员干部进行群众路线教育，以及近期开展的“两学一做”，无一不是强化党的自身建设，突出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品质与现实表现，突出领导干部在国家治理中的服务角色。也就是说，以党员干部在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模范带头作用，赢得人民群众的政治认同。

政党共性研究的意义是多方面的，面对政党话语双重性对国家建设的多重影响，在进行党的方针政策与国家发展战略宣传时，就要充分考量话语表达的内外空间。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的过程中，在国家战略的宣传过程中，同样存在着内外有别的原则，遗憾的是，今天，部分理论工作者包括一些宣传部门的同志，缺少这方面的理论素养，没有考虑政党话语的双重性，经常造成舆论宣传的被动局面。

世界政党的多样性，决定了要真正理解一国政党的个性化特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中国学者而言，当我们对“竞争性”政党制度的话语霸权采取回避的态度，不能正视其存在的合理性时，就不能揭示其存在的制度困境。譬如，政党轮替带来的国家发展的刚性目标与短视效应，而这种情况又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选民希望马上从大选中得到好处，而政党为了赢得执政地位，也必然投其所好，制订具体的、短期的国家发展目标。这样，竞争性政党制度在通过竞争来实现政权更替的同时，也使得刚性目标、短视行为成为其制度的伴生物。但对于长期执政的政党而言，则无需制定刚性的、短期的战略目标。因为，设定刚性目标就意味着增加民众期望，它在凝聚社会力量的同时，也在制造着执政风险，一旦不能实现目标，就直接导致人民对政党执政能力的怀疑。退而言之，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决定了即便目标主体实现了，刚性的量化指标也必然会带来国家治理的困境。因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使得各种例外现象经常发生，而任何例外现象的出现，都意味着刚性目标的失败。

对于长期执政的政党而言，刚性战略目标带来的执政压力完全是自我施压的结果。如此，则没有利用长期执政的制度优势，以国家导向与政策的连续性来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而是陷入竞争性政党制度为赢得大选，对选民进行过度承诺的制度困境。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世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也就是说，未来经济低速增长甚至衰退都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因此，制定战略目标时，必须充分考虑兑现承诺可能面临的困难与不确定性。对于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执政党给自己制定刚性战略目标，无疑是增加执政风险。对于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而言，应制定弹性的战略目标，它不是设定一系列指标与数据作为评价体系，而是强调目标的导向型、包容性，通过执政党的努力，也许不能让人民对执政效果完全满意，但可以赢得人民对执政党的政治认同。

强化政党基础理论研究

基于此，政党的目标应是为国家发展提供方向性的引领，这种引领应以现代国家治理的共同目标为治理导向，而非具体的具象化目标。当然，目标的制定还应体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优越性，表现为共同富裕、共享发展与平等享有各种政治权利。目标的导向性决定了政党描绘的治理蓝图具有长期引领的效力，它不应有过于刚性的要求，也就是人为制造的执政风险。如此，不是说政党执政不需要目标压力，这种压力应来自国家治理中面对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而不是自我设定的目标压力。

政党目标的设定必须充分考虑各种不确定因素，必须为执政留有坦然面对挫折与失败的制度空间。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社会职业分工呈现精细化的趋向，不同从业者的目标诉求与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的特点，而信息时代的到来，也颠覆了传统社会的诸多行为方式，使得现代国家治理也在经历一次划时代的技术与制度革命。如何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与价值诉求，迎接信息时代的挑战，是党制定战略目标必须考虑的因素。基于此，政党战略目标的制定既要具有凝聚共识的普遍意义，又要充分反映时代特点，具有最大的包容性，使不同群体都能够有认同感，归属感。

共性与个性仅是政党多重属性中的一个方面，由此衍生出的问题却关乎政党的生存与发展，关乎国家战略的制定与方向。因此，强化基础理论研究可以拓宽政党研究视野，丰富政党研究内涵，为完善中国特色党建理论体系与国家治理贡献力量。同时，结合中国政党实践的基础理论研究还可以为世界政党研究提供中国要素，构建打通中外的政党话语体系，使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基础理论研究是一项长期的艰苦工作，也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切忌急功近利、生吞活剥、生搬硬套一些国外的概念与公式。理论研究既需要开放的视野，更需要立足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独特路径，立足当下中国改革开放与国家治理的丰富实践，以适应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需要。

（作者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专项工程项目：“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下的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研究”（16ZZD039）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40页。

责编/张蕾 美编/杨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