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培凯

一面青花瓷盘

到普林斯顿大学开会，同时还有一些学术交流的工作安排，住在神学院的招待所里，离校园只有几步之遥，十分方便。想到三十多年前，也曾在校园内住过，参与剑桥中国史明史计划，在牟复礼教授的指导之下，整天不是在葛思德图书馆的书库里孜孜矻矻，翻阅古籍，就是跟着前辈学人问学。记得当时黄仁宇先生正计划写萨尔浒之战，就跟他讨论战役的兵力调度。黄先生说自己是行伍出身，懂得打仗的，于是画了好几张战术部署与调动的示意图。有些我看不明白，他就指手画脚，用带着极为浓重的湖南口音给我解释。我说，黄先生，你的湖南话我领教过，懂的我也听不懂，请省省吧，再解释我也是没法听懂的，我们笔谈吧。他就又画又写又说，解释努尔哈赤如何调兵遣将，在几天之内连破明朝三路大军，夺取决定性的胜利。说着说着就发起感慨，从明朝的萨尔浒战役讲到国共内战的徐蚌会战（他不说“淮海战役”），说国民党的机动部队只有机械是机动的，战术的运用一点也不机动。讲着讲着就激动起来，批评国民党的将领脑筋僵硬，不懂得学习历史经验，也不看看努尔哈赤的用兵之道是多么灵活。激动一番之后，又感叹说，学剑不成学书，学书也无俾于国计民生，算了，今天不研究了，我们到美术馆去看看，陶冶一下性情。

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就在葛思德图书馆附近，绕过教师俱乐部的花园后面，几步路就到了。美术馆的收藏十分富赡，西方美术传统的艺术品不用说了，就是东方艺术的藏品也异常精美。我每次去，总是流连于中国书画，对其他藏品无暇多顾，跟着黄先生四处观赏，则信步游览，没有特定的目标。展出的东方艺术部分，有几件明代青花瓷，又引起黄先生的感慨，说明朝工艺多么精巧，对科技的掌握绝对是在世界制造业的前沿，怎么文化艺术可以达到如此巅峰，到了后来，政治军事却一败涂地，以至于亡国了呢？我们看着那几件青花，特别是一只缠枝牡丹纹饰的梅瓶，好像面对历史的讽刺，许久许久，寂然无言，默默离开了。

时隔三十年后，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校园闲逛的时候，穿行在老榆树与山茱萸的苍劲与明媚之间，正觉得赏心悦目，突然就想起那次与黄仁宇先生逛美术馆的事。走着走着，就走进了美术馆，也是随兴参观，突然看到一幅十七世纪荷兰画家范施特雷克（Juriaen van Streeck，1632-1687）静物画。画中描绘的是当时荷兰早餐桌上的食物，青花瓷盘中盛着橘子与削了皮的柠檬，柠檬后面遮住了一把餐刀，只露出刀柄。盘子后面是一串紫黑色葡萄，新鲜亮丽，还带着葡萄藤的枝叶。盘子左后方是一只高脚玻璃杯，靠前是较矮的玻璃酒杯，盛了微带青黄色的白葡萄酒。酒杯前方是一颗剥开的糖果，糖果的碎粒散布在桌面上。画面的右下角，也就是紧靠着瓷盘的右前方，是切开一角的面包，露出了面瓤的肌理。这幅油画是典型的工笔静物画，食物画得栩栩如生，但是最吸引我的还是那面青花瓷盘，因为这面瓷盘显然是漂洋过海，从遥远的中国运来的。

瓷器的发明是人类物质文明进展的一大成就，始自中国大地，可说是中华文明对人类的重大贡献。从唐宋以来，陶瓷一直是海外贸易的大宗，随着船舶漂洋过海，把文明的光辉，沿着南中国海、印度洋、波斯湾、红海，一路散布到欧亚大陆的西陲。青花瓷的出现较晚，要到元朝因为有了大量钴料从西亚进口，才兴盛起来，到了明朝就成为外销瓷器的大宗了。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葡萄牙成为第一个来华贸易的西欧国家，随后来的是荷兰人，运送了大批青花瓷，贩卖到欧洲，开启了东西方海上交流的新篇章，引发了欧洲歆慕中国的“中国风”（chinoiserie）。十七世纪期间葡萄牙的海上霸权逐渐衰落，代之而起的是荷兰，成为英国崛起之前最成功的东西海上贸易的主导。荷兰人的日常生活也都跟着改变，增加了东方因素，连吃早餐用的盘子都是来自中国的青花瓷。

我站在画前，看了许久，凝望着历史展现在画面上。这幅画上的青花瓷盘，是景德镇按传统图纸出产的，还是荷兰定制的？或许是福建民窑仿制的？如何装到船上，曾经转运何处，到过巴达维亚吗？如何穿越印度洋的？是荷兰舰队护送的吗？经过郑和下西洋的航路吗？循着达伽马所走的航线吗？如何绕过好望角，沿着西非的海岸，是经过英伦海峡，到达荷兰的吗？这面瓷盘到哪里去了？打破了？扔掉了吗？这幅荷兰的静物画，又是怎么卖到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的呢？最后这个问题不难回答，查查美术馆的档案就知道了。可是，前面的历史问题，就不是那么容易回答了。

我又想起了黄先生对着青花瓷，凝视历史的眼神，十分落寞，又十分动情。

景德镇御瓷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文坛领袖王世贞，有个弟弟王世懋，也是当时著名的文人学者。在他的《二酉委谭》中，有一段关于景德镇的记录，说江西饶州府浮梁县城外二十里地，设有景德镇官窑，也就是给皇室烧造瓷器的所在。景德镇整个地区则是“天下窑器所聚”，当地老百姓以制造瓷器为生，财源滚滚，富甲一省。王世懋曾经被派到当地做官，亲眼见识了景德镇窑业的繁荣与发达，是古代农业社会绝无仅有的奇景：“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于是，他给景德镇取了个诨名，叫作“四时雷电镇”。

景德镇在明清时期，为皇室烧造瓷器，设有御窑厂，产品当然是不惜工本，精益求精，在技术工艺上不断寻求发展与突破，以求餍足宫廷的需要。精美的御瓷，摆在宫中可以赏心悦目，粉饰太平；用于御膳可以衬托菜肴的美观，增强食欲；宴饮品茶可以怡情养性，消烦解闷。皇家设置官窑，动用宫廷画师设计图案，调遣全国能工巧匠制作御器，只管精美无瑕，天下第一，绝对不会去想制造工序的繁杂，去体恤工匠在烧造御器过程中的辛勤与劳苦。但是，文明的发展与进步总是充满了反讽，皇帝对瓷器穷极奢侈的欲求，虽然劳民伤财，道德有亏，却集中了当时的聪明才智，不惜工本，使制瓷工艺日新月异，更上层楼。皇帝老子引领品赏瓷器的风气，上层社会的达官贵人必定跟风，亟亟追求陶瓷工艺的精品。甚至上行下效，连一般老百姓都“草上之风必偃”，促进了民间窑业的蓬勃发展，模仿御窑产品款式与花样，大量生产，带动了景德镇的陶瓷工业，造就了王世懋说的“四时雷电镇”。

明朝人对明代瓷器的品赏，主要是以景德镇瓷器为标准样品，一直影响到现代专家对古董瓷器的审美品评。晚明时期见闻广博的王士性，在他谈论人文地理的著作《广志绎》中说：“本朝以宣、成二窑为佳。宣窑以青花胜，成窑以五彩。宣窑之青，真苏浡泥青也，成窑时皆用尽，故成不及宣。宣窑五彩，堆垛深厚，而成窑用色浅淡，颇成画意，故宣不及成。然二窑皆当时殿中画院人遣画也。世庙（嘉靖）经醮坛盏，亦为世珍，近则多造滥恶之物。惟以制度更变，新诡动人，大抵轻巧最长，古朴尽失。然此花白二瓷，他窑无是，遍国中以至海外夷方，凡舟车所到，无非饶器也。”可见，晚明期间最为人称道的，是宣德窑与成化窑，或许是因为洪武窑与永乐窑的器物，精品都藏于宫苑，加之时代久远，必有大量损耗，在民间少有流传，也就说不出名堂。其实，这段论述，指出了当时品赏瓷器的普遍看法：最好的瓷器，宣德窑是青花，成化窑是五彩（清代之后称为“斗彩”），嘉靖窑则是轻巧的青花。而普天之下流传的，甚至远到海外，都是景德镇的产品。

王士性就其见闻所及，讨论景德镇瓷器的品等，可算是当时文人雅士的共识。但是，明代文人并没有机会好好研究御窑厂的制作，更不可能到紫禁城里去调查历朝历代的御器，仔细分析比较不同时期的各类官窑与民窑器物。因此，明代瓷器品赏的普遍看法虽然很有价值，影响后世研究瓷器的方向，但是也有值得商榷之处。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景德镇发掘了明代御窑厂，出土了大量官窑御用瓷器产品，使我们眼界大开，看到许多贡器的副品与次品，也就更深了解了本属于宫中不传之秘的宝物。官窑出产的上贡瓷器，一般总要按指定数目多烧一些，以确保能够提供完美无缺的贡品。多余下来的瓷器，即使也是完美无瑕，甚至与贡品一样的巧夺天工，因为是御器，是给皇家使用的，民间不准僭越使用，也没人敢冒着杀头的危险去偷偷使用，于是只能造册敲毁，掩埋在御窑厂内。考古学家发掘御窑厂，就发现了满坑满谷的御瓷，完整堆埋在固定的坑里，有条有理，丝毫不乱，好像苦守住文明隐秘的冤魂，等着考古学家来发掘出土，要向世界宣告它们深埋在历史地牢中的冤情。

不久前我到景德镇考察明代瓷窑，主要的目的，是看看昌江河边的观音阁地区，以及明了附近明清青花瓷堆填的情况，希望弄清楚景德镇民窑制造外销青花瓷的情况。同时，也参观了珠山保留下来的明代官窑考古工地，亲眼看到出土御窑碎瓷的土坑，不禁大为感慨。跟考古所所长说，假如当时没有敲碎，完完整整埋下去，那多好，一定会让你们发掘时雀跃三尺。所长说，要真是那样，岂止三尺，要跳起三丈，甚至跳过龙珠阁呢。御窑贡品，当今的市价每一件都可以上亿，一个坑里面就有十几件到几十件，真是价值连城，岂是开玩笑的。

参观完了官窑考古工地，所长带我去看拼对起来的御瓷展览，从元青花一直到康雍乾三代的御窑产品，琳琅满目，精彩万分。我正赞叹万分，所长说，考古所里还有很多珍品，你要不要“上手”？上手，当然要上手。观赏瓷器最开心的时刻，就是上手了。在掌中抚摸经历了五六百年岁月的杯盘，仔细摩挲带耳的瓷瓶，贴近宝器，肌肤相亲，细看釉色与图饰的深浅，掂量瓷胎的轻重，那感觉实在是笔墨难以形容，山色岚气有无中，简直跟孔老夫子闻韶一样，“三月不知肉味”。

因为时间有限，考古所拿出了二十来件御瓷，一一让我上手观摩。印象最深的是一件洪武青花蕉叶竹湖石纹执壶，一件永乐红釉靶盏，一件宣德斗彩鸳鸯莲池纹盘，一批宣德青花蟋蟀罐。那件永乐红釉靶盏，侈口深腹，盏内壁施以红釉，却毫不张扬。隐隐可以看到印有双龙纹，盏心则印有“永乐年制”四字双行篆书款。所长告诉我，这是永乐红釉瓷盏中一件最早的带款器。至于那件宣德斗彩鸳鸯莲池纹盘，则五彩鲜明，同时端庄大方，绝不输任何成化斗彩，不禁让我怀疑起王士性所说的“宣窑五彩，堆垛深厚，而成窑用色浅淡，颇成画意，故宣不及成”。是否因为他及同代的文人，从未见过宣德宫廷使用的斗彩，可以如此淡雅呢？所长很同意我的推测，指出宣德斗彩的水平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绝不在成化斗彩之下。

看了这许多御窑宝物，意犹未尽，跟所长说，来我们香港展览一下，也让我们震撼震撼吧。所长面露微笑，说没问题，香港回归颇使我们震撼，我们景德镇也去震撼震撼香港吧。

元青花大展

自从“鬼谷子下山”这件元青花瓷器罐二○○五年七月在英国伦敦佳士得拍卖，落槌时叫出一千四百万英镑，创造了中国艺术品的天价之后，“元青花”就成了家喻户晓的词语。人人争说元青花，市面上也大量出现元青花，甚至接二连三，有好些人声称拥有同样的“鬼谷子下山”瓷罐，要不要？人民币一百万？二十万？五万？一万？传世的，家里藏了好几代了，买了吧，好不好？

英国拍卖的一千四百万英镑，折合人民币，值两亿三千多万，当然看得人眼红，中国的高仿市场也就跟着疯狂了一阵子，连夜赶制。不过，你虽然聪明绝世，人家也不笨，冷眼旁观了好几年，还是只有英国的那一件卖到两亿三千万。中国制造（已经是“made in China”了）的，虽然乍看可以乱真，几年下来也就尘埃落定，在景德镇满街摆卖的“鬼谷子下山”，开价也就是人民币四五千，讲讲价，两千也可以搞定。前年我去参观一个朋友的高仿厂房，看到架子上成排成溜的“鬼谷子下山”，少说也有上百件，不由惊叹鬼谷子果然道术高强，分身有术。朋友说，批发价嘛，两千可以了，在外面商铺里面，至少应该卖个三四千元一件，否则就没有利润了。

高仿的元青花虽然遍地都是，也都有模有样，令人惊艳，可是，精彩的真品却寥寥可数，基本上都藏在国内外的大博物馆中，轻易还见不到。二○一二年上海博物馆办了个元青花大展，联系了国内的文博考古机构及世界各大博物馆三十多家，展出近百件元青花珍品，真是洋洋大观。那时我刚好参加一个国际外销瓷研讨会，到了上海，也就欣逢盛事，赶上了开幕，观赏了这一批走遍世界各地美术馆还不一定给你看的稀世珍宝。

因为研究明代中期以后的青花外销瓷，当然对元青花这些青花老祖宗充满了敬意，有机会总要观赏一番，也对参展品多少有点认识。有不少展品是我邂逅过的老相识，在国内外的美术馆里见过面，打过招呼。可是，惭愧得很，这近百件展品中，只有一件是我曾经肌肤相亲，上过手的，其他物件都是可远观不可近玩，只能隔着玻璃柜说哈啰。我唯一上过手的这一件，是藏在镇江博物馆库房的青花云龙纹罐，主体纹饰是两条四爪行龙腾云驾雾，气势昂扬，似乎在天穹上兴云作雨。我当时拿在手上，轻轻爱抚，心中充满了柔情蜜意，居然十分不敬的，想到了美人温润的胴体，神情恍惚之中感到，青花瓷是如此的滑腻如玉，如此的超越了具象的实体，进入艺术想象的浪漫灵界。这次在上海博物馆再次相逢，看到镇江的云龙罐和其他的元青花一起，封锁在玻璃柜中，周遭围着一群保安人员，如临大敌，心里不禁暗自得意。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上海元青花大展，让人大开眼界的，不仅是看到了英国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所藏的“至正十一年铭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价值一千四百万英镑的“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日本出光美术馆的“青花昭君出塞图盖罐”、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的“青花鱼藻纹罐”等等传世精品，还有我从来没见过的许许多多元青花，真是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给。最令我流连不去的有两件，一是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Ermitage，又译作隐士庐、冬宫）所藏的“青花缠枝莲花杂宝纹蒙古包”，二是江西省博物馆藏的“青花釉里红堆塑人物楼阁式谷仓”。那个青花蒙古包，呈半球形，下方开有门洞，形制独特，真是从未见过，而且全世界大概也就仅此一件。顶心的纹饰是大雁展翅，在朵朵祥云中飞翔。其余纹饰则分为四层，依次为：缠枝菊花、缠枝莲花、海涛纹、佛道杂宝纹，杂宝纹中居然还有个十字架纹，或许与当时的景教传播有关。青花釉彩极为鲜亮，同时还有积淀的黑斑，显然用的是伊斯兰世界传来的苏麻离青钴蓝。

江西省博物馆的那件釉里红谷仓，更是精彩绝伦。在青白釉为底的楼阁上点缀了釉里红，让屋檐、梁柱、栏杆显得十分灿烂抢眼，更突出了人物与乐伎的头顶与眉眼，使得整个场景多彩多姿，生动活泼。这件釉里红谷仓，是陪葬的明器，制作之精良令人叹为观止。仓门两侧用青料书写了一副对联，书法沉稳大方。上联是“禾黍丰而仓廪实”，下联是“子孙盛而福禄崇”，横批是“南山宝象庄五谷之仓”。此外，在左右侧壁还书写了“凌氏葬用”和“五谷仓所”。楼阁的背板上，还有一百五十九字的墓志铭，书法工整有力，字迹清晰，显然出自高手，写着：“夫人故景德镇长芗书院山长凌庸山之孙女也。生而贤明，长而贞淑。适同郡扬州路召伯大使刘文史男炳文……”我去江西南昌多次，也认识省博物馆的馆长，却因为每次都是去大学讲学，无法抽身，没机会参观省博物馆，也就与这件器物缘悭一面。好在出现在上海的元青花大展，让我能够一饱眼福。

上海元青花大展，展品件件精彩，若要一一述说，可以讲上三天三夜。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观之不足，又回去了几趟，沉浸在七百年前巧工能匠的艺术创作之中，几乎流连忘返。

历史的吊诡

研究历史，时常遭遇的一个情况是文献不足，能掌握的只是些“断烂朝报”，无法拼凑出完整的历史图像。古人通过文字描述，记载人物事件，探讨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情况，难免要掺杂个人主观的认识观点与角度，造成历史材料的片面性。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可能搜集一切材料，通过比对分析，重新构筑历史图像，提供相对客观的人类历史经验。人们不可能完全理解自己的生活经历，更不可能知道自己生活时代中的点点滴滴，究竟有什么会对后代产生长期的巨大影响，有什么当时的“自珍”会变成后世不屑一顾的“敝帚”，从而作出清楚睿智的选择，详细记录人类历史的重要材料。

这种历史材料欠缺所造成的历史理解缺憾，也使得一些原本是研究文学理论的后现代理论家（如Hayden White）提出质疑，认为历史与文学差别不大，都是通过想象与虚构，对人类经验的文字叙述。其差别只在叙述的动机与角度不同，本质上是一类货色。假如历史学家硬要强调历史与文学不同，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自欺欺人。对于这种极端性的理论，我不敢苟同，因为任何认识论一走极端，就无可理喻，就像是说：人类与狗类也没有什么差别，都是脊椎动物，都一样要吃喝拉撒睡，都一样有生老病死。所以，人就是狗，狗就是人，等等。但是，后现代理论家的确提醒我们注意，历史资料、历史写作、历史事实、历史理解、历史意义之间，有着很大的断裂与缝隙，有着相当吊诡的关系，不可能直接画上等号。

比如说，瓷器的发明与使用，绝对是中华文明对人类的伟大贡献，也是物质文明扩散在全球历史发展的无比大事，比帝王将相的家世与家史要重要得多。但是，我们有连篇累牍的帝王将相历史资料，甚至知道每一个开国皇帝是不是跟他父亲吵过架，是不是用木桶打了井水洗澡，却不知道瓷器最初是何人（who）发明的，是在何时（when）发明的，是在何地（where）发明的，是如何（how）发明的。我们学历史，到底在学些什么（这可算是个what）？

我们还时常夸耀中国的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纸、印刷术，如何对人类作出伟大贡献。其实，仔细想想，指南针与火药为人类带来什么好处？为中国及世界的人们贡献了什么？早期大力推崇中国三大发明（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的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显然是从西方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新生事物”，是为西欧崛起与拓展带来了莫大的好处，为欧洲殖民全球提供了最“给力”的工具。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夸耀“四大发明”的？我没有进行过研究，推想总是清末民初接触了培根的说法之后，听到洋人夸赞就飘飘然，大讲特讲，脍炙人口，以至于妇孺皆知，编入教科书不说，还不断向外国人宣传中国科技文明古已有之，为人类科学发展提供了基础。提供了什么基础？战争科技发达的基础？帝国主义侵略殖民的基础？我们为什么不夸耀中国人发明了瓷器，给人类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清洁卫生、实用便利的工具，改善了人类生活的质量？难道这不是中国的一大发明？仔细想想，这一大发明，是不涉及战争硝烟与屠杀流血的，是不涉及攻城略地与奴役殖民的。当我们探讨历史理解，探讨历史意义，难道不应该重新审视瓷器的重要，不应该把瓷器放在指南针与火药之上吗？我们难道希望人类后代的历史认识，重战争轻和平，鼓励杀人放火、掠夺资源，反对改善民生、重视民瘼吗？或许我在此强调对比，有人会觉得我在颠覆“四大发明”的历史地位，不能谨守历史的客观性，作出过度夸张的陈述。不过，我相信大多数人能够理解我的意思，不会反对我提出的瓷器的重要性，及其引发的历史意义的吊诡性质。

近十年来，我一直带着几位青年学者研究陶瓷，进行“陶瓷下西洋”计划，研究中国历代瓷器外销的情况，想摸清楚外销瓷器的规模、类型、产地、在国内的运销路线、合法与走私出海的港口、海上运销的路线、停泊的中转站、最后的目的地以及当地使用瓷器的方式。促使我研究这个项目的动机，跟上述的历史意义思考有关。首先，就是文献资料缺乏，过去的文字记录零零星星，历史记载很少，也完全不重视，不知道瓷器的发明、运销、使用的全球化历程，有什么历史意义。其次，当然是因为考古材料的出现，可补文献资料的不足，让我有足够的实物资料，重新审视瓷器作为物质文明载体的意义。全中国大量瓷窑的发掘，世界各地水下沉船考古的发现，使得瓷器作为历史文物以及历史研究的基本材料，成批成批地浮现在我们历史认知的模糊领域。

许多人收藏瓷器，是当古董珍品来把玩的，我却喜爱抚摸散布在世界各地，从瓷窑或海底发掘的残破瓷片，从中看到比较完整的历史画面，看到瓷器从中国随着海洋的波涛，扩散到世界各地，人们是如何带着欢欣的笑容，使用中华文化的伟大发明，改善了他们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