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培养精英人才是高水平大学的历史担当和社会责任。文章以创建于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时期的北京钢铁学院（1952-1966年）为例，从精英人才的四个基本内涵、培养精英人才的三个关键环节、精英人才培养系统的三个关键因素、培养方案的三个主要模块、课程与活动组织的三个重要原则共五个方面，结合国内外高水平大学精英人才的培养理念，系统总结了学校培养精英人才的主要做法，剖析了学校培养精英人才的基本经验，为新时期高水平大学培养精英人才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高水平大学；精英人才；培养规律；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科技大学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6）04-0072-20

培养人才是大学的首要功能和根本职责，培养精英人才是高水平大学的历史担当和使命所在。北京钢铁学院①（以下简称“钢院”）是新中国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和重工业建设需要，参照苏联高等教育的经验，在全国院系调整中新组建成立的单科性工业学院，是新中国钢铁行业的最高学府。从1952年到1966年，学校在十五年的办学历程中，共培养学生约14400人。根据学校对这一时期杰出校友成长状况的初步统计，在学术人才方面，成长为“两院院士”的有20人②，平均每720人走出一位院士；在政治人才方面，担任副部级职务以上领导的有32人（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4人，他们是罗干、刘淇、徐匡迪、黄孟复），平均每440人走出一位副部级以上领导；在企业人才方面，担任鞍钢、武钢大型钢铁企业主要负责人的有56人，平均每250人走出一位大型企业主要负责人；此外，还有一批校友担任知名大学校长、科研机构负责人。据有关方面统计，钢院是同一时期全国培养两院院士数量最多的十所高校③

之一，培养领导干部最多的十所高校之一，培养企业家最多的十所高校之一。其中，因为行业和学科等因素，这一时期的校友中走出了北京、上海、南京、重庆等至少23个城市的市长（市委书记、副市长），平均每620人走出一位“市长”，我们称之为钢院人才培养的“市长现象”④。可以说，钢院（1952—1966） 履行了培养精英人才的职责，其探索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规律对于今天的高水平大学培育精英人才具有重要启发和借鉴。

一、 精英人才的培养目标

关于大学的人才培养，首先要明确培养目标。目前，诸多高水平大学都提出了“精英人才”的培养目标。那么，什么是精英人才？精英人才的特征是什么？具体到不同类型的学校，如何就人才培养目标做出具体而符合实际的描述？这是一所大学人才培养系统设计的出发点和归宿。钢院（1952—1966）提出并坚持“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体现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精英人才”的理解。时任院长高芸生多次强调，钢院不仅要成为钢铁摇篮，要培养工程师，还要成为一个政治熔炉，要培养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从素质特征来说，笔者在对钢院（1952—1966）大批杰出校友访谈的过程中发现，钢院（1952—1966）培养的精英人才普遍具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专业水准，二是领导能力，三是理想主义，四是坚强体魄。其中，专业水准主要指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合理的知识结构，较强的专业技能等。领导能力主要指具备较强的组织、表达、沟通、协调、合作、决断能力，以及独立思考能力等。理想主义主要指具备较强的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顽强毅力，勤奋、实干、奉献、勇敢等品格。西方有一位哲人曾经说过，理想主义者是这样一群人，他们仰望星空、脚踏大地，把不可能变成现实。前总理温家宝曾经说过[1]：“一个民族要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才有希望；如果只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并多次对大学生提出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的希望。浙江大学老校长竺可桢心目中的大学教育目标，决不仅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在乎培养“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他还提出这样的“领导人才”应具备四项基本条件：一是要有肯牺牲自己，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二是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和深思远虑、不肯盲从的习惯；三是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气概；四是健全的体格[2]。

在总结精英人才的特征时，笔者还对钢院机械、材料、冶金专业三个班级学生后来的成才状况进行个案考察，发现后来事业发展比较好的并不一定是当年学习成绩非常好的学生，比如：机械班级的是当年被同学们认为比较勤奋的学生，材料班级的是当年被同学们认为是比较有想法的学生，冶金班级的是当年被同学们认为是比较活跃的学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位年长的资深学生辅导员，总结他所辅导过的历届学生的成才状况时，发现当年做过社会工作的、有文体特长的以及比较“调皮”的学生成才率较高。一般来说，同一班级或年级的学生尽管学习成绩有高低，但整体来说差别并不大，或者说从一个更大的尺度上、从全国范围来考察，都处在与学校相应学科全国排名大体相当的位置。“勤奋”、“有想法”、“比较活跃”、“社会工作”等体现的是“领导能力”和“理想主义”。因此，在专业水准差别不大时，领导能力、理想主义可能成为学生未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北科大党委书记罗维东在分析学校“文革”后毕业生中精英人才数量偏少的原因时，认为毕业生“不愿冒尖、不敢冒尖、不会冒尖”。其中，“不愿冒尖”是缺乏理想主义，“不敢冒尖”、“不会冒尖”是缺乏领导能力，结果就导致了“不能冒尖”。因此，笔者曾建议北科大从四个方面来确定精英人才的素质目标，即专业水准、领导能力、理想主义、坚强体魄。其中，专业水准、领导能力、坚强体魄即“精英素质”，理想主义即“精英意识”。

二、 精英人才培养的三个关键环节

根据对钢院（1952—1966）杰出校友成长状况的分析，笔者发现大学造就精英人才与招生、培养和就业三个环节密切相关。其中，招收具有潜质的学苗，是大学造就杰出人才的初始条件。人才培养特色和教育教学水平，是大学造就杰出人才的关键。毕业生就业反映出大学所培养人才的价值趋向、道路选择和贡献领域，是大学社会功能的重要体现，决定了大学培养杰出人才的路径。

（一） 招生：“多样性”

钢院（1952—1966）培养的精英人才数量多，首要原因是招揽了一批优秀学生，这些学生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分数高的学生多，整体上具有较高的智力水准且学生普遍对专业抱有热情；二是有体育、文艺、社会工作等特长的学生多；三是工农出身的学生占有一定比例，学生来源广泛，具有工农阶级感情。换句话说，具备一定水准基础上的多样性，无论是特长的多样性，还是来源的多样性，其成长为杰出人才的可能性更大。以上三方面特点都是选拔优秀学苗的重要考量，也是国际名校招揽优秀学生的通用法则。

美国的大学招生录取时除考察学术倾向，还侧重考察课外活动成绩。在招生程序里，大学的申请表上有课外活动一栏，包括体育活动、社会公益活动、学生会工作、俱乐部工作、校刊编辑、社团活动、艺术表演等。专门研究美国大学录取之道的美籍华人马振翼说，美国一流大学的录取，大致看三大块：一是学习成绩；二是学生自己写的申请信；三是课外活动。成绩不仅有SAT，还要看高中四年的平均成绩等。学习成绩必须达到基本要求，但是，当成绩过了录取门槛后，分数只能起30%的作用。为什么要考察学生的课外活动呢？因为课外活动的参与和表现，会透露出学生的人格特质，体现出学生的能力和潜质。这些大学到底在找什么样的人呢？答案很简单：“让人印象深刻、多才多艺和拥有特殊课外活动的学生[3]。”因为这样的学生未来成长为优秀人才的可能性更大。

以哈佛大学为例，学校的招生标准是高的平均水准加上某方面的突出特长，且非常注重学生来源的多样性。哈佛大学原校长陆登庭认为，高等教育多样性的主要价值，在于使学生能够接触多种信念、观点和背景，从而拓展和增强学生的心灵。“多样性与学习质量是直接相关的。这种多样性本身并不是目的，也不是一种令人高兴的可有可无的装饰品。它是一种符合人性的学习、理解和智慧的来源。它提供了培养坚强的高度智力的最有力的方式，从而导致更多的宽容、相互尊重和伟大的知识，而这些是民主社会的基础。[4]”学校认为，多样性是哈佛的一种教育途径，这种教育丰富了学生的人生经验。上海交通大学在近年来的自主招生中提出的“不要求考生全面优秀，不要求成绩突出”，“淡化分数评价，注重学生潜能，注重多元赏识”等招生原则即体现了这一思想。

目前，北科大的招生整体上分两类：一是按照高考分数录取；二是自主招生和保送生。关于按高考分数招生，一方面要努力争取高分生源，另一方面要在招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坚持“多样性”原则，包括关注民族地区、农村地区，合理平衡各省份的招生计划，不拒绝残疾学生等，增加定向生、国防生等培养类型，使学生的来源尽可能多样。也就是说，在具体录取时坚持“分数优先”原则，在制定招生政策时坚持“多样优先”原则。关于自主招生和保送生，建议学校将之定位在符合文化课基本条件之上的特长招生，以吸引各方面有特长的学生进入学校，不仅因为他们成为优秀人才的可能性大，而且这些学生进入学校后可能成为学生社团和学生活动的骨干，成为学校一种非常特殊的教育资源，对于营造教育的多样性氛围、带动其他学生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在教育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各类学生的差异，结合他们的实际制定出更加“以人为本”、体现实质公平的管理、评价和资助政策。国外著名大学普遍认为，学校给予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的经济帮助、给予残疾学生给予的人文关怀所付出的努力和“成本”，与经济困难学生、残疾学生给学校教育带来的价值相比，前者要远远小于后者。更何况，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是大学精神的题中之意。

（二） 培养：“精英素质”与“精英意识”

精英人才普遍具备“精英素质”和“精英意识”两方面的特征，两者并重是国际名校培养杰出人才的通用法则。譬如，哈佛大学校门上的名言“为增长智慧走进来，为更好地服务祖国和同胞走出去”，即显示了哈佛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体现的是哈佛人的精英意识。学者们普遍认为，哈佛大学人才辈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一代又一代人秉持了“追求真理、服务同胞”的宗旨。“这个宗旨，可以说是学术使命与社会使命的统一，学术诉求与社会需求的统一。这种统一，是久经历史沧桑的考验形成的，达到了一种良性循环。[4]”南开学校涌现出周恩来、温家宝两位总理和一大批杰出人才，当然有着很多原因，但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所传递的“爱国爱群之公德，服务社会之能力”的育人理念，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近代中国有一大批湖南人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与“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文化有很大关系。

关于“精英素质”的培养，在后文专门讨论。这里，重点讨论一下“精英意识”的培养。钢院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有着精英文化的传统，毕业生在一、二、三志愿上都填满“服从祖国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祖国的需要就是我最大的志愿”。在五十年代，炼铁专业毕业的李依依主动放弃在家乡北京工作的机会，奔赴国家钢铁工业基地——本溪，参加工业建设，成长为新中国第一代炼铁炉女工长。她所负责的高炉炼铁利用系数全国领先，被团中央命名为青年红旗炉，荣登炼钢群英榜。后来，她被国家调配到沈阳的中国科学院金属所，为国防关键材料做出突出贡献……199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9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在六十年代，物理化学专业毕业的何季麟来到当时只有几排简易房的宁夏冶炼厂，在人烟稀少的茫茫戈壁滩上探求稀有金属的奥秘。从课题组长到董事长，何季麟带领的宁夏有色金属冶炼厂从一个小军工企业成长为全国重点工业企业，2001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以李依依、何季麟和一大批默默奉献的校友为代表的老钢院人胸怀理想、脚踏实地，将自己的青春和才华奉献给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但是，这种“精英意识”却在新时期的北科大日显缺乏。对此，除了系统化的课程理念改革之外，笔者建议学校从三个方面加强培育：一是在校园里打造一种精英文化，邀请社会精英到学校与师生交流，同时办好中国材料名师讲坛、杰出校友讲坛等品牌活动。二是引导学生积极进行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尤其是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和服务社会的理想，孕育精英意识的种子。三是利用北京这一得天独厚的资源熏陶学生的精英意识。北京这所城市中的各种政治、文化活动以及社会教育资源是中国任何一所城市无法比拟的，这是这所城市提供给大学最为宝贵的资源和支持。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特大型企业与组织的负责人，除了具备工程师的实干精神和纪律之外，还必须有一种为国家民族的使命而勇于负责的挑头精神，即精英意识。“这种精英意识更适合在北京这样的政治中心得到滋润和发展，因为精英们在这里汲取的滋养，是中国其他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具备的[5]。”

关于社会服务，“文革”后学校的教学计划中有一门全校必修课程《公益劳动》，一般安排在大一年级完成，主要任务是学校后勤部门组织学生在校园里开展为期一周的种树、拔草、扫马路等公益劳动，但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因工作任务不饱满，且缺乏时代感，“磨洋工”的学生越来越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学生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积极性却很高，许多同学节假日到敬老院、福利院、科技馆、大型赛会等现场开展志愿服务。2005年，笔者在担任团委书记期间与同事们一起推动将本课程改造为《志愿服务》，时间为36工时，性质仍为全校必修，一般要求在大学前三年完成，并编写了培训教材，开发了课程网站，探索出一套实践类课程的管理评价模式。该课程不仅是大学履行社会服务职能的重要载体，而且是学生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更有着培养学生精英意识的用意。在韩国，汉阳大学、同德女子大学将社会服务列为必修课，每学期安排四十八个学时左右，大学生必须在孤儿院、养老院等场所从事服务工作，“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对他人的关心和改变利己主义充斥的校园气氛。”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有121所院校联合制定协议，使学生参加志愿活动规范化和制度化。据全美独立学校协会声称，其半数以上会员学校提供各种形式的志愿活动，约四分之一的会员学校，将志愿活动作为学生取得毕业证书的条件之一[6]。不少学校还制定了财政计划并设立专门机构，由专职社会工作人员负责志愿活动管理。耶鲁为何能成为美国总统的摇篮？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雷文认为原因之一就是：“校园里有公益服务的风气。当初建立耶鲁的目标就是不仅为教会，也为国内和当时的殖民政府培养领袖。投身公益服务是接受良好教育的公民的应尽责任。我们在为学生提供优越的教育同时，也试图告诉他们：你从良好机遇中获益，你也有责任回报社会，参与公共生活来帮助需要的人。不仅仅是在联邦政府，你到美国任何城市看一看，都会发现很多耶鲁毕业生在公益组织、慈善机构中工作[7]。”

（三） 就业：到主战场

评价一所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尺度是社会尺度，即要看学生毕业后为国家、为人民、为民族做出了多大贡献。分析钢院（1952—1966）杰出校友的成长状况，可以发现学生毕业后对社会的贡献不仅与自身综合素质有关，而且与就业单位和人生道路的选择有关。综合素质高、成长道路选择正确，学生健康成长的概率就比较大。

首先，分析20位两院院士校友的成长经历（表1），可发现：毕业后到高校工作成长起来的有8人（周国治、陈国良、胡正寰、徐匡迪、钟掘、涂铭旌、崔昆、雷廷权），占40%，成为培养院士尤其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第一条主要路径。其中，1人曾担任高校负责人。毕业后到研究院所或后来转入研究院所成长起来的有8人（王崇愚、李依依、叶恒强、柯伟、范维唐、周邦新、关杰、才鸿年），占40%，成为学校培养院士的第二条主要路径。其中，7人曾担任研究院所负责人或总工程师。毕业后直接到企业工作成长起来的有4人（王一德、殷瑞钰、刘玠、何季麟），占20%，成为学校培养院士尤其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第三条主要路径。其中，4人曾担任企业负责人或企业总工程师。从研究机构或企业成长起来的院士，有92%曾担任所在单位负责人或总工程师。

其次，分析32位副部级以上领导干部校友的成长经历（表2），可发现：毕业后直接到国家机关成长起来的有2人（应文华、陆江），占6%，其中1人（陆江）后来转入企业成长起来。毕业后直接到研究院所成长起来的有3人，占9%，其中2人（罗干、范维唐）从研究院所负责人岗位转入政界，1人（李敏宽）因担任国家女垒教练且台湾籍的特殊背景转入政界。毕业后留在高校工作成长起来的有9人，占28%，其中2人（徐匡迪、桂中岳）从高校负责人岗位转入政界，4人（张吾乐、朱志辉、马仲才、郝振贤）从高校转入企业并从企业负责人岗位转入政界，3人（李登柱、朱新均、楼大鹏）从高校中层负责人或教师岗位转入国家部委成长起来。毕业后直接到企业（以钢铁企业为主）成长起来的有18人，占56%，其中14人（刘淇、黄孟复、陆叙生、殷瑞钰、赵公卿、沈国俊、朱宗葆、王宏民、周荣昌、龚世萍、冯炯华、贾锡太、单亦和、李克成）从企业负责人岗位转入政界，2人（马锡广、王汀明）从企业办公室主任岗位转入政界，2人（郑新立、袁隐）因为“文革”后考取研究生，再次择业后转入政界。

五、 课程与活动组织的三大原则

分析钢院（1952—1966）杰出校友的成长状况，笔者认为精英人才的培养要注重实践能力、注重团队意识、注重表达和交流能力。无论课程改革、教学方式改革，还是学生活动的设计与组织，均要突出“项目”、“团队”和“交流”。

（一） 项目（实践）

注重实践是钢院（1952—1966）培养杰出人才的一个重要法宝。在实践形式的设计上，探索出“课堂实验、分级实习、现场教学、课程设计、生产劳动、真刀真枪结业、社会实践”等多种方式。在实习环节的安排上，探索出五年不断线的教学安排。实践是一个综合的育人载体，无论是思想教育还是专业教育，无论是做人的教育还是做事的教育，实践教育均具有“一举多得”的效果。MIT是一所非常注重实践的大学，其创始人罗杰斯校长相信“从做中学”这一条真理，认为“从做中学”并不是获得熟练的手工技能，而是要学会运用事实，实事求是。“从做中学”意味着积极的、有效的学习而不是被动的学习。无论学什么科目，学生都必须学会寻找知识的来源，通过自身的努力，把事实转化成自己的经验。这一认识，与钢院院长高芸生注重实践的思想异曲同工。

MIT航空航天系曾引用有关统计资料，对学生在不同教学方法下掌握知识的效果作了表述。其中，讲授（Lecturing）掌握5%，阅读（Reading）掌握10%，视听（Audio）掌握20%，演示（Demonstration）掌握30%，集体讨论（Discussion Group）掌握50%，自己动手做（Practice by Doing）掌握75%，教别人或学了就用（Teaching Others/Immediate Use of Learning）掌握90%[22]。可以看到，在“自己动手做”和“教别人或学了就用”的教学方法下，学生掌握知识的效果最好。语言学家富兰克林在回忆自己一生所接受的教育时说：“Tell me and Ill forget，Teach me and Ill remember，Involve me and Ill learn。”MIT的实践教育思想渗透到了学生的全部培养过程中，从学生入学选择研究项目参加本科生科研计划，到独立活动期的学术活动，进而到贯穿全部本科生教育过程的本科生讨论课、丰富的学术活动、跨学科研究与学习、实习等多种实践教育形式，最后到毕业前的职业选择计划，这些计划和项目构成了MIT完整的实践教育体系。学生们发现，组织独立活动期的活动是一种有回报的挑战，对于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有机会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开发和讲授某个项目，通过这样做，他们获得了组织和领导的技能，而这些技能被证明对他们将来的职业生涯是极有价值的[23]。此外，MIT的课外实践活动非常丰富，这些活动主题非常广泛，既有学术性的，又有非学术性的。学术性的活动主要由职能部门、院系、研究中心和实验室等提供，非学术活动主要是由教师社团、学生社团、雇员组织等组织，此外，在绝大多数系科还存在大量的专题活动课。这些活动对于增长学生的见识、锻炼其组织能力和实践能力、形成他们的合作精神具有积极作用。总结学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实践教育的经验，借鉴MIT的实践教育体系，建议学校重点在三个方面加强实践教育：一是推进研究型教学，在课程改革中注重“Project”，二是大力推进大学生科学研究计划，三是大力推进大学生社会实践。

关于研究型教学，除了推进教学方法的改革外，建议每门课程中安排一个基于实践和研究的“环节”，或者叫“大作业”，或者叫“项目”，且以团队形式完成，以培养学生组织、协调和团队协作精神，并开展交流以促进分享、相互启发和培养表达能力。笔者2010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全球创业挑战赛冷餐会上，遇到了西门子公司技术商业中心总经理Xuchenyang，他是中国科技大学88级学生，后到美国读硕士、博士以及工作近20年，我向他请教：中国与西方大学在人才培养方面有哪些的差异？他结合自己的学习和工作体会介绍说一方面是课堂教学差异，另一方面是文化差异。他说美国大学教育非常重视“Project”、“Team”、“Presentation”三个方面，中国乃至亚洲的学生在学习刻苦、考试成绩等方面是显著的，但进入这一模式的实践就显得吃力，而这些方面体现的往往是学生走上社会工作岗位后非常需要的素质。“项目性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以及“做口头报告（presentation）”不仅要求学生在知识的分析、综合、判断、运用等高级思维技能上达到较高发展水平，还要涉及诸如合作、组织、妥协等在情感、价值观方面达成教育目标。建议学校设立一笔基金，资助各门课程设立“Project”。

关于大学生科学研究，需要特别强调一下上世纪五十年代建立的大学生科研小组。这是在苏联专家的提议下成立的，名字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曲英教授说：科研小组的效果很好。冶金系非常突出的一个小组是钢57的顶吹氧气转炉炼钢试验小组，这项研究与化冶所、钢研院的顶吹氧气转炉试验几乎同步开始，指导教师是石心圃教授，组长是殷瑞钰，成员有杨树德、吴勉华、吴在村等，他们后来在我国转炉炼钢技术方面都有不小贡献。中国工程院柯伟校友在回忆自己的大学生活时，同样认为自己当年参加科研小组活动收获很大，印象深刻。应该说，钢院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从苏联引进了大学生参与科学研究这一重要的育人方式，但是可惜没有坚持下来。在美国，自MIT在1969年开展本科生科学研究项目以来，推动了美国研究型大学普遍设立“本科生研究计划”。据2001年的调查，大约60%的学校在校一级建立了促进和组织本科生开展研究活动的机构，33%的学校本科生研究活动主要由系一级组织。学生可以参与教师的研究项目，也可以自己设计研究项目请老师予以指导。一大半学校为了帮助学生发表研究成果而开设公共论坛，三分之一的学校为学生出版研究论文或摘要提供资助。MIT的“本科生研究机会计划”（UROP）项目，已发展成为全美大学中最大和学科领域最广泛的本科生科研项目，拥有22项奖学金，该校近年来毕业的本科生在4年学习期间几乎100%参加过至少一次这样的计划。在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本科毕业生要求修满120个学分，其中学生可以用20个以上的学分来进行研究工作，占总学分要求的六分之一以上。在克拉克大学，自1990年起大学每年举行“学术狂欢日（Academic Spree Day）”活动，在那天学生们可以通过张贴海报、通过小组研讨和艺术表演等形式，与其他师生分享他们研究和创造性活动的成果。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本科生毕业后的跟踪调查表明，本科生的科研经历往往是他们对本科教育最深刻的记忆之一。在斯坦福大学的一项对校友的调查中，许多本科生校友都特别指出，参与科研是他们在斯坦福所受教育中最重要以及最有价值的经历。本科生研究计划既具有研究属性，又有实践属性，一般又以团队方式开展，还要开展交流和展览，因此，对于激发学生注重实践、学以致用的强烈愿望，使之形成“众里寻她千百度”式的执著探索、积极开拓的意志品质，树立不怕失败、寻求真知的科学精神，培养团队精神、创新品质和表达能力等方面都有重要价值。

关于大学生社会实践，对于学生思想、业务、能力等方面的培养多有裨益。北京大学学生参加“五四运动”之后，发生了许多变化，按照胡适、蒋梦麟在一年后的1920年5月发表的看法，至少有五个方面好的变化，即：“引起学生的自动精神，是一件；引起学生对于社会国家的兴趣，是二件；引出学生的作文演说能力，组织的能力，办事的能力，是三件；使学生增加团体生活的经验，是四件；引起许多学生求知识的欲望，是五件。这都是旧日的课堂生活所不能产生的，我们不能不认为学生运动的重要贡献”[24]。自2005年起，笔者与同事们共同推动学校将社会实践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纳入教学计划，并主持探索了课程的组织管理模式：在组织工作启动的时间上“起点前移”，在组织工作的重点上“重心下移”，坚持“团队为主、个人为辅”的社会实践组织模式，建立“全程督导、双向考核”的评价机制、以“五道防线”为主要内容的安全教育保障体系和以信息化（详见北科大社会实践专题网：http：//shijianustbeducn）为主要特征的课程管理模式，每年暑期组织500多支团队、7000多名学生参加社会实践。2008年，该课程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精品课程”，2009年获第六届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调研显示，大学生社会实践在培养学生的思想素质、业务素质、领导能力等方面效果显著。

（二） 团队

团队组织是培养杰出人才的一个重要法宝。国际著名大学普遍重视团队建设。牛津大学探索了住宿学院，给不同年级的学生创造团队生活的机会，他们认为，“不同科目的人经常接触交谈，能够相互启发，培养相互尊重的品德[4]。”“对大学生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他周围的生活和环境。一切他真正学到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靠他自己的智力去积极活动，而不是作为被动的听讲者所能学到的。为了进行这种积极活动，他真正需要的是跟同伴们不断地密切接触[25]。”牛津大学现有200多个俱乐部和社团组织，既有体育、音乐、戏剧方面的组织，又有辩论、宗教、学术方面的组织，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参加各种组织和课外活动。哈佛大学有学生社团近500个，其中校方认可的本科生社团有251个，一些学生社团活动被称为哈佛校园里最好的课程。2002—2003年，哈佛大学在校本科生总数为6649人，平均265个学生就有一个社团。哈佛本科生社团活动覆盖大众服务、艺术、体育运动、宗教、文化、社会政治、学术等各个领域。耶鲁为何成为美国总统的摇篮？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雷文认为，“我想部分原因是，耶鲁的氛围具有强烈的社团气质。我们有很丰富的课外活动生活，有政治、新闻、声乐、教育，甚至社工服务的各种社团，学生还会在诊所做护理，这是耶鲁学生生涯很重要的一部分。学校里有大约250个学生活动社团，这意味着每6个耶鲁学生里，就有1个是学生活动社团的领导。可想而知，耶鲁算是培养领袖的实验室了 [7]。”建议学校注重班级、宿舍、团支部、学生社团等组织建设，设立团队建设基金，支持学生开展团队活动，打造丰富的团队文化。

（三） 交流

交流和表达能力是杰出校友的重要特征，笔者与同事们在2006—2009年先后邀请50多位杰出校友回母校给学生作报告，发现他们普遍具有出色的演讲和表达能力。这些校友绝大多数是钢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生，他们的表达能力是如何培养的呢？笔者认为，恐怕与当时的实践活动和会议比较多有一定关系，频繁的政治学习和“批判会”培养了他们的表达技巧。知识交流还是创新思想形成的重要方式，午后茶就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午后茶起源于剑桥大学的卡文迪许实验室，19世纪末期由汤姆逊（Joseph John Thomson）教授创立，即每天午后在英国人习惯的午后茶时在教授的屋子里举行茶时漫谈，所有参加的人员不论职务高低一律平等相处，气氛轻松自由，在相互交流中彼此间不仅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还在碰撞中迸发出智慧的火花，诱发了重要发现的思想萌芽。自1871年实验室建立以来，共培养出了2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上百个皇家学会会员，并成为电磁理论等许多理论的发祥地和作出重要贡献的场所。有人说这些是在茶中喝出来的学问。随后，这种方式很快传播到其他国家，成为这些国家大学或学术机构中的一项学术活动，如美国史密斯研究院、普林斯顿大学和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等。建议学校注重讨论式的教学方法，将提高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作为课堂教学、活动开展的重要目标。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培养领导素质的重要载体，社会工作锻炼具有重要的价值。前面谈到的钢院的大批杰出校友曾经历过丰富的社会工作的锻炼，如刘淇曾担任班长，徐匡迪曾担任学生会副主席，李克成曾担任学生会主席，李依依曾担任学生会军体部长，钟掘曾担任舞蹈队队长，等等。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陈希说：“社会工作锻炼很重要，能够培养学生的奉献精神和服务意识”；“通过锻炼，要使同学感受到什么是集体，什么是他人，有责任感，懂得尊重他人，善于与他人沟通，培养组织与协调能力。做成一件事不容易，做过事情的人才能体会这点，否则只是当评论员，却做不好事情。有了体验，他的思维方式、处世方式都会变化。所以我们强调要多给学生一些社会工作的锻炼。”据《蒋南翔传》统计，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每届都有9名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清华学习期间，担任过政治辅导员的。清华的老校长蒋南翔对社会工作有一句凝练的总结： “青年人做社会工作是大有出息的‘负担”。“大有出息”，是指社会工作能够给同学们提供一个锻炼和成长的平台；“负担”，则说明社会工作是一项需要付出、需要奉献的事业。目前，清华大学已经在全校推出了社会工作锻炼计划，成立了社会工作岗位锻炼办公室，该计划的目标是力争使90%的大学生在四年大学期间至少承担一年的社会工作。建议学校借鉴清华大学的做法，大力推进社会工作岗位锻炼。

六、 小结

1 精英人才作为高水平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其素质内涵主要体现在专业水准、领导能力、理想主义、坚强体魄等四个方面。其中，专业水准、领导能力、坚强体魄即“精英素质”，理想主义即“精英意识”。

2 大学造就精英人才与招生、培养和就业三个环节密切相关。其中，招收具有潜质的学苗，是大学造就杰出人才的初始条件。人才培养特色和教育教学水平，是大学造就杰出人才的关键。毕业生就业反映出大学所培养人才的价值趋向、道路选择和贡献领域，是大学社会功能的重要体现，决定了大学培养杰出人才的路径。

3 精英人才的培养系统包括主体性、培养模式与培养方案、评价体系三个关键因素。主体性是人才培养的动力系统，是一个人能否成才的关键。培养模式与培养方案是大学培养人才的生产系统，各种生产工艺参数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才培养的质量。评价体系体现的是人才培养的导向系统，体现了一所大学对人才规格的不同理解。

4 大学培育人才的载体主要有三种形态，一是课程，主要体现在教学计划中，一般称之为“第一课堂”；二是活动，主要体现在素质拓展计划中，一般称之为“第二课堂”；三是校园文化。高水平大学应坚持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确立教学计划（第一课堂）、素拓计划（第二课堂）与校园文化“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系统。

5 精英人才的培养要注重实践能力、团队意识、表达和交流能力。高水平大学无论进行课程改革、教学方式改革，还是学生活动的设计与组织，均应突出“项目”、“团队”和“交流”原则。

致谢：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先后采访了北京钢铁学院原副教务长、科研部主任傅君诏，理化系原主任柯俊、金相热处理系原系主任章守华，冶金系原副系主任陶少杰，冶金系创建人之一曲英，采矿系原副系主任高澜庆，自动化系原系主任孙一康，原党委书记、校长李静波、杨天均，原党委副书记李辉东，原党委副书记、中国冶金报社原社长樊源兴，原纪委书记、副校长陆国市，统战部原部长王涌，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原所长韩汝玢，电冶金专业59届校友徐匡迪，炼钢专业57届校友殷瑞钰，炼铁专业57届校友李依依，轧钢专业59届校友崔玉芬，冶金机械77级校友郗安民，北京师范大学谷贤林教授等，得到了各位专家和前辈的热情支持、帮助，谨致以特别的感谢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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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柯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