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　宁，周晓唯

(1.陕西师范大学 国际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2.长庆油田对外合作部，陕西 西安　710018)



分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

——来自省级经济数据的实证分析

惠宁1，2，周晓唯1

(1.陕西师范大学 国际商学院，陕西 西安710119;2.长庆油田对外合作部，陕西 西安710018)

引用区位熵指数从生产性服务业的六个方面分析了中国31个省市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情况,并通过2010—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生产性服务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程度,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东中部作用效果要强于西部,并且影响效果逐年递增,最后得出金融产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最明显的结论。

生产型服务业;产业升级;产业集聚

“十三五”期间,中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当下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通常来说,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将会在解决社会就业、带动国民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众多相关研究结果证实,作为工业生产的中间投入行业和各国经济增长中发展最快的行业,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助推器[1]。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对于外部环境依赖程度很大,尤其是对中间投入行业(生产性服务业)结构的特殊要求,使得生产性服务业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集聚特征[2]。产业集聚一直以来都是产业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关注的焦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产业集群是由外部规模经济所致,而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产业集聚是由外部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市场需求的联合作用所引起的。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知识与技术高附值的高端产业,其对缓解我国当下严峻的资源和环境约束,实现价值链提升,推动新型城市化建设,优化产业结构,带动经济结构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试图以中国省级经济面板数据为例,实证分析各项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情况及其区域差异性,以期为构建各地区“十三五”期间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结构体系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注入新动力。

一、文献回顾

产业集聚(Industrial Agglomeration)始于马歇尔(Marshall)的著作《经济学原理》,他从“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两方面对产业集聚现象进行了解释。而对于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就成为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热点,Martin(1999)[3]等通过产业空间布局与地区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从实证方面证实了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Machlup[4](1962)最早提出了生产性服务业的概念,后经Greenfield[5](1966)等人进行进一步的拓展与深入的研究。Coffery[6](2000)较早地认为生产型服务业对经济转型具有战略性的作用。在国内,也有众多学者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有学者等用我国2003—2013年的城市数据,从行业和地区角度实证分析了相关因素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影响情况[7]。有学者等从新地理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技术溢出作用,并且溢出作用由东向西逐渐减弱[8]。有学者结合外部性和新经济地理理论,实证分析了中国284个地级市生产性服务业对城市化的影响,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通过专业化集聚和多样性集聚对城市化产生重要的技术溢出作用[9]。近年来,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升级成为当下各级政府宏观调控的重点，亦有学者以宁波制造业转型为例,实证证明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结构优化具有相互促进作用[10]。亦有学者指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利于提高行业的技术效率和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对产业结构升级与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11-12]。

通过以上的文献梳理发现,现有的文献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较好地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驱动效应,然而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但目前尚缺乏相关的文献对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比较全面的研究。鉴于此,本文将从构成生产性服务业的六大部分来分析其集聚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具体影响及其区域差异性。

二、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测量及分析

(一)测量方法

在本文研究之前,首先需要对各项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水平进行测量。目前,众多学者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测量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差异,例如:有学者利用基尼系数测量了我国2003—2010年各行业的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水平[6]，有学者等测量了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水平[9]，亦有学者等基于变异系数和区位熵指数对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进行了测量[13]。本文基于数据的可获取性及计算方法的可操作性采用区位熵指数来计算我国各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区位熵指数(又被称作专门化率)通常用于测量某一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的情况,反映各产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其计算方法如下:

(1)

其中,Ymn代表n地区产业m的从业人员(或生产总值),Yn代表n地区全部的工业从业人员(或工业生产总值),Ym代表全国的产业m的全国从业人员(或全国生产总值),Y代表全国的工业从业人员(或全国工业生产总值)。区位熵指数Amn能够清晰地比较各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水平和全国平均水平的差异,从而对各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化程度做一定的把握。一般情况下，区位熵指数Amn和生产性服务业m的产业集聚度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即:Amn越大,地区n的m产业的集聚水平越高。

(二)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区位熵指数计算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关于《三次产业划分规定》中对生产性服务业进行了划分,本文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位熵作以下表述,将生产性服务业区位熵分为:①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区位熵Twpβ;②房地产业区位熵Treiβ;③金融业区位熵Tfeβ;④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区位熵Labsβ;⑤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区位熵Latcsasβ;⑥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区位熵Sratsβ等六大部分。

经过计算测得中国2010—2014年期间各省市(区)各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具有一定程度的差异性。总体来说,我国各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表现出明显的“高—高”、“低—低”空间分布特征,即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东部地区省份的各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高于中西部(内陆)地区省份;以2014年金融产业和房地产行业集聚程度为例,中西部地区大多数省份的各项生产性服务业区位熵指数都小于1,位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下,而对于东部地区的北京市、上海的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集聚程度十分突出。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及数据来源说明

为了更加深入地分析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地区差异,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方法,将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分别建立计量模型,具体东部包括北京等11省市,中部包括山西等8省市,西部包括陕西等12省市(区)。采用以往相关研究的通常做法,本文以各地区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来反映产业结构升级的水平(IS),以上述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区位熵,房地产业区位熵,金融业区位熵,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区位熵,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区位熵,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区位熵作为自变量,从而考察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集聚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程度及区域差异,构建如下的研究模型:

LnIsi,t=αi+LnTwpi,tβ+LnTreii,tβ+LnTfei,tβ+LnLabsi,tβ+LnLitcsasi,tβ+LnSratsi,tβ+μi,t

(2)

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与《中经网数据库》,时间跨度为2010—2014年。

(二)模型选取

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之前,须分析究竟采用哪种PanelData模型,从而提高模型设定的有效性,较少偏差,一般情况下使用F统计值来检验

(3)

其中SSE1与SSE2分别代表混合回归模型与固定效应模型的残差平方和,T为时期数目,K为解释变量数目,N为截面数目。通过F值的检验来判断是采用混合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如果选择固定效应,又需要进一步确定是选择FE(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还是RE(个体随机效应模型)。一般情况下,通过LR检验与Hausman检验,通常Hausman检验应用更加普遍,即原假设:

(4)

采用统计量:

(5)

根据式(2)对各模型进行F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则认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模型,hausman检验显示在10%显著,则认为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因此应建立固定效应模型。

(三)实证结果

通过实证分析，表明模型的解释性都较强。东中部地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系数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他各项生产性服务业的分项集聚水平都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金融产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最大,且中部要强于东部。西部地区除了金融业产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外,其他各项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三个地区的面板数据检验结果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总体上来看,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金融产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效应最大。黎平海[13]等指出金融产业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都离不开金融产业的协同作用,金融产业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资金支持、资源配置、风险控制等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由表1看出,东部地区各省市的横截面固定影响系数中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最大,说明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这四个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最大;同时,时期截距系数由2010—2014年依次增大,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东部产业结构升级更加重要。

表1　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横截面固定系数

表2　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横截面固定系数

表2显示,中部地区各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其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横截面固定系数也具有一定的差异。相对而言,安徽、湖南和山西等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其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较大,而吉林省的影响系数最小,表明吉林省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对其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较小。另外,时期截距系数由2010—2014年依次增大,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中部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更加重要。

表3　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横截面固定系数

由表3看出,西部地区各省市区中内蒙古、重庆、山西、陕西等的影响系数较大,同样时期截距系数由2010—2014年依次增大,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日趋显著。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10—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分项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表现显著的“高—高”“低—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各项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水平在不同区域、省份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分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分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驱动作用,其中金融产业集聚的影响效果最大,同时,东、中部生产型服务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果明显大于西部。在本文研究当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没有得到检验,今后可进一步对其进行研究。“十三五”期间,为进一步培育我国各项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水平,从而为产业结构升级注入新活力，结合本文的研究,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加强各地区服务业中心建设,充分发挥“两极”的辐射作用,建立多层次服务业中心战略。本文实证研究发现,各地区生产型服务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不同,省际间具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各地区应该加强区域服务中心建设。具体来说，东部地区以北京、上海为中心,中部以山西、江西、安徽、湖南为中心,西部以重庆、陕西为中心,建立健全现代服务业体系,为区域生产型服务业规模集聚创造条件,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有力的服务环境保障。“十三五”期间,应该发挥我国各地区自身产业结构的优势,因时因地制定、设计各地区适宜的服务业发展模式,构建多层次的生产性服务业中心体系,充分挖掘与发挥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效辐射作用。

二是突破区域间资源流通壁垒,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各地区生产性服务业联动与一体化发展。各地区进一步加强制度与体制建设,完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制度环境,结合生产性服务业的创新性、知识性等特点,规范完善生产性服务业市场的组织体系,充分利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资源配置。同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应逐步向中西部倾斜,不断促进各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和协调发展。

三是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充分发挥金融集聚的辐射作用。本文实证结果表明金融产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作用最大，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水平提升均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为此，政府应该不断完善各地区交通、通讯等金融基础设施，提高对金融资源的吸引力，通过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改进传统的融资模式[14]，为高成长性产业的发展创造便利的融资渠道。促进金融行业国际化，通过建立高效、快捷、公正的金融服务体系，为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投融资需求创造全方位的金融支持。同时，还要提升金融监管效率，以提高金融集聚的质量，充分发挥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

四是加强产业信息化的发展，挖掘与扩大信息产业集聚的经济溢出效应。“十三五”期间，互联网等信息产业作为中国支柱产业，互联网产业与传统产业的不断融合，为传统产业发展方式转变提供着重要的新途径，产业信息化带来了商业模式的创新，提升了服务业的发展空间，促进了制造业的技术升级。在经济新常态下，加强信息化对传统产业的改良升级作用，以此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同时，可借助信息化来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适当引导东部地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15]，实现我国区域间的协同发展，同时应该科学理性地认识与发展互联网经济，从而最大程度地抓住信息技术为我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历史性弯道超车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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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卫玲]

Sub Producer Services Agglomer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Provincial Economic Data

HUI Ning1，2，ZHOU Xiao-wei1

(1.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119,China;2.Changqing Oilfield International Coorperation Department, Xi′an 710018,China)

Producer services agglomeration mak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ated industries more closely, and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This paper refers to the location quotient index from six aspects of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analysis the China′s 31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production servic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nd examines the production service industry contribution to the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t is found that the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on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has obvious role in promoting. The effect on the central eust is greater than on the east, and its effect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It is also found financial industry agglomeration effect on the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the most obvious by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10 to 2014.

production service industry; industrial upgrading;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2014-11-10；

2016-03-2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CJL022)

惠宁，男，陕西子洲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生，高级经济师，从事国际经济合作、现代服务业研究。

【经济研究】

F06

A

10.16152/j.cnki.xdxbsk.2016-04-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