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蓓

（海南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劳动力老龄化对我国区域经济收敛性的影响及测算

袁蓓

（海南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本文收集了我国1982—2010年劳动力年龄人口等宏观经济变量，在“绝对收敛”和“相对收敛”模型基础上分析了劳动力老龄化对我国区域经济收敛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老龄化减缓了全国范畴内的经济收敛速度，间接扩大了区域差距，且西部各省经济增长存在发散趋势。尽管目前劳动力老龄化还不是造成我国区域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但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减少，提升中西部地区的人才积聚能力将是缩小我国区域差距的重要途径。

劳动力老龄化；绝对收敛；相对收敛

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区域经济差距扩大已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围绕着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从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积累、人口流动、市场开放程度以及区域政策等多个视角展开了诠释。值得关注的是，同一时期兴起的省际间选择性人口流动，不仅改变了我国人口的地理分布，还极大的影响了区域间劳动力年龄结构。东部发达地区吸引了大量来自中部和西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青壮年劳动力，有效地缓解了生育率下降对劳动力年龄结构的不利影响，中西部地区受此影响，劳动力年龄结构老龄化加速。

研究国家或地区间经济增长速度差异的“收敛”理论认为，具有相同经济结构的国家将收敛于同一均衡水平，并且初始值较小。也就是说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将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一理论被称为“绝对收敛”模型。作为基本生产要素之一的劳动力，其年龄结构的改变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较人口老龄化而言更具直接性。落后地区青壮年劳动力不断流出，形成的劳动力年龄结构老龄化区域差异现象，不利于地区间差距缩小，并容易形成区域差距引发年龄选择性人口流动，年龄选择性人口流动拉大区域劳动力年龄结构差距，并进一步扩大区域经济差距的恶性循环。因此，在研究“绝对收敛”和引入劳动力年龄结构变量的“相对收敛”模型基础上，收集了我国1982—2010年省际劳动力年龄结构数据，检验并测算了劳动力年龄结构对我国区域经济收敛速度的影响。

一、理论模型

以索罗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不同国家或地区最终会收敛于由各自基础经济结构决定不同的均衡状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条件收敛”。然而，在一个国家范围内，由制度决定的基础经济结构上的差异往往要小于国家之间的差异。因此，国家内部的收敛会更多的表现为“绝对收敛”。此外，国家内部的要素流动障碍要远远小于国家之间的障碍，受报酬递减规律作用和逐利驱动，生产要素会从丰富地区向稀缺地区流动，从而有利于缩小一国范围内不同地区间的差距。知识在一国范围内的传播较少受到来自语言、文化上的阻力，从而能在国内迅速传播，缩小地区间技术差距。鲍默尔（1986）建立了如下国内“绝对收敛”模型：

gy=α1+β1ln（y0）（1）

（1）式中的gy为一定时期内的人均实际收入增长率，y0为初始人均实际收入。存在“绝对收敛”时β1值为负，表明初始收入水平高的地区经济增长率较低，地区间收入差距存在缩小趋势；反之则扩大。

然而，我们已经注意到，发生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年龄选择性人口流动已经改变了地区间劳动力年龄结构，“绝对收敛”模型存在着不能对基础经济结构变化下的收敛问题进行有效解释的缺点。曼丘等（1992）在“绝对收敛”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均衡收入变量，建立了“条件收敛”模型：

gy=λ［ln（y*）-ln（y（t））］（2）

（2）式中的λ为模型中一系列参数决定的指数，λ的取值也反映了收敛速度的大小。y*是由基础经济结构决定的均衡人均实际收入，可将其分解为基础经济结构变量，从而可观测到基础经济结构变化对收敛速度的影响。本研究关注的是劳动力年龄结构区域差异对收敛的影响，所以将（2）式拆解为（3）式：

gy=α2+β2ln（y0）+β3ln（sk）+β4ln（sh）+β5ln（n+δ+g）+ β6ln（lnlb）（3）

（3）式中的lnlb为劳动力老龄化程度，用45-64岁年龄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衡量。如果β6为负，说明劳动力年龄结构老龄化造成均衡人均收入值减小，减缓了区域间收敛速度，也就是间接性的拉大了区域间差距，反之则是缩小。sk、sh和n+g+δ分别表示物质资本投资率、人均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口增长率、折旧与技术进步率三项之和，这三者通常被认为是决定均衡人均收入的重要基础经济结构变量。此外，比较（1）式和（3）中的初始人均实际GDP前的系数还可获得劳动力老龄化等基础经济结构变量对地区间收入差距影响的信息。（3）式中实际GDP前的系数是控制了地区间劳动力年龄化程度等基础变量下的区域收敛速度，也就是不存在地区间劳动力老龄化等差异情况下的收敛速度。如果（3）式中β2的绝对值大于（1）式中β1的绝对值，说明地区间劳动力老龄化等基础差异减缓了区域收敛，即拉大了区域差距。

二、数据来源与区域劳动力老龄化状况分析

1、数据来源

在理论模型（1）式和（3）式的基础上加上回归误差项，可得到验证是否存在区域间“绝对收敛”的检验模型和劳动力老龄化对收敛是否存在影响的“条件收敛”计量模型。现有的研究较少将劳动力年龄结构变量引入收敛模型，这与我国劳动力年龄结构数据较难获得有关。十年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和五年一次的人口抽样调查提供了我国所有省份人口年龄结构详细数据，尽管有完整数据的年份有限，但还是为本文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研究中各省老年劳动力年均增长率和人均人力资本存量由1982—2010年四次全国人口普查，三次全国人口抽样调查资料计算整理得到。研究设定1982年为初始年，该年的各省人均实际GDP由《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计算得到。物质资本投资率和人口增长率通过《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得到。

2、区域劳动力老龄化状况

数据整理不难发现，受生育率下降影响，1982—2010年我国劳动力年龄结构老龄化趋势明显，老年劳动力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从1982年的24.2%上升至2010年的32.7%（见表1）。应当指出的是，影响劳动力老龄化的因素与人口老龄化不同，主要体现在人均寿命延长上。人均寿命延长是造成人口老龄化的原因之一，但由于劳动力人口的年龄上限较低使其基本不受寿命延长影响，生育率才是决定劳动力老龄化程度的关键因素。

分区域看。20世纪80年代初期，生育率主导了我国东、中、西部的劳动力年龄结构。经济最为发达的东部地区生育率最先下降，劳动力老龄化程度也最高，达到了25.1%的全国最高水平，其次是中部的24%和西部的23.4%。然而到2010年，区域间劳动力老龄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间的关系与1982年相比明显不同。经济最发达的东部地区劳动力老龄化程度最低为31.6%，较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劳动力老龄化程度均超过了东部，分别为33.9%和31.8%。尽管这一时期东部地区仍然保持着全国最低的生育水平，但年龄选择性人口流动使得来自中、西部的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有效地缓解了东部地区劳动力老龄化，并成为这一时期我国区域间劳动力老龄化差异形成的关键原因。

从劳动力老龄化幅度上看。1982-2010年，我国老年劳动力比重上升了35.1%，东部地区上升幅度最小为25.9%，中部地区上升幅度最大达到了41.2%，其次是西部的35.9%。尽管市场机制会对要素稀缺程度做出反应，用资本替代日渐稀缺的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替代的出现，一方面需要一定的技术、资金和市场基础；另一方面，当劳动力年龄结构变化幅度较大时，资本替代可能赶不上劳动力年龄结构变化的速度，从而会进一步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

表1　　我国区域劳动力老龄化状况 （单位：%）

三、实证研究结果

根据“绝对收敛”模型（1）式和“相对收敛”模型（2）式，分别在不控制和控制劳动力老龄化区域差异等基础经济变量的基础上，对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收敛速度进行测算。结果表明，各省初始人均实际GDP前的系数均为负，也就是说，我国1982-2010年无论是全国还是东、中、西三个区域内部都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区域收敛，即初始收入水平低的省份在以后的时间里经济增长速度较快（见表2）。全国水平的绝对收敛速度为1.32%，东部、中部和西部的绝对收敛速度分别为2.22%、2.14%和2.33%。区域内部绝对收敛速度明显高于全国收敛速度，换言之，在全国总体收敛的同时，我国还出现了区域分化现象，分别形成了东、中、西三个不同经济发展层次的集团。

表2　　劳动力老龄化对地区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

验证社会基础结构对经济收敛影响的“条件收敛”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如果我国地区间基础经济结构相同，就会出现更快的全国范围内收敛，年收敛速度将达到2.81%。计算显示，基础经济结构上的不同对收敛速度的影响率达到了53.02%，也就是说，各省基础经济结构上的差异已造成我国收敛速度减缓一半以上，即间接性的扩大了各省间的差距。尤其是人均人力资本存量对全国范围内的收敛存在显著影响，人均人力资本存量上升将提高均衡人均收入水平，拉大当期人均收入与均衡人均收入间的差距，从而促进经济更快增长。劳动力年龄结构老龄化与经济增长速度间的关系是负向的，但没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一方面劳动力年龄结构老龄化降低了均衡人均收入水平，缩小了当期收入与均衡收入间的差距，使得增长减速。另一方面，我国区域间虽然存在劳动力年龄结构上的差距，且劳动力年龄结构老龄化严重的省份均衡收入水平较低，但目前这一影响还不十分突出。

在把我国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的区域“条件收敛”回归模型中，均证实了不同省份基础经济结构对收敛存在显著影响。东部和中部地区在控制了基础经济结构之后，收敛速度明显加快，证实了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内部，基础经济结构上的差异阻碍了区域内部收敛，影响率分别为22.11%和34.15%，低于全国水平。西部地区在控制了基础经济结构之后，区域经济不再是收敛的而是发散的，基础经济结构对区域内收敛速度的影响率达到了139.49%，这表明我国西部各省间的差距已十分突出。经济发达的省份凭借较好的经济基础继续保持高增长，落后地区受基础结构拖累，当前人均收入与均衡收入值的距离较近，增速缓慢。

劳动力年龄结构老龄化程度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为负，中部和西部地区为正，但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原因可能与我国目前劳动力数量依然庞大，就业压力未能有效缓解有关。此外，也可能是由于我国目前劳动力年龄结构老龄化程度还较轻，还未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有关。

四、结论与启示

研究在“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模型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检验了劳动力年龄结构老龄化对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结果证实，就全国范围而言，劳动力年龄结构老龄化降低了我国各省经济增长率，不考虑劳动力年龄结构老龄化变量时，收敛速度更快，加入劳动力老龄化变量后，收敛速度明显下降。尤其是西部各省在“条件收敛”模型中呈现出发散趋势，证实了我国区域差距扩大问题一方面来自于东、中、西部差距拉大，另一方面来自于西部各省间的分化。

目前，劳动力年龄结构老龄化未对我国区域收敛产生显著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力老龄化问题可以忽视。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劳动力年龄人口总量必将下降，《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5》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达到10亿左右的峰值，之后逐年减少。不再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加剧发展的区域劳动力年龄结构差距问题，无疑会对我国经济增长，尤其是区域经济差距产生深远影响。

本文建议，应顺应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人才培养，推进创新。研究表明，物质资本投资不再是造成我国区域间差距拉大的原因，人力资本因素尤其是人才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纳波特依据推动增长动力不同，将经济增长分为要素推动、投资推动、创新推动和财富推动四个阶段。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经济增长还处于第一和第二阶段的要素与投资推动阶段，形成了短期内的高速增长。进入新世纪后，上述两大推动力量日益受到来自模仿竞争挤压和市场需求容量的限制，增长推动能力不断缩小，经济增长率开始由技术进步决定的长期增长水平回归。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正处于创新推动阶段的门槛，积聚大量创新型人才的地区不仅将成为引导我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突出的人力资源优势还会吸引大量配套资源涌入。

因此，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应抓住人才推动增长的契机，重视人才培养、人才吸引和人才成长机制创新，以人才为突破口实现增长中的“后发优势”。首先，应在政策上为创新人才营造更为宽松的就业、创业环境，减轻创业、创新的后顾之忧。创业、创新往往具有高风险、高投资属性，是仅仅拥有知识优势和创新意识的人才无法应对的，缺乏风险分散途径，会在客观上限制人才创新行为。其次，应逐步完善科技成果转化领域的相关政策法规，充分保障技术在生产中的分利权，降低政策成本，使其更具操作性。最后，在重视基础研发能力，重视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前提下，营造鼓励创新、参与创新和勇于创新的社会氛围，调动全民创新热情。构建起由政府主导，融合社会多方面力量的创业、创新资源整合交流平台，为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铺设一条正规化、常态化的成长道路。

[1]Baumol，William.Productivity growth，convergence，and welfare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6，76（12）.

[2]N.Gregory Mankin，David Romer and David N.Weil.A contribution to the empirics economic growth[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2，107（5）.

（责任编辑：范曦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老龄化的区域经济差距效应 基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行为的研究，编号：71363013；中西部高校综合能力提升计划，农林经济管理创新团队建设，编号：HDZHSL201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