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柏

这些天最热闹的企业新闻中，不外乎两个：一华为；二万科。华为因其优秀，也由于任正非一改低调，从供应侧改变了与媒体的关系，上央视、接受新华社专访，免费使用了主流媒体的频道和版面资源，罕见地体现了央企也难以一一尽足的“范”。而万科则因为王石当年放弃了股权，在资本股权市场上正在遭受第一、第二大股东的夹击，整个管理团队面临被出局的危机。时下的万科，成了吵成一锅粥的一个槽点。

我无心讨论万科的问题。因为，事情还在发酵，网上经济学家、财经评论员、能干的自媒都在趁热打铁，发声发到了发烫的程度，此刻看或许是比说更有趣的事。可我想说华为。新华社采访任正非后，我又收到两个微信：一是曾在华为工作十年的朋友发来的关于“华为与任正非的必看十条”；二是华为副总裁宋柳平的“华为强大的知识产权是如何炼成的”。两个信息构成了一个信息链，促使我产生一个判断：某种意义上，华为可能是改革开放最具意义的一个成果，它证明了中国人和美国、德国、日本人一样，有能力办好一个现代企业。

这听上去，像是一句伟大的废话。但纵观100多年来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企业史和社会变迁史，产生一个华为这样的企业，的确是来之不易。首先一大二公制度约束下，中国人不能办企业。其二，计划经济所有制垄断下，企业的效率效能一路衰减，体制把人的活力几乎降低到零。企业生产什么、怎么经营、怎么分配效益奖金，甚至连修个厕所这样的事，都要听令上级机关下达的计划调拨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