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和平里有一家电影院，叫“第五工人俱乐部”，我在那里看到了《悲惨世界》，连续看了四遍，电影开头似乎有一行字幕，说，只要世上还有苦难，这个故事就还会流传。穷苦的冉阿让偷了一块面包，被判罚五年苦役。后来他变成了一个有钱人，乐善好施，还当上了市长，他帮助妓女芳汀，救助孤儿珂赛特。里面有个贪婪的坏人，名叫德乃第，他写信的时候问：“绝望的绝怎么写？”他的女儿回答说：“绞丝旁加色。”德乃第说：“绞丝旁放在左边还是右边？”我当时觉得这对话太有意思了，难道法国人会用汉字写信？后来，我看了雨果的小说。再后来，我在伦敦西区看到音乐剧《悲惨世界》的大幅广告，一个青年在街头堡垒中挥舞着红旗，跑去买票，才知道场场爆满，《悲惨世界》是全球上演次数最多的音乐剧之一。前两年，安妮·海瑟薇主演了《悲惨世界》，音乐剧中的那几个著名唱段顿时流行起来。如此说来，这个故事我反复看了三十年，它在我心中激发的道德震荡却越来越小，最早的那个少年，在电影院的木头椅子上，发誓要建造一个更人道的世界，后来是一个中年人，躺在沙发上，看音乐剧纪念版蓝光碟，惊叹于德乃第夫妇的那一段对唱，觉得这两个人也不那么讨厌，那个唱段太诙谐可爱了。

一般来说，描写苦难的作品会得到较高的评价。但在我读小说的过程中，那些描述苦难的现实主义小说越来越显得无趣。为什么会这样？我从来没认真想过。直到有一天，读到文学评论家特里林的一篇文章叫《惰性的道德》，特里林从一本美国小说谈起，那本小说的大概情节是，某个青年，本来在技校读书，看似有不错的前程，但父亲生病了，他不得不接手父亲的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