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可能很难意识到一部电影里竟然存在那么多的声音。在雾气和硝烟弥漫的战争片里，女孩奔跑时沉重的喘息声，士兵穿过浓雾时的沙沙声，路边火苗往上蹿的呼呼声，马蹄声紧接着并不整齐的脚步声，滚烫的子弹从湿漉漉的雾气中划过发出“哧”的一声，子弹接二连三地落下溅起泥土的声音……无论你是否留意，这些经由录音师细致设计的声音都可能在不知不觉间重构你的情感体验，完成更深刻的意义再造。混响师曾在一段几分钟的打斗画面下数出近1800条音轨。声音的高低远近、音色与质感、节奏的起伏、元素叠加的层次感……电影里的声音和变幻或许有一千万种。

一

录音师是有声电影时代电影声音的制造者。与冯小刚八度联手的录音师王丹戎习惯将“录音”解释为“声音设计”，他认为这样更容易把这个工种理解为一种艺术创作，是对整部电影声音的整体把控。2005年，中国电影录音界“大佬”陶经凭《十面埋伏》打败了同时提名的《哈利·波特》，获得电影声音创作方面的奥斯卡奖——美国电影声音协会颁发的“金卷轴奖”。他觉得赢之有理：“《哈利·波特》做的声音都对，但没有一点情绪，没有心，没有创造力。”

《金陵十三钗》里书娟被救的那一刻，佟大为一枪打在彩色玻璃上，“那就是一生当中最好听的声音。那块彩色玻璃碎了的时候，让人感觉那不是玻璃的破碎声，那是天使的铃声。”陶经剖析自己的设计，“《归来》里面陈道明偷偷回来见巩俐，敲门的那一瞬间。这个敲门的声音就要塑造陈道明的心理、巩俐的心理。到底开还是不开？让她不开的那一瞬间，她后悔了一辈子。”陈道明第一次回家，敲门的次数、节奏、轻重以及门的质感，陶经跟张艺谋讨论了5次，“最后动效部门的人快疯了”。

跟导演讨论难免会产生分歧，陶经觉得“没分歧没意思”。在陶经和王丹戎看来，对导演绝对服从不是真正的创作。但凡跟陶经和王丹戎合作过的人，都知道他们对细节的苛刻程度，甚至他们在圈内都以“贪”著称。对白指导程寅管王丹戎叫“王贪戎”，他总问王丹戎：“你太贪了，你要录多少条？”而王丹戎的答案是：尽可能多录一点。陶经的另一个徒弟肖京评价他是一位贪婪的设计师，“永远都在榨取”。拍摄《满城尽带黄金甲》时，为了录好一条踩碎花盆的声音，陶经找来两千多个花盆，让助理们一组一组踩碎，终于找到了他想要的“势不可当的声音”。

《金陵十三钗》里陶经要精心设计女学生们挣扎声的所有细节——每个人挣扎的强弱程度、用什么样的音色。活生生掉在克里斯蒂安·贝尔面前那个女孩摔死的声音，要能听到她的骨头可能碎了7根、她的头盖骨裂了。甚至包括日本兵撒的那泡尿，之长，之急，之后释然地舒了一口气，都是陶经的设计，因为“日本兵进城以后憋了三四个小时了”。

憋尿的时长、骨头摔断了几根，剧本里可不会写，需要录音师自己周全考虑、预先设计。这里头见功力，但这个功夫在声音之外。台湾声音大师杜笃之有一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都会观察人们的行为，因为行为会对声音产生改变，“比如有的人个性很谨慎，所以他走路像猫一样”。

二

录音这行，细分有很多活计：前期收音、后期剪辑、拟音、动效、录素材、混音等。早期的时候，录音师得一个人“一竿子到底”。《满城尽带黄金甲》里有一个熬很多药的中药房，这个熬药声不是一般中药能熬出来的，得在里面搁洗衣粉。但加完洗衣粉后泡沫太多，要再放点醋去掉些泡沫。在陶经看来，这只是一个录音师必须具备的常识。很多录音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却做不出相应的效果。

总会有各种原因，电影拍摄同期录不到或录不好的声音，这就得靠拟音师或动效师“无中生有”。

中影集团的拟音师龙岚为《泰囧》做拟音。王宝强给黄渤按摩的那场戏，有一个王宝强一巴掌扇到黄渤脸上的声音需要龙岚做。“找真人来录当然最好，但谁也不会让你那么弄啊。”想来想去，他找了块猪肉。“大概这么厚吧，”他边说边用手比画着猪肉的厚度，七八厘米的样子，“带猪皮的，但那皮太硬，真的太硬了，就翻过来，拿五花肉那面，‘啪，成了。”

与声音的其他细分工种相比，拟音师大概是最低调的了。片尾的演职人员表中常常会忽略掉他们的名字，甚至一些电影从业者也对这个行业认识寥寥。葛优的父亲葛存壮老先生有一次跟著名拟音师魏俊华说：“咱俩这么熟，我这还是通过电视节目才知道你这些声音是这么做出来的。”哪怕在中国电影最高产的时期，全国也只有17个拟音师，而现在广电总局在册的正规拟音师只有不到5人。

三

电影声音这个行当里的每一个人，都在以自己理解或认同的方式进行电影创作，并且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

杜笃之和他的公司花了非常多的力气收集整理已经做出的声音素材，他认为一个录音师的价值，不在于有多少设备，而在于你有多少资料库。他认为四川老奶奶骂人、隔壁家搓麻将这类真正有特色的声音只能靠自己收集。

陶经则推崇现场同期声，曾经用过的声音，哪怕获取的时候再辛苦，他也只是保留起来。这跟他对艺术的理解有关，“艺术就是你要展示的东西一定是全世界都没有的，而不是雷同”。

30岁的颜隆没去过几次夜店，因为刚入学时老师就提醒他们一定要保护好耳朵。他说：“我有的同学甚至还买那种隔音耳塞。他平时几乎都戴着耳塞，特别注意保护听力。”但是后来就发现，因为长期在大分贝环境下工作，到四五十岁之后，许多录音师听力还是很差。

但颜隆慢慢发现听力的好坏并不是决定性的，“作为一个录音师，主要靠的是注意力”，坐公交的时候，他会注意到汽车启动的声音，这种声音里的变化让他觉得有意思，而对普通人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提示信息而已。

令人惋惜的是，每次走进影院，那些录音师苦心孤诣铺排的奇妙动静及其背后隐含的叙事秩序，常常湮没在我们嚼爆米花的“嘎吱”声和周围人们的窃窃私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