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文

1935年，在出国热潮中，青年季羡林赴德留学，开始了十年羁旅生涯。在声名显赫的哥廷根大学，季羡林确定了印度学这一研究主向，并在此奠定了毕生学术研究的深厚根基。留德十年，烽火连天，二战的阴霾带给他深沉的异乡情怀与家国之思。

赶留学潮 做出国梦

季羡林生在山东，被称为“孔孟之乡”的地方。这方水土涵养了他厚重的儒家文化，也培植了他永远的“根”，在季羡林身上，这故土的根扎得特别的深。无论摇曳何方，他总是眷恋着这方故土，日久弥深。

季羡林生于1911年春夏之交，距离辛亥革命的一声炮响只有一个多月时间，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当过大清皇帝臣民，算是一个“遗少”。在小学和初中时期，季羡林跟着大孩子游行示威，焚烧日货和英货，情绪如疯如狂。“九·一八事变”后，他曾随清华同学卧轨绝食，赴南京请愿，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蒋介石。

实际上，“羡林很安静”，这是他出国前在国立济南高中任教时，校长宋还吾对他的描述，尽管懂点世故，聆听之下，心领神会，但季羡林却时时引“安静”为鉴戒，季羡林曾言：“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可见，“安静”背后，是季羡林的宽厚与原则。

季羡林留学德国，是在赶当时的“留学热”“镀金潮”。季羡林坦诚地说他当时是患了“留学热”的，而且其严重程度决不下于别人。但依照季羡林当时的条件，出国基本上是无门的。

当时有两条路可以出国：一条是私费，一条是官费，前者是富商、大贾、高官、显宦子女的“专利”，季羡林家境窘困，想都没有想，自嘲“癞蛤蟆压根儿不想吃天鹅肉”；后者人数极少，可谓 “比骆驼钻针眼还要困难”，况且当时的官费留学，只送理工科学生，社会科学受到歧视。在留学无门的情况下，季羡林应邀到了省立济南高中教授国文，每月一百六十块大洋的薪水可谓丰厚，但他依然做着他的“出国梦”。

正当季羡林一筹莫展时，母校清华大学同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了一个合同，对于渴望出国的季羡林而言，这无异于像一根救命稻草。然而，此时季羡林的家庭面临困境，这让他狂喜之余又不由得心忧如焚。出人意料的是，他的抉择得到了家人的支持，他们盼着季羡林能够在国外熬过两年，单靠着留洋镀金得个“翰林”。但世事难料，原本两年的留学日程季羡林却历经了十年磨难。

哥廷根与“橡树林”

离别对于季羡林来讲是刻骨铭心的痛。季羡林说，从前读《别赋》时，只是欣赏它的文采，然而今天自己竟成了赋中人。此情此景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1935年8月31日，朋友们在前门老火车站为他们送行，季羡林踏上了留学的旅程。从柏林到哥廷根，他到了朝思暮想的地方。

哥廷根有独特的魅力，哥廷根大学更是蜚声世界。一进城，季羡林就感受到了洋溢全城的文化气和学术气，仿佛是一个学术乐园、文化净土。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橡树林。哥廷根古老的城墙上长满了参天的橡树，无意中遇见，他喜不自胜。季羡林回忆：“后来，我常常到古城墙上来散步，在橡树的浓阴里，四面寂无人声，我一个人静坐沉思，成为哥廷根十年生活中最有诗意的一件事，至今忆念难忘。”

初到哥廷根，满怀希望的季羡林仍然一片迷茫。经过一番考量与权衡，季羡林最终选择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主系是梵文、巴利文等所谓印度学，副系则确定为英国语言学与斯拉夫语言学。

然而，学习梵文并非一帆风顺。这是一种在现在世界上已知的语言中语法最复杂的古代语言，形态变化之丰富，同汉语截然相反。季羡林感到了困难，但他却下决心要征服它。西克教授是读通了吐火罗文的世界大师，第一次上课，西克教授就对季羡林宣布他要把自己毕生最专长的学问毫无保留地全部传授给他，一个是《梨俱吠陀》，一个是印度古典语法《大疏》，一个是《十王子传》，最后是吐火罗文。

季羡林的毕业论文和考试，全部得了“优”，博士论文在当时颇引起了一点轰动。克劳泽教授是一位蜚声世界的比较语言学家，他对季羡林论文中关于语尾—mathe的一段附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因为据说在古希腊文中有类似的语尾，这种偶合对研究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有突破性的意义。

季羡林是安静的，而内心则是寂寞，甚至孤独的，尽管他有过美好的情感经历，但没有消解掉他内心深处对故国亲人的眷恋，在战争的阴霾下，这种思念变得有些沉重而凄凉。

哥廷根城外山下一片叫做“席勒草坪”绿草地。最初的几年，每到星期天，住在哥廷根的几个中国留学生就不约而同地到“席勒草坪”相聚，有时也到山中去游逛，见到中国人，能说中国话，真觉得其乐无穷，往往是在闲谈笑话中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别了，哥廷根

留学时期，“七七事变”爆发，半壁河山，沦于日寇铁蹄之下，家乡更是早为日寇占领，无法回国。“山川信美非吾土，漂泊天涯胡不归”。1942年，学有所成的季羡林尝试回国，皆因战事而不能成行，只得返回哥廷根，回到了他熟悉的研究所，专任教员，并继续钻研佛教混合梵语。此间，他写了几篇相当长的论文，颇有创见。

直到战争结束，季羡林才获得了回家的机会。此时，他在哥廷根大学的恩师哈隆教授已经给他在剑桥大学找到了一个位置，邀他到剑桥大学教授印度学，面对这个邀请，季羡林有些犹豫，毕竟剑桥大学是学者眼中的圣地，在他的心目中也是如此。季羡林写道：“我离家十年，家里没有得到我经济方面的资助，又如何度日？所以无论如何，英国剑桥大学我是不去了。”

季羡林离开的时候，德国已是满眼断壁颓垣。在德国住了十年的季羡林一想到要走，离情别绪立刻就在心底油然而生。他已经把哥廷根当作了第二故乡。哥廷根也没有忘记这位卓越的中国留学生。2008年哥廷根大学颁发证书，授予季羡林哥廷根大学杰出校友。

季羡林辗转瑞士回到祖国。到上海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跪下叩头，然后捧起了一把土，亲吻了一下说：“我的祖国，我终于回来了。”

1946年秋，季羡林回到北京，经陈寅恪先生介绍，到北大任教，季羡林到北大报到时，接待他的是代理校长傅斯年。傅斯年陪他去见当时的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在路上，傅斯年为季羡林讲起了北大的规矩，原来，即使是别的大学教授到北大来任教，也要先当两年副教授，他怕季羡林没有心理准备，产生思想包袱。季羡林说能到北大来就很高兴。

让季羡林没想到的是，汤用彤只让他当了一个星期的副教授。后来有人这样解释：季羡林在德国留学10年，用4年拿到博士学位，后6年实际上一直在做博士后研究工作。如此算来，回到北大只当一个星期的副教授也就足够了。

此后，季羡林在北大创建了东方语言文学系，并担任该系教授、系主任，做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被奉为“国学大师”“学术泰斗”和“国宝”，但季羡林却谦虚地请求人们摘掉自己头上的这些桂冠，并笑言道：“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几十年后，季羡林依然感念这段不寻常的留学经历，并以《留德十年》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