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话语气质”与“语言习性”
——“十七年”现代小说文本异动论纲
2016-09-28王应平
文艺评论 2016年6期
○王应平
新的“话语气质”与“语言习性”
——“十七年”现代小说文本异动论纲
○王应平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十七年”现代小说的修改再版工程可谓风动一时,影响深远。有学者借用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类型范畴”说作阐释:“文学中的流行样式的迅速变换,每十年就出现一个新的文学时期。”①也有学者从文学的界说上借鉴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的结论:“文学就是一个特定的社会认为是文学的任何作品。”②还有学者从刘勰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中考察原因,认为文学的特质及风行样式其实是随时代社会的变迁而依势演化。以上诸多观点见仁见智,聚讼不一。事实上,从社会语境、意识形态等方面考察“十七年”现代小说文本异动并不能完成其审美特质的深度合理诠释,福柯的话语理论与布尔迪厄的气质习性学说不失为一个切中肯綮的有益尝试。
一、话语场域中的气质转换
现代小说生存于纷繁复杂变换不定的大陆民国时段,从北洋军阀统治到国共合作与分离,从国民政府成立到停止国共内战的西安事变,从全国抗战爆发到日军接受投降,从双十协定的签订到新中国宣告成立,现代文学作家一直置身于权力场的变化转换与渗透组合之中,建国前诸如租界、边区、军阀割据、大后方、小后方、敌占区等政治地理区域也给意识形态的整合统一带来困难,事实上,中华民国从未达到一个能与新中国政令高度统一相匹配的局面。在此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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