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福东

阜 宁人徐桂林与妻子在沪西租了个房子，他早出晚归拉黄包车为生。妻子徐周氏则趁他外出拉活的间隙，与一个叫刘金祥的男子通奸。徐桂林渐有觉察。

1926年11月的一个早晨，徐桂林照常出去拉活，而后又特地返回家查验。恰好徐周氏已将刘金祥约来“奸宿”。房门紧闭，徐桂林遂破门而入，睹破奸情。

不料刘金祥情急之下，将徐桂林掀翻在地，用双手掐住他的咽喉，徐周氏则掐捏他的肾囊。徐桂林几遭毒手，好在他母亲徐孙氏赶来，大呼救命，闻讯而来的四邻，让徐桂林保住一命。他后来被送到医院救治，而徐周氏和刘金祥则被押送到了警署。

同样是1926年，住在上海杨树浦公大纱厂工房内的卢金标，面对的则是另一种情形。他听信了邻居陈紫洪的说法，认为妻子王氏与别人通奸，因此回家与妻子争吵，导致妻子“羞愤交加”，在房间内解带自缢身亡。

卢金标悔恨不已，向上海五区四分署报案，称陈紫洪言语污蔑，导致他误信而致妻子自杀。警察为此将陈紫洪拘拿归案。

这是90年前上海《申报》上的两起“出轨”案，类似的事件在当时并不少见。“通奸”的指控，仍带有强烈的道德压力，可以让一个人为之自尽；被抓现行者，出于自保的考虑，有时会不惜谋杀了亲夫。

1926年8月5日上午，苏州角直镇的郭王氏与邻居戴元发，经江苏高检厅监刑官验明正身，在行刑亭执行了绞刑。郭王氏和戴元发因在两年前的十一月十七日夜间，合谋趁郭王氏的丈夫郭心发熟睡之际，用刀将其杀死，而后弃尸该镇澄湖中。

此案后被警方破获，郭心法的尸体被打捞上岸，郭王氏与戴元发则先后被逮捕。最初，地方法庭判处戴元发死刑，郭王氏无期徒刑，被告对此不服提出上诉，原审检察官也以郭王氏处刑太轻提起上诉（抗诉）。二审的结果是，两名被告均处死刑。彼时是三级终审制，被告又提起上诉，但被驳斥。此案惊动司法部，由总检察厅呈奉指令覆准将二人处绞。

相较而言，在性观念更为开化的现在，类似的搏命抉择似乎要少得多。不过，那时也存在夫妻相互“诬告”的现象，但由于这种事情双方都不容易拿出有力“证据”，最后往往无果。

这一年的年底，在上海广宁庵出家的本照，就被居住闸北区的苏城人郑闻祥扭送到了四区警察一分署，同被扭送的还有郑妻郑孙氏。

郑闻祥控称，本照和尚与他的妻子通奸已非一日，今在庵中被双双捉获，请予追究。但郑孙氏则辩称，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奸情，是丈夫想要敲诈，将她送到庵内，她因此呼叫，丈夫“见事不谐，因此诬为通奸”。本照的供词与郑孙氏相同。这变成了一个葫芦案。

90年前，距离清王朝的覆亡已有15年，关于出轨偷情，这个人类最古老的欲望和禁忌，也呈现属于那个年代的特征，但在有些方面，它的表现形式又和现在并无二致。

可以确定为时代进步的是，通奸除罪化。与此相对应的是上海闸北的这起案例：三阳路周同兴纸匣店伙计俞阿二，年方21岁的妻子两天前失踪，他以听闻妻子与邻人袁二郎有染，可能被“诱拐”为由，报了案。袁二郎也因此被刑拘，送往地检厅究讯。换到今天，阿二的妻子两日未归，其疑似偷情的对象大抵不用担心被刑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