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冲突下的异族君主

2016-09-27刘广丰

决策与信息 2016年9期

[收稿日期] 2016-07-13

[作者简介] 刘广丰（1981-），

男，广东鹤山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

[摘要] 五代时期的北中国，在时间与空间上处于胡汉民族融合的关键时期。五代中后唐、后晋与后汉，都是由出身于游牧文明的沙陀人所建立，故沙陀君主自身，往往能够体现农耕与游牧两种文明的内在冲突。后唐明宗李嗣源是五代沙陀君主中的佼佼者，他作为异族君主，却十分尊重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并努力向中原儒家所期许的仁君方向发展。他在主政中原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且让农民受惠的措施。然而，在他的骨子里，依然能够找到胡人文化的特征，其中对继承人的确立以及对军队的管理，就是他自身游牧文化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 五代；后唐明宗；文化冲突；民族融合；农耕；游牧

[中图分类号] G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6）09-0101-12

中国历代汉文化与胡文化的冲突，实际上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农耕文明基本把劳动力固定在土地上，农民只有在安定的环境下，才能有效生产。若国家分崩离析，战乱频仍，则即便风调雨顺，也有可能颗粒无收。故此，稳定是汉族文化圈最为珍视的状态，而所有文化、道德与价值观，都是为这个状态服务的，因为对于以农业为生的汉人来说，战争与动荡是最大的灾难。游牧文明则不然，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决定了该文明下的民族、部族有非常大的流动性，他们的生存空间并非固定在一个特定的范围里。然而，当他们去到另一个地方想要落脚生存时，就不得不面对当地部族的斗争——如果不能打败对方，他们将不能获得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同样，他们也随时面临着外来的挑战——保卫已有的空间，也是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侵略与被侵略，已然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恶劣的自然环境，也是他们为生存而斗争的对象。因此，武力就成为他们最尊崇的价值。于是，他们所有的文化、道德、习俗也都服务于这种以武为尚的价值，如突厥人的“贱老贵壮”[1] 909，沙陀人的“左老右壮”[2] 6156，都是一个道理。

五代时期的北中国，后唐、后晋与后汉三个王朝就是由沙陀人建立的，而沙陀人在西域北庭的时候，就一直以游牧的方式生活。自沙陀金山之后，沙陀首领一直担任金满州都督，而所谓金满州，乃“无州县户口，随地治畜牧”[3] 1647。进入中原后，他们也没有立即摆脱游牧的生活方式，于是，范希朝“为市牛羊，广畜牧，休养之”[2] 6155。后来他们所居住的代北地区，自出雁门关后，一马平川，有广阔的草原地带，至今仍有大量的牧民在那儿牧羊。李克用的义子李存信，即被称为“代北牧羊儿”[4] 124，可见在唐末五代之际，依然有沙陀人生活在游牧文化之中。即便是后唐建国、首都定于中原洛阳之后，沙陀统治者依然认为羊马为其生存之根本。庄宗李存勖即曾对左右说：“我本蕃人，以羊马为活业。”[5] 1200统治者为蕃人，他们的部队中也有很多蕃人，故在沙陀三王朝中，胡汉文化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统治者本身，也成为这种冲突的反映。如后唐庄宗李存勖，本身倾慕汉文化，但骨子里却依然以胡人的游牧文明为主，故在他的统治时期，游牧与农耕两种文明往往发生冲突。

在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平衡上，后唐的第二位皇帝明宗李嗣源比庄宗做得好得多。前者即位时已经六十岁了，在战争与政治方面都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他可以说是五代时期仅有的两位明君之一（另一位是后周世宗柴荣）。而作为异族胡人，他之所以能够成为统治中原地区的明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中原汉民族农耕文明的尊重。但同时，在他身上依然能够看到游牧与农耕两种文明的冲突。

一、明宗对农耕文明的态度

对于游牧民族而言，马是最为重要的作战工具，庄宗时，即曾发生过因养马而侵夺民田的事件，这其实就是游牧与农耕两种文明冲突的表现[6] 9044。长兴四年（933）二月，明宗与当时的枢密使范延光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对话。其时，明宗问范延光整个后唐王朝所掌握的马匹数量，显然，这对以骑兵为主的沙陀王朝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范延光以“三万五千匹”对之，明宗叹道：

太祖在太原，骑军不过七千，先皇自始至终马才及万。今有铁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养士练将之不至也。吾老矣，马将奈何！

这是一种烈士迟暮的感叹，不过从这段话中，我们依然能够发现，在明宗朝，马匹数量飞速增长了400%，就此数据看，明宗对马匹的重视比庄宗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他比庄宗更聪明，懂得如何拓宽马匹的来源，比如向党项人买马[7] 462-463。作为主管军事的枢密使，范延光为明宗提出了自己的专业意见，他说：

臣每思之，国家养马太多，试计一骑之费，可赡步军五人，三万五千骑抵十五万步军，既无所思，虚耗国力，臣恐日久难计。

范延光的话起码给出两个信息，第一，王朝军队中骑兵的供给远远超过步兵，这一方面体现出皇帝对骑兵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进一步说明胡文化给后唐军队带来的特点。第二，则是养骑兵耗费太多，以致国力难以为继。也许在范延光这位汉族将领看来，步兵的作用并不比骑兵差，而且步兵所耗费的资源只是骑兵的五分之一，因此，即使不能大规模减少骑兵，至少也应该达到与步兵平衡的状态。以减少骑兵而节省下来的资源，可以武装起更多的步兵，从而让军队的数量有所增加。可见，范延光所谈论的都是军事问题，然而明宗接下来的回应，就有点离题了，他说：

诚如卿所言，肥骑士而瘠吾民，何益哉！[5] 601-602

从军事问题引申到民生问题，明宗的思维可谓跳脱。而在他看来，骑兵数量过多，所造成的危害并不单单是步骑数量不平衡的问题，而是影响整个民生；或者说，用减少骑兵所节省下来的费用，可以让更多老百姓过上好一点的生活。同一个回应在《新五代史》中的表述是“肥战马而瘠吾人，此吾所愧也”[4] 577！如果说，骑士与民尚且是人与人之间的比较，那《新五代史》中的描述，则直接说明明宗是将马和人作比较，而且他认为，肥马而瘠人，让他感到非常羞愧。

马跟人哪个更重要，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释。早在春秋之时，儒家代表孔子就已经提出，人比马更加重要。据《论语·乡党》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儒家思想发轫于中原汉族地区的农耕文明，而在农耕文明中，人作为主要的劳动力，当然比马更加重要。然而，之前提到庄宗拒绝为保护民田而另择地方牧马的建议，则完全说明他把马看得比民生更加重要，因为马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既是战斗力的体现，也是生存的保障。明宗为“肥马而瘠人”感到羞愧，说明他对农耕文明有所尊重，尽管此时已是他统治及生命的最后一年，而在此之前，他也曾尽力增加马匹的数量。还有一个事例能够说明明宗认为人比马重要，长兴三年（932）三月，有人隐瞒官马一匹，有司“论罪合抵法”，即当判死刑，明宗说：“不可以一马杀三人命。”于是“笞而释之”[5] 589-590。隐瞒官马，无非是私以获利，此罪在唐代，最重的刑罚是按最严重的盗窃论罪，“徒二年”[8] 127，277-278。从“论罪合抵法”的记载看，后唐对于隐瞒官马的刑罚就是死刑，比唐代重得多，当中应该也是有游牧民族对马匹较为重视的考虑。然而明宗却认为三人的性命比马匹更加重要，于是赦免了他们。这说明明宗对于“人与马孰轻孰重”的看法，并非流于空谈，而是真正付诸实践的。这至少说明，这位出身游牧民族的君主，正向仁君的方向努力，而仁，则是中原儒家思想中最重要的价值观。

明宗对于农耕文明的重视并非仅仅限于仁君形象的塑造，他是切实关心农业发展以及农民生计的。长兴元年（930）春，久未下雪，他即询问宰相冯道，后者答曰：“陛下恭行俭德，忧及蒸民，上合天心，必有春泽。”[5] 559这是冯道对皇帝的安慰，同时也是他对明宗作为的评价。据《新五代史》记载，这次久旱后，终于下雪了，皇帝“暴坐庭中”，命令武德司的人不得扫去宫中的积雪，说“此天所以赐我也”[4] 66。正所谓“瑞雪兆丰年”，如果久旱不雪，则意味着来年农业有可能歉收，明宗为此担忧，正显示出他对农业的重视，作为游牧民族的统治者，能如此关爱农业、农民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二、明宗颁布的重农减负措施

在明宗朝，朝廷颁布了很多措施以减轻农民的负担，而这些措施也在某种程度上解放了战乱中的劳动力，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首先是天成三年（928）弛曲禁的政策。所谓曲者，酒曲也，乃是酿酒的基本材料。自唐德宗年间朝廷开始榷酒后，民间即禁止私自造酒，故也不允许私造酒曲。酒乃中国民间常见的消费品，政府榷酒，说明其中利润之大；而民间不得私造酒曲酿酒，则不但让老百姓损失利益，也造成诸多不便——毕竟造酒曲酿酒对农户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是年七月，朝廷下旨曰：

应三京、邺都、诸道州府乡村人户，自今年七月后，于是秋田苗上，每亩纳曲钱五文、足陌。一任百姓造曲，酝酿供家，其钱随夏秋征纳，并不折色，其京都及诸道州府县镇坊界及关城草市内，应逐年买官曲酒户，便许自造曲，酝酒货卖，仍取天成二年正月至年终，一年逐户计算，都买曲钱数内十分只纳二分，以充榷酒钱，便从今年七月后，管数征纳。榷酒户外，其余诸色人亦许私造酒曲供家，即不得充私卖酒。如有故违，便仰纠察，勒依中等酒户纳榷。其坊村一任沽卖，不在纳榷之限。其曲敕命到后，任便踏造。如卖曲酒户中，有去年曾买官曲，今年因事不便买曲任开店者，则与出落。如睹新敕，有情愿开店投榷者，则不计旧户、新户，便令依见纳钱等户例出榷。此后酒户中有无力开店卖酒者，亦许随处陈状，其旧纳钱并宜停废。应诸处曲务，亦仰十分减八分价钱出卖，不得更请官本踏造。[7] 420-421

该敕命的颁布，缘于当时明宗出巡开封，洛阳有一族之人因犯曲禁而遭留守孔循诛杀。明宗既然不愿意“以一马杀三人命”，当然也不愿意看到因犯曲禁而诛杀一族之人[4] 474。他没有处罚身为枢密使、且为其亲家的孔循，但却是以一纸敕命弛曲禁，以作回应。这道敕命对于民间百姓可谓相当优恤，它把朝廷榷酒的利润收入划归两税后，即许民间造酒自给，不但减轻了普通百姓的负担，也让榷酒钱的征收手续大为简化。当然，从曲钱及榷酒钱的征收看，曲禁并没有完全放开，民间私自酿酒只能自给，如没有缴纳榷酒钱，则不得售卖获利。然而，对于违反者，也明确一旦发现，只需按照中等酒户纳榷酒钱，而非诛杀一族之人。实际上，这道诏令也是变相废除了相关的严刑峻法。然而，酒禁的改革并没有停止，长兴元年（930）二月，朝廷又再次下令，原来农户每亩征收五文的曲钱，“特放二文，只征三文”[7] 421，减税率达到40%，可以说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长兴二年（931）五月，朝廷又下旨对曲禁之令进行改革：“诸州府城郭内依旧禁曲，其曲官中自造，减旧价之半货卖。应田亩上所征曲钱并放，乡村人户一任私造。”[5] 578这道诏令虽然恢复了城镇地区的禁曲令，但免去依田亩数征收的曲钱，却进一步减免了农户的负担；而且从实际的操作看，也更为切实可行，毕竟城镇居民要造曲，就必须先向农户购买麦子等农产品，而农户则可自己生产这些东西。故此诏令实施后，“民甚便之”[6] 9158。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弛曲禁伤及地方利益，故很多地方纷纷上奏，认为乡村农户不须交曲钱，又可私造酒曲。而城镇酒户又到他们那里购买酒曲，而不买官曲，使得地方财政收入大大减少，故要求恢复旧法。是年七月，朝廷不得已而从之，改革失败[5] 581。虽然如此，新法实施几达三年，可算是明宗对农副业改革的一次尝试，而百姓也曾从中受惠。

其次是铸铁钱的征收。在此之前，朝廷是禁止民间铁器私造的，这有维持社会治安及稳定统治的考虑，然而，铁制农具本身也是农业中重要的生产工具，农民向政府买农器，一则成本昂贵，二则一来一回，极为不便。长兴二年（931）十二月，朝廷下令开铁禁，其诏旨曰：

今后不计农器、烧器、动使诸物，并许百姓逐便自铸造，诸道监冶，除当年定数铸办供军熟铁并器物外，只管出生铁，比已前价，各随逐处见定高低，每斤一例减十文货卖，杂使熟铁，亦任百姓自炼。巡检、节级、句当卖铁场官并铺户，一切并废。乡村百姓，只于係省夏秋苗亩上纳农器钱一文五分足，随夏秋二税送纳[7] 422。

就这道敕旨看，铁禁的开放及农器钱的征收，不仅方便百姓自铸劳动工具，同时也裁撤了一些相关的政府机构，使得政府开支缩减。此外，农器钱分夏秋两税共亩收三文，在某种程度上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当然，无论是弛曲禁还是开铁禁，均存在其不足之处。正如王夫之所言：“造曲者非必有田，有田者方待曲于人而不知造，无端而代鬻曲者以输税，共税之也何名？至于铸农器者，不耕而获农人之粟，哀此贫农，辍餐褫衣以博一器，而又为冶人代税。二者横征，而后农民之苦日积而月深矣。”[9] 1052换言之，尽管这两种政策乃惠民之策，但依旧存在着盘剥，尤其是一刀切地按田亩之数征收农民曲钱与农器钱，会让没有造曲铸器的农民无端多承担税收，造成不公。然而，王夫之也承认，曲禁、铁禁皆是前代遗留的弊政，明宗的改革是愿意触及这些弊政。而且，对铁禁的改革，很明显是吸取了曲禁改革失败的经验教训。曲禁改革的最后一步，是免去农民所有曲钱而任其造曲，这其实完全解决了王夫之提出的问题，因此“民甚便之”。但如此大的改革力度，必然遭到了地方豪强的抵制，最终导致失败。开铁禁虽然在征收农器钱方面会损害部分农民的利益——这种利益是可以通过其他方面弥补的——但这项改革本身稳健的步伐，也让改革更加持久。胡三省在《通鉴》注中，引宋代徐无党之言曰：“税农具钱，至今因之。”[6] 9188可见这项改革至宋代一直沿用。

除上述两项比较出众的改革外，明宗朝年间，朝廷还就田制问题作出过一些决定，或颁布了一些政策。天成四年（929），朝廷下诏农户自报所掌有的田亩数，不得隐瞒。这项措施说明，后唐朝廷有意掌握田亩数量的目的在于稳定财政收入。说明作为游牧民族的后唐王朝，已经把农业收入作为国家的主要收入。再如长兴二年（931）六月，朝廷要求“诸道观察使均补苗税，将有力人户出剩田苗，补贫下不迨顷亩”。这是一种均贫富的思想，也是农业私有制统治者常用的平衡方式。九月，朝廷下旨：“凡置营田，比召浮客，若取编户，实紊常规。如有系税之人，宜令却还本县。应诸州府营田，务只许耕无主荒田，及召浮客。此后若敢违越，官吏并投名税户，重加惩断。”营田是官田的一种，主要由地方政府经营。这道敕旨的颁发，乃因之前有地方政府招募编户耕营田，或者有编户因无法承担税收而投名于营田务。但如此一来，则意味着国家掌控的编户减少，从而导致税收减少。故明宗这道诏旨，乃重申编户必须在户籍所在之处经营自耕之田，而地方营田务不能侵吞民田，只能耕种无主荒田，并且只能招收浮客，即无税收任务的佃农或流民。此举无疑把农业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保障，从而将之稳定下来[10] 5626。当然，明宗的农业政策也并非一味为国家利益考虑，在有需要的时候，国家也会让利于民，以期农业更好地发展。如长兴三年（932）二月，朝廷下旨罢城南稻田务，原因是入不敷出，此后，政府用每年投资稻田务的钱“复其水利，资于民间■故也”[5] 588。

《册府元龟·田制》所载相关政策中，明宗一朝总共占有四条之多，乃五代各朝君主之首[10]5626-5627。尽管这种记载不一定全面，但足以说明明宗对农业的重视。《五代史阙文》曰：“天成、长兴间比岁丰登，……言于五代粗为小康。”[11] 2454-2455这种评价，说明明宗重视农业的举措，得到后世汉人的认同，而且对于明宗这样一位出身于游牧民族的统治者而言，这样的评价已经相当高了。

三、明宗身上体现的胡文化

明宗诚然在重视农耕文明方面做得比庄宗，乃至比其他沙陀君主更好，但若认为他是一位完全汉化，并以农耕为本的君主，那恐怕又失之偏颇了，因为他本人依然是一位游牧气息非常浓厚的君主，这从他的政策以及一些爱好中可以辨别出来。就如之前提到马匹数量的大幅增加，就说明他在马政发展方面比庄宗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此外，尽管《册府元龟》中记载他畋猎的次数只有九次，远远不及庄宗，但这并不说明他不爱打猎。《新安重诲传》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夏州李仁福向明宗进贡白鹰一只，这是一种猎鹰。安重诲代明宗拒绝了，并说：“陛下诏天下毋得献鹰鹞，而仁福违诏献鹰，臣已却之矣。”安重诲以为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但他离开之后，明宗偷偷让人把鹰取回，并且在洛阳西郊试鹰，他告诫身边的人说：“无使重诲知也。”[4] 252按《旧本纪》记载，此事发生在天成四年（929），而当安重诲劝谕明宗时，明宗还说了一个“善”字[5] 555。此外，据《宋史·张昭传》记载，“明宗好畋猎”，于是张昭上疏规劝，“明宗嘉纳之”[12] 9088-9089。从这些记载看，明宗对于狩猎并非不感兴趣，而是一种自我抑制再加上大臣的抑制。明宗比庄宗年长近20岁，他出身于军旅，长期作战于前线，对于民间疾苦知道得比庄宗多得多，人生经验显然也比庄宗更加丰富。因此，他懂得如何抑制自己的欲望，也懂得如何用合理的手段来平衡农耕与游牧之间的矛盾，更加懂得如何吸取汉文化中对统治有用的东西，而又摈弃他认为是虚浮无用的“糟粕”。《北梦琐言》记载了他对儿子李从荣说的一段话，正好说明他戎马一生，以及对汉文化的取舍：

吾少钟丧乱，马上取功名，不暇留心经籍。在藩邸时，见判官论说经义，虽不深达其旨，大约令人开悟。今朝廷有正人端士，可亲附之，■有益。吾见先皇在藩时，爱自作歌诗。将家子文非素习，未能尽妙，讽于人口，恐被诸儒窃笑。吾老矣，不能勉强于此，唯书义尚欲耳里频闻。[13] 349

明宗对农耕文明的重视，并没有为沙陀王朝带来稳定的局面。他于长兴四年（933）十一月去世，其后，尽管北中国依然有十多年时间处于沙陀人的统治之下，但却未能实现统一，反而在他去世之后不断发生王朝更替之事。欧阳修对明宗的最终评价是“夷狄性果，仁而不明”，把其统治期间的一些弊病归结于他个人的原因[4] 66；而《旧五代史》的作者，则认为他的主要辅臣安重诲没有“房、杜之术”，其子李从荣则没有“启、诵之贤”，认为“君亲可辅，臣子非才”，把明宗朝弊病的原因归结于大臣[5] 611。明宗本身固然有其问题所在，他的大臣中也有一些不才之人，然而，明宗未能开创北中国稳定之局，并非个人使然，当中还涉及到政局、制度、民族文化等等因素。曾国富先生认为：“五代时期，藩镇割据，将领专兵，皇权已大为削弱，统治阶级内部斗争错综复杂，此起彼伏，君主已失去从善如流的胸襟。在此形势下，即使如房玄龄、杜如晦之类贤能大臣在位，亦难以力挽狂澜。”[14]这是从政局方面来阐述北中国在明宗身后未能稳定发展的原因，比单纯归咎于个人作为的论述，更为深刻。就民族文化而言，李嗣源在位期间，至少有两方面的问题与此相关，而这两个问题，也是明宗身后沙陀统治下的北中国未能稳定的重要原因。

第一是立嗣的问题。明宗在位期间，并没有明确立谁为嗣。长兴四年（933）八月，也就是明宗生命结束前的三个月，太仆少卿何泽上奏明宗，请立李从荣为太子。稳定的嗣立制度，是中原王朝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早在周朝之时，嫡长子继承制已经建立，其后各代王朝，虽未必严格遵守，但皇帝生前嗣立太子，确实有利于王朝的稳定过渡。尽管欧阳修与司马光都批评何泽此时提出立太子之议，乃是“冀己复进用”，但其实明宗已经病重，并曾一度不能上朝，作为汉人的何泽提出立太子，是无可非议的事情①。然而，面对大臣请立太子的要求，明宗却是泪流满脸地说：“群臣请立太子，朕当归太原旧第耳。”[6] 9213中原汉人皇帝，甚少会有立太子后自己就得回家的观点，而明宗之所以有这种想法，乃因北方民族之中，一直有“左老右壮”的习俗。然而，朝廷政局本身就不如表面上看的那么稳定，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勾心斗角，这集中表现在帝位传承上。故三个月后，李从荣以为父亲驾崩，于是发动兵变欲图夺位，结果兵败身死，明宗也因此郁郁而终。而明宗之后的三任沙陀皇帝，分别是他的次子、养子和女婿，而他们之间的皇位传承，均闪现着刀光剑影，甚至血流成河，小康之局遭到破坏，而乱局又再出现。

明宗不立太子，除了因“左老右壮”的思想左右，害怕权力旁落外，还与北方游牧民族对于首领的选择有关。包括沙陀族在内的北方民族，在选择首领时虽然也会考虑血统世系，但当新的首领不堪大任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更换有能力的首领。明宗的情况也是如此。《五代史阙文》有一则材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明宗出自沙陀，老于战阵，即位之岁，年已六旬，纯厚仁慈，本乎天性。每夕宫中焚香仰天祷祝云：“某蕃人也，遇世乱为众推戴，事不获已，愿上天早生圣人，与百姓为主。[11] 2454

这段话似乎夸大了明宗的仁慈之心，但其文后来经过欧阳修剪裁，收入在《新五代史》之中，这至少说明它在当时广为流传，并为欧阳修所信[4] 66。无论是王■还是欧阳修，在记录明宗的这句独白时，都是从“仁”的角度去描述这位君主。然而，我们不能忽略的是，汉人君主一般以家天下为政治理念，甚少会希望在皇室之外再出一位圣人取自家而代之的。明宗如此祈愿，应该与其蕃人的出身以及经历有关。他本身也不是朱邪李氏的血脉，只不过是李克用的义子之一，而他能成为皇帝，除了沙陀集团内部的推戴之外，还跟其自身的能力有关。故此，除血统外，他更看重继承人是否贤能。他曾经有一位很优秀的儿子，但在魏州兵变时为元行钦所杀[4] 161-162。而在他生的几个儿子之中，以李从荣最长，李从厚次之，而李从益还没成年。他曾经着力培养过李从荣，但此子不甚争气，故不为明宗所喜。有记载说，李从荣曾经把自己写过的诗献给明宗，明宗拿给俳优敬新磨看，后者还保持着他在庄宗时代幽默讽刺的语言风格，他对明宗说：“勿讶秦王诗好，他阿爷平生爱作诗。”明宗听后大笑[13] 349。“阿爷”是古汉语口语中父亲的意思，故骤看这则史料，有点让人不明所以，因为其他史料表明，明宗根本不爱作诗。故此，敬新磨的这句话，不能看作是对皇帝的奉承。爱作诗的应该是秦王的干叔叔庄宗，再根据敬新磨一向的语言风格，此话应该是在讽刺李从荣不像是明宗的儿子，而更像是庄宗的儿子。从荣乃明宗小妾夏氏所生，而且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夏氏与庄宗有染。明宗听到敬新磨此话后大笑而不以为忤，只能说明他自己也认为李从荣不像自己，他迟迟不立从荣为太子，应该也是这个原因。至于敬新磨敢用皇帝的血脉来开玩笑，其实也反映皇帝不太在乎血统。明宗第二个儿子李从厚，即后来的闵帝，他即位之时才不到二十岁，年纪不大，政治经验也很不足够。明宗对他似乎没多少培养的兴趣，从天成三年（928）开始，他就被外放到各地当节度使，尽管这也算是一种历练，但同时也离开了政治中心[5] 613。

其实，明宗最喜欢的是养子李从珂，他从小就跟随明宗南征北战，与明宗的经历非常相似，不但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而且还有在多个重要藩镇为节度使的经历。庄宗定鼎中原、明宗夺位等事件，均有他的参与。明宗去世时，他四十九岁，正值盛年。从“国有长君”的角度看，他应该是最合适的继位人选。可是他最大的劣势，就在于他的血统，他不是明宗的亲生儿子，更不是沙陀人，而是汉人。长兴元年（930）四月，安重诲用计让李从珂失守藩镇，并欲借此罪名将他诛杀。《旧五代史》跟《通鉴》都认为重诲乃因私愤而欲报复，这是有一定道理的[5] 561-562、[6] 9167-9168。然而，欧阳修认为，安重诲欲杀李从珂的理由，是“从珂非李氏子，后必为国家患”[4] 253。欧阳修认为安重诲有这种考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前车之鉴，明宗不是朱邪李氏的血脉，却取而代之成为皇帝。李从珂在很多方面都很像李嗣源，而比起后者的那些亲生儿子，他确实优秀太多了。除安重诲外，宰相冯道、赵凤均要求加罪于李从珂，他们确实考虑到后者对于国家的威胁。对于汉族的政治文化而言，这种威胁是必须消除的。然而，明宗坚持要保护李从珂，也就是在他的坚持下，后者没有被杀，而只是软禁在京城家中。长兴二年（931）安重诲得罪后，明宗立即把李从珂放了出来，并对他说：“如重诲意，尔安得更相见耶！”[5] 576相惜之意溢于言表。笔者未能找到任何证据证明李嗣源有立李从珂为嗣的意图，然而很明显，安重诲等人的判断是正确的。明宗死后四个月左右，李从珂即率兵攻破洛阳，成为了后唐末帝。李从厚被废，李从珂即位，当中明宗遗孀曹太后的作用非常重要[5] 629-630，虽然她的意志不能代表明宗，但也没有人知道，她是否有受明宗影响。

第二是军风问题。后唐的军队既包括北方民族士兵，也有汉族军人。在唐庄宗时，有“蕃汉总管”的称谓，可见军队中少数民族的特色还是非常明显的。到明宗时，蕃汉之称谓已不用于禁军，取而代之的是六军诸卫以及侍卫亲军[16] 9，48，蕃汉混合的趋势愈加明显。然而在军风上，明宗并没有改变北方民族军人予取予求的习性。庄宗统治后期，由于内库由刘皇后掌管，故皇帝甚至拿不出必要的财物来赏赐给军队，魏州兵乱后来导致庄宗败亡，在某种程度上与其克扣士兵的粮饷及赏赐有关[5] 474-476。明宗则不然，他一直在军队基层带兵作战，知道军中疾苦，也知道如何让军人更加忠心卖命。当他在李克用麾下之时，“凡所赐与，分给部下”[5] 482。即位后，明宗立刻下诏：“其扈从将士及六军诸卫诸道行营将校等，委中书门下，次第甄奖。”此后，他在位期间，对军中将校士兵恩赏不断[10] 889，1404-1405。对军队的过度奖赏，本身是游牧民族的特性之一，李克用也曾放纵军队掠夺百姓财物，这其实也是一种赏赐的方式[6] 8692。明宗对军人不断嘉奖，说明他对军队十分重视。奖励军功，当然有助于提高军队士气，并巩固军人对皇帝的忠心。然而，恩赏过滥，则会导致军人骄纵，唯利是图。另一方面，大规模的赏赐，也会让国库耗竭，财政紧张。长兴四年（933）七月，明宗由于久病未愈，军中开始传播流言，为了稳定军心，朝廷“赐在京诸军将校优给有差”。不到一个月后，朝廷又“赐侍卫诸军优给有差”，《旧五代史》的撰者评论曰：“时月内再有颁给，自兹府藏无余积矣。”[5] 606明宗对军队的过度赏赐，可以说给他的儿子留下了沉重的担子，闵帝李从厚之所以继位四个月即被义兄李从珂击败，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士兵骄纵以及国库空虚。据《闵帝本纪》记载，李从珂自凤翔起兵后，李从厚派去镇压的尹晖与杨思权皆叛降，闵帝为了发动京城士兵西征，“乃出银绢钱厚赐诸军”。而当时因为明宗国葬之事，府库耗费甚多，此时再复赏赐军队，造成“府藏为之一空”。而士兵方面则更加骄纵，甚至拿着赏赐在路上宣扬曰：“到凤翔更请一分”，意谓到凤翔之日再让李从珂赏赐一次[5] 619-620。由此可见，在这种过度的赏赐之下，军队已经不受控制。

军风的另一个问题则是军人骄纵滥杀，往往造成无辜伤亡。前述孔循留守洛阳，因曲禁之事诛杀一族之人，即是当中明显的例子。还有一个事情，乃是发生在天成三年（928），是年正月，明宗颁下一道罪己诏，其文云：

朕闻尧、舜有恤刑之典，务贵好生；禹、汤申罪己之言，庶明知过。今月七日，据巡检军使浑公儿口奏称，有百姓二人，以竹竿习战斗之事。朕初闻奏报，实所不容，率尔宣，令付石敬瑭处置。今旦重诲敷奏，方知悉是幼童为戏，载聆谠议，方觉失刑，循揣再三，愧惕非一。亦以浑公儿诳诬颇甚，石敬瑭详覆稍乖，致人枉法而殂，处朕有过之地。今减常膳十日，以谢幽冤。其石敬瑭是朕懿亲，合施极谏，既兹错误，宜示省循，可罚一月俸。浑公儿决脊杖二十，仍销在身职衔，配流登州。小儿骨肉赐绢五十匹、粟麦各百石，便令如法埋葬。兼此后在朝及诸道州府，凡有极刑，并须子细裁遣，不得因循。[5] 533-534

诚然，从君德的角度看，明宗能够下“罪己诏”纠正已经发生的冤案，并且处罚相关责任人员，这确实是仁君的表现。然而，这种果杀、甚至滥杀的作风，又确实是北方胡人的作派①。从上述文段可以看到，“竹竿习战斗之事”在当时乃是死罪，在不知犯罪者是两名小童的情况下，明宗基本已经批准了浑公儿和石敬瑭的处置，可见当时律法十分严厉，洪迈对这起案件评论曰：“五代之际，时君以杀为嬉，视人命如草芥。唐明宗颇有仁心，独能斟酌悛救。”[17] 511洪迈肯定了明宗的“仁心”，但却也指出五代时期君主滥刑的现象十分严重。然而事实上，明宗只是在事后纠正，而没能够真正“悛救”；对于这起冤案的两名直接责任人，明宗给予最严厉的处罚也只是流配而已，石敬瑭作为明宗的女婿，甚至只是简单地罚俸一月。这种温和的处罚，不得不说是另一种形式的纵容。事实上，明宗本人也的确有好杀的习性。欧阳修曾经评论他曰：“明宗为人虽宽厚，然其性夷狄，果于杀人。”在很多案件中，若非枢密使安重诲劝解制止，很多人都会因犯小罪而被杀掉[4] 252-253。宽厚，是中原儒家文化对君主的要求，而果杀，则是北方胡人的性格特征，这两个形容词同时用于描述明宗一人，恰恰说明胡汉文化在这位皇帝身上显现出的内在冲突。

与军风相关的，还有藩镇问题。明宗未当皇帝时，历任多个藩镇，故对于地方藩镇的问题与难处都有所了解。此外，他能够在魏州兵乱中脱颖而出，成为后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也离不开藩镇的支持[6] 9092-9094。故此，他一上台，不但大肆诛杀宦官监军，而且还处死了庄宗朝臭名昭著的孔谦①。孔谦被杀后，宰相们向皇帝上了一道奏章，并获得批准，奏章云：

请停废诸道监军使、内勾司、租庸院大程官，出放猪羊柴炭户。括田竿尺，一依朱梁制度，仍委节度、刺史通申三司，不得差使量检。州使公廨钱物，先被租庸院管系，今据数却还州府，州府不得科率百姓。百姓合散蚕盐，每年只二月内一度俵散，依夏税限纳钱。夏秋苖税子，除元征石斗及地头钱，余外不得纽配。先遇赦所放逋税，租庸违制征收，并与除放。今欲晓告河南府及请道准此施行。[5] 492

当这道奏章成为诏令后，即宣告朝廷将放松对地方藩镇的管制，地方不但可以保有自己的财政，更可以摆脱中央政府的监控。就明宗即位时的形势而言，这种适当的妥协是必不可少的。然而，长期的放任，必定会导致地方藩镇权力过大，对中央构成威胁。明宗在位期间，也曾对藩镇政策作出过调整，某些政策初有成效，但依然存在局限性[18] 167-171。总体而言，明宗对节度使的驾驭还是比较有效的，起码在其任内并没有因节度使的叛变而威胁中央政权②。但其驾崩后，朝廷对藩镇就失控了，无论是闵帝李从厚还是末帝李从珂，都可以说是被藩镇推翻的，虽然当中还涉及其他因素，但藩镇势力之大，可见一斑。当闵帝李从厚府库空虚，无法拿出更多的钱粮来赏赐兵士时，李从珂即在凤翔“率居民家财以赏军士”，而他的军队到达长安之后，西京副留守刘遂雍也是“率京兆居民家财犒军”[5] 628。虽然这些举动有搜刮百姓之嫌，但也足见地方节镇在财力上的优势。

结语

明宗是一位仁君，较其他沙陀君主，他为稳定北中国局面所作的努力，是不容忽视的。而他所作出的一些改革措施，也是五代北中国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必不可少。他的一些局限与时代有关，也与他的民族出身及所认同的民族文化有关。胡汉文化的融合与冲突是五代时期北中国的主题之一，在时代的剧变中，不同文明之间产生冲突与摩擦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冲突，外在地体现于族群之间的斗争，内在地体现于历史人物自身的文化冲突，明宗本身就是很好的例子。明宗之所以能够成为明君，是因为他懂得尊重不同的文明与文化，并且知道如何在文化冲突中找到平衡。除明宗外，后唐庄宗李存勖、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与刘■等，均存在着这种胡汉文化的内在冲突。石敬瑭的问题在于外交，刘知远父子的问题则在于对汉族士大夫的态度，而李存勖更是两种文化的矛盾结合体。他们都没能够找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平衡点，故他们的统治都不算太成功。大臣当中，安重诲、冯道、桑维翰等人，其实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胡汉文化的影响，并在其自身内部产生了冲突，这也是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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