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维昌

抢救国宝晋王羲之上虞帖唐摹本始末

□孙维昌

The article introduces the whole story of how A Letter Written In Shangyu originally by Wang Xizhi in Eastern Jin Dynasty (facsimile of the Tang Dynasty) stored in Chinese Calligraphy Gallery in Shanghai Museum was well preserved throug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王羲之《上虞帖》

参观上海博物馆《中国历代书法馆》，人们往往都喜欢先鉴赏一下王羲之的书法珍品——东晋王羲之草书《上虞帖》（唐摹本）。这是为什么呢？其一，因为经过一千六百年的沧海桑田，能流传下来的已是寥若晨星，存世的墨迹大多为唐人钩摹之本，因唐距晋代相近，又钩摹逼真，故仍被视为“下真迹一等”的稀世之宝；其二，因为这件国宝级的书法珍品之所以能免遭湮没，重见天日，回到国家怀抱，其中还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

上海博物馆珍藏、展出的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上虞帖》（唐摹本）①，是千百年来流传有序的文物珍品，原先收藏在南唐、北宋、元、明等朝廷内库，从清初大收藏家梁清标时起，就流入民间，清末转到收藏家程定夷手里。解放后，被上海静安区的一位收藏家收藏。在“文革”初期，它被红卫兵造反派当作“四旧”从收藏家中搜出，辗转移交到上海市抄家文物图书清理小组的文物仓库里，被幽禁了三年。

1969年10月，林彪发布“第一号命令”，“要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人民解放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老百姓也进入“深挖洞”阶段。当时上海市抄家文物图书清理小组接到上级指示：要紧急处理查抄来的文物，将其中一级品文物从几百万件抄家文物中挑选出来转移，稍好的文物移交给上海博物馆，品级不够的就作价处理给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换取外汇。

令人遗憾的是，这件王羲之《上虞帖》（唐摹本），起初不知被何人鉴定为膺品，而被列入处理品中。幸亏在这批处理品出口前，需经过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海关出口文物鉴定组进行复查，让这幅字卷接受万育仁老先生（从事文物鉴定、传拓等业务专家）过目鉴定。当他接触到这件王羲之《上虞帖》时，反复观察研究，觉得它气息逼人，不会是件膺品，他还发现字幅上面有历代皇家典藏章，如“集贤院御书印”、“御书”、“双龙”、“宣”、“和”、“政和”、“宣和”等印都钤得很有章法，于是决定扣下来不发，准备带回市文管会，邀请有关专家再行研究鉴定。可是在“文革”中，市文管会、博物馆也是造反派掌权，当时的文物鉴定大师徐森玉、谢稚柳均被打入“牛棚”，而有的同志认为是仿品，因此只好“挂起来”以后再说，这一搁又是三年。

直到1975年，原上海博物馆馆长沈之瑜被“解放”复职，万育仁就抓住这个机会向他反映，请他主持组织有关专家对《上虞帖》重新进行研究鉴定。沈馆长当即同意，并且指示本馆一时不能鉴定的话，就派人送往北京故宫博物院邀请有关专家鉴定。正巧这时，上海博物馆书画鉴定专家谢稚柳也被宣布“解放”了。沈之瑜馆长就安排专人把《上虞帖》送到谢家，请他作进一步鉴定。当谢稚柳看到这一盎然古貌的字卷，眼睛遽然发亮，他仔细观看了字卷的书体、收藏印记和装裱形式之后，初步断定此卷是唐摹本。当时他拍手叫好，兴高采烈地说：“上海居然也有这么好的东西，那么我馆现在‘二王’（按指王羲之、王献之）都有了。虽然此卷为唐摹本，也应该作真迹看。”

《上虞帖》为硬黄本，纵23、横26厘米，草书七行，其文曰：“得书知问吾夜来腹痛不堪见卿甚恨想行复来修龄来经日今在上虞月末当去重熙旦重西与别不可言不知安所在未审时意云何甚令人耿耿。”②

当时谢稚柳对该字卷下方有方模糊不清的印记一时无法辩认，为了郑重起见，便提出将字卷留下来，让他再观摩研究十天。几天之后，谢老又重看这一字卷，终于看出那方隐隐约约的印章为“内合同印”朱文方印。这一重大发现，使谢老惊喜不已！因为在字卷的右上角和左上角，还有同一印文的“集贤院御书印”，（仅存半印）是十分清楚的。“内合同印”和“集贤院御书印”都是十世纪南唐时代的内府收藏印记，原来只见于书籍，未见于书画作品上。这两方印记的并存，确定无疑地构成了《上虞帖》在南唐的文物地位，而它的摹制时间应该推到更早的时代，即唐代。

目鉴，是对文物书画鉴定工作的第一步。此后谢老又查考文献和比照《淳化阁帖》摹本，对贴文的内容、流传经过以及它与《淳化阁帖》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翔实的考证和阐述，论证了现存的《上虞帖》为唐代的钩摹本，南唐和北宋时入藏内府，而且正是《淳化阁帖》据以摹刻的祖本。谢稚柳将这一研究成果撰写成论文《晋王羲之〈上虞帖〉唐摹本说明》发表于《文物》1977年第3期，将《上虞帖》公诸于世，引起了国内外文博界、书画界一大震惊！

谢稚柳生前说过：“《上虞帖》经历了千百年沧桑，幸未湮没于尘埃之中，得以重现于今日。羲之墨迹既久绝于世，唯此唐摹本，犹足为文物之精英，艺苑之瑰宝，是千百年后犹得令人想见王羲之五十之年的翰墨风流。”如今，我们感念沈之瑜、谢稚柳、万育仁三位博物馆界的老前辈，正是他们对国家文物事业高度的责任感，才使珍贵的《上虞帖》重现人间。

注释：

①《中国法书全集》中第2卷《魏晋南北朝》卷，文物出版社，2009年。

②谢稚柳《晋王羲之上虞帖唐摹本说明》，《文物》1977年第3期。

（责任编辑：郭彤）

The Whole Story of Rescuing the National Treasure of A Letter Written In Shangyu by Wang Xizhi in Eastern Jin Dynasty

Sun Weic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