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

1841年7月的一天，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的船遭遇台风，十多人被困在荒岛上。幸亏他们遇到一名中国水手，同意送他们回去，但收费3300元。此时中英正为鸦片战争打得不可开交，清廷采取金钱刺激手段：擒获义律赏洋银10万元，生擒白人士兵一名赏200元。

义律他们搭乘的民船开出没多久，便遇上清廷的官船。此时义律手下的两名英国人正在甲板上得意扬扬地吃午餐，船家慌忙把他们推入舱底，并盖上席子。官船可能已经知道有英军船只失事，便大声问船家看到了什么，船家轻松地回答说：“没有，没有。”就这样，义律死里逃生。

船家发了一笔小财，但与清廷的赏银比，连五十分之一都不到，他们傻吗？

其实不然，自1757年开放广州口岸，在广州的中英贸易记录中，基本找不到清朝商人向英国商人讨要欠款的记录。因为清朝商人明白，朝廷不可能为他们出头，反而会招来贪官们的觊觎。在一个不承认私有产权的国度中，官方的许诺根本靠不住。船家当然想多赚钱，可谁愿意招惹一个说话从来不算数的巨无霸？他宁可去赚少一点儿但稳当的钱。

在鸦片战争中，与这名船家想法近似的大清臣民并非少数。

“扬威将军”奕经密谋对英军发动偷袭，可当天晚上，一个未成年的中国孩子便冒着砍头的风险，将消息传递给英军。

英军占领宁波后，充当间谍的传教士郭士立被任命为“知府”，中国百姓知道他的名字，却执着地称他为“郭爷”，还为他写了一首意在赞美的打油诗：“自来官府断案不如郭爷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