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一个时期最重要的评价指标之一就是经济的增长状况，民国时期也不例外。当然相对客观地认识近代中国尤其是晚清民国的经济并非易事，因为对这样一个论题的认知需要有足够的审慎和思辨，而支持这些审慎和思辨的，是相对翔实可靠的数据以及科学的对比方法。对顺差逆差的理解要用经济学和历史学结合的视角去审视；而对合理参考系的选取能让我们更全面地看待问题。

关键词：顺差；逆差；合理对比；时间点

1 “顺差”和“逆差”的辨析

在一般的中国近现代史叙述中，贸易顺差（出超）和贸易逆差（入超）时常会被提及，像类似“鸦片战争前中国贸易顺差、之后就变成了逆差”的说法也很普遍，但如果细细考查一下，便会发现这种判断的背后其实还有深化讨论的余地。

首先我们要明白，即使在鸦片战争之后、一直到甲午战争，中国的对外贸易依旧保持着不小的顺差。而且在十九世纪的下半叶，由于中国的自产鸦片兴起，因为鸦片贸易而造成的逆差逐年递减；1891-1895这五年的顺差额年平均增长率约为26.4%，除却鸦片贸易的话，普通商品的顺差额从1891年的3450万海关两增长到了1894年的4670万海关两，“顺差占出口值的比重则从28%增至29.1%”。如果按照“顺差就是经济优势”这个思路来看，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经济不但没受到外力的恶劣影响，反而在稳步增长，这难道是在暗示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这段时间中国的国力实际上一直在增强吗？

显然这是严重有悖于常识的，正如后来我们都看到的，甲午之后，清朝的国力开始了“跳水下降”的过程，从1896年开始的贸易逆差一直持续着，民国以后则更为显著：从1896年到1936年，中国有35年都是在不断扩大的逆差，但逆差未必一定是坏事。

诚然，这样的逆差背后所反映的是当时中国经济的羸弱，而之前的“顺差时代”也表明彼时中国封闭、孤立的经济体系根本不能催生出强大的购买力，以至于除了购买一种被非常手段造就的“刚需”——鸦片之外，似乎没什么进口商品是国人消受得起的。可“逆差”的到来恰恰表明这样的情况有了改观：首先由于经济体系的被迫开放，外部的商品和投资都陆续光顾；其次，从进口贸易构成上看，生产资料、原材料和工业品都有了很明显的增加——同样增加的，还有在这一时段中国经济的总额以及人均额：从1894年到1931年，中国的GDP增长了3，52倍，而美国同期GDP增长仅1.98倍； 1887-1920年的人均GDP年增长率约为3.55%，1920-1931年约为5.62%。当然这个对比主要是以纵向为主，若横向来看的话中国的经济地位依然处于边缘，但增长幅度和速率之明显是不能被忽略的。当然我们还可以指摘民国统计之粗略不详，但那时毕竟已经产生了诸如海关统计、农商调查之类的数据，聊胜于无，总比类似“1820年中国经济占全球三分之一”的推论要可靠许多。

再回顾一下历史，汉唐宋與罗马在鼎盛时期可都是公认的“发达国家”，它们的贸易无一例外都是“逆差”——其实这种“逆差”的背后是“购买力优势”的显现，中国的货币甚至在当时流通海外成为“硬通货”，情况与今日的美国类似。但后来正是由于明清封闭的经济体系，中国“只卖不买”，“消费劣势”的出现导致白银流入，这恰恰是“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相对地位由盛转衰的体现”。

“顺差”未必是优势，“逆差”也一样，从甲午到民国的逆差时代其实是中国工业弱势地位的反映，但这种“弱势”不是恒定的，而是一种向着良性状态发展的“动态”，毕竟在经济体系开放后，资本可以流通和活跃——这与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进程有很大的一致性。

改革前的中国也同样封闭，而且同样一直有逆差，但这段时期的经济状况之差也是有目共睹的。但自从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之后，从甲午到民国的逆差时代几乎是重演了：一个在新中国成立后稀见的十余年的大逆差时代出现，1985年的逆差高达149亿美元，几乎超过了1949年后近30余年逆差的总和，但应该没人否认，这段时间中国的经济有了质和量的飞跃。

所以我们要对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中的“逆差”和“顺差”有一个清醒的认知，不能按照字面意思给出想当然的结论，“顺差”未必是好事，“逆差”也未必是坏事，民国时期的“逆差”比起甲午时期的“顺差”，从各个方面来看，实在都算是一种进步。

2 合理对比的重要性

要想评价一段时期的经济，对比是少不了的，但想要把“对比”做好却并不是那么简单，尤其是评价民国经济的时候，我们难免会受到“成见”的困扰而不能够给出相对合理的解说，但方法总是有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别国已有的方法我们不妨拿来试一试。

（一）纵向对比——时间点的选取和区域的一致

首先的问题是时间点的选取，以往我们总以1949年为基准来为之后的中国经济做纵向对比，但其实这样的方法是大有问题的，因为国际通行的方法是以战争前和平年代的最高经济水平作为基准点来对比的：苏俄统计自己的经济成就是以欧战前经济鼎盛的1913年为准，即使那时还是沙俄时代；而在统计二战后的经济成果时则是以参战前的1940年而非1945年为准；阿尔巴尼亚也是以参战前的1939年而非1945年作为基准。具体到民国的话，根据目前的共识，抗战前一年的1936年是民国时期中国GDP的最高峰，民国时国人生活水准相对“最不坏”的时候也是这一年。

还有一个事实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民国时期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完成实质的统一，譬如伪满洲国被日本控制，所以有一种说法认为，计算民国经济的时候不能把敌占区的经济算进去。这样的说法合理吗？

以前苏联为例，他们统计经济数据时是以“今（苏联）疆域内1913年”的经济总量作为基准——原因很简单，1913年沙俄的疆域与后来苏联的疆域有很大的差异，可只有确定一个不变量，即相同的疆域，这样的对比才具有更多的合理性；同理，苏联统计战后经济的基准是“今（苏联）疆域内1940年”的数据——虽然苏联的疆域在战争前后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沙俄在1913年还统治着芬兰和大部分的波兰，如果也算上这些地方的经济产值，则会使苏联的经济统计失真。所以虽然东北在1931-1945年不受民国政府节制，但若要在统计民国时期中国的经济成就是刨除东北，必然也将造成1949年后统计结果的失真。

明白了这个问题，我们就以铁路建设为例来看一下民国的经济建设到底如何。

诚然，由于内忧外患不断再加上经济和政治的割裂，民国铁路的最多里程究竟在哪一年还存在争议，但根据秦晖的考证，建国前中国曾建成并通车的铁路里程汰除重复是3.1847万公里，其中2.2550万公里即约70.8%建成于民国时代。还要注意，中国的通车里程在1949年末仅为2.181万公里，也就是说有10037公里的铁路在战争中被破坏。如果以1949年为基点，则从1950到1975这26年的铁路增长里程为2.4万公里——略长于民国时代的修建里程，而且“改革前我国建设的铁路有相当部分是重建、复建民国时期曾经建成后又毁于战火的线路”，当然新中国的铁路修建在质量上要强于民国很多，但这不能成为苛责前人的理由。

（二）横向对比——以印度为例

为了能更全面的说明问题，下面就以印度为例来比较一下民国时期的两国经济。

近年来常常被提及的“麦迪森数据库”其实在前现代的东西方对比上并不客观，但安格斯对整个东方世界的数据和解释都同样夸张，包括中国和印度，所以利用这个数据库做中印对比还是有参考价值的，根据他的数据可以看出，清代的中国人均GDP略逊于印度，但清末中国开始追赶，到1936年的时候中国人均产值已超过印度26.3%，之后虽然战乱不断，可即使到了1950年，中国人均GDP对印度的优势还依旧存在——1956年的时候这个优势才完全恢复到20年前的水准；再之后的困难时期使这个优势再次丧失，甚至低于清代的比值（这是两百年来中国经济相对于印度最差的时候了），改革开放后再次超过印度；然而要等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该比值才再次恢复并超越1936年的最优状态——这是一种很明显的波浪形起伏。

可以说，民国时代和平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不低于长期处于和平状态的印度，“在1913—1936年间中国经济增长明显快于印度：中国增长了将近四成，而印度增长还不到两成”，甚至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在工业化方面中国赶超了印度，尽管中国的工业化晚于英印，但在民国时期中国多数的工业品总量、人均量都达到了顶峰并超过了印度。

参考文献

[1] 陈争平：《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2]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3] 秦晖：《走出帝制：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回望》，北京：群言出版社2015年版。

[4] 秦晖：《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印经济发展的长时段对比》，《人文杂志》2005年第五期。

[5] 黄建忠：《国际贸易新论：现代国际贸易比较优势探源》，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6] A·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1820-1992》，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7] 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ed.），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Vol. 1， New York， White Plains： Kraus InternationalPub.1989. p.232.

作者简介

吕俊（1990-），男，汉族，河南南阳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中国史专业近现代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