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褚涉 飞立 程国进

阜阳国税局：一窝18贪官

文_褚涉 飞立 程国进

2015年6月4日，外逃近两年的阜阳市国税局原局长柴国良，欲从加拿大温哥华乘机潜回国内，在广州白云机场被缉捕归案。在柴国良外逃前后，阜阳国税系统的系列腐败案件已被挖出。一个上至市国税局局长下至一线税管员，囊括市、县、乡三级的国税贪腐网络，其规模在全国国税系统罕见。截至目前，已有18人落网，查出贪腐数额近亿元。

妻子“杀女举报丈夫”引出国税窝案

这起腐败窝案的案发，起于阜阳市经济开发区国税局副局长杨东升妻子“杀女举报丈夫”的悲剧。

2013年5月3日晚，地处阜阳市繁华地段的中央豪景小区发生一起命案：住户应某将13岁的女儿勒死在家中。作案后，应某打电话通知其夫——阜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国税局副局长杨东升其作案经过。

应某为何要杀死亲生女儿？据知情人透露，其夫杨东升早在阜阳市下辖的界首市工作时，就另有情妇和私生子。调阜阳工作后，仍长期在两个家庭间周旋，应某对此无法接受，精神崩溃。为了报复，应某向有关部门多次举报丈夫的贪腐行为，同时产生了“全家同归于尽”的极端想法，于是亲手杀死了自己的花季女儿。案发后，应某被鉴定患有精神疾病。

惨案的发生，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同时也使杨东升的贪腐问题得以公开。杨东升深感末日来临，仓皇出逃。其实早在一个多月前，阜阳市检察院在办理另外一起职务犯罪案件时，就已经发现该市国税系统存在问题，正暗地里收集相关证据，没有打草惊蛇。没想到一起事发突然的“母杀女”事件让侦办提速。

办案机关根据相关线索将杨东升的“铁哥们”——阜阳市颍州区国税局局长方伟（副处级）控制。方伟到案后，在交代自己问题的同时，不但提供了抓捕杨东升的线索，还检举了其他数人涉案金额共达2000万元以上的经济问题。2013年8月的一天，阜阳市颍泉区警方经过缜密侦查，在温州市鹿城区一小区内将潜逃外地的杨东升抓捕归案。

方伟、杨东升的落马揭开了阜阳国税腐败的盖子，二人的案情牵出众多行贿人，这些行贿人的供述又牵扯出更多的国税干部。在这期间，陆续有阜阳市国税局总经济师韩卫东、经开区国税局局长海军、颍泉区国税局局长王若冰、颍州区国税局副局长徐乃峰、颍东区国税局插花分局局长周天跃等人落马。

出逃国外不如回国做个“了断”

查处阜阳市国税系统腐败案进展迅速，而远在三百多公里外的铜陵市国税局局长柴国良此时坐立难安，柴国良虽然已从阜阳市国税局调任铜陵3年多，但昔日部下接连落马，让其感到形势不妙，惶恐不安。

2013年8月，柴国良出逃了，他先逃到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隐匿长达近两年之久。2015年6月4日，柴国良持假护照欲潜回国内，在广州白云机场被边防警察查扣。很多人恐怕难以理解柴国良为何要回国。其实除了想“隐身”回国打探消息的原因外，贪官在国外的日子也不好混，不如来个痛快了断，这是柴国良潜意识的回国动机。柴国良归案后向办案人员交待：“我从境外回国，下了飞机即被司法机关控制，我一点儿也不后悔。我深知迟早会有这一天，躲是躲不过去的。回想起在国外逃亡的日子，举目无亲、语言不通、孤独恐惧，整天想念我的小孙子，思念之苦不能言表，不如早点回来接受法律的制裁，这样我还能有早日和家人团聚的一天啊。”

至此，一个上至市局局长下至一线税管员，囊括市、县、乡三级的国税贪腐网络已基本清晰。

2015年2月14日，杨东升被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万元；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0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3万元；同日，同案审理的方伟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万元。

一个国税官员的贪腐轨迹

在阜阳国税窝案中，杨东升级别不是最高的，涉案金额也不是最大的，但他的贪腐轨迹却颇具代表性。

杨东升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界首市顾集镇农村，家境普通的他通过勤奋学习考上了县城高中。1982年，高中毕业的杨东升赶上了税务系统招考的好时机，通过招干考试成为一名税务干部。

工作之初，他积极上进，埋头苦干，不管是对纳税人，还是同事、领导，都热情诚恳，出色完成税收任务。凭着自身努力，杨东升很快获得领导器重，1993年3月，刚满30岁的他被任命为界首市国税局西城税务所副所长，由于工作业绩突出，接下来不到两年时间，又被调到界首市国税局颍南税务分局任副局长。仕途进步，权力更大，对一名公职人员来说是一件好事。但纵观杨东升的腐败史，更大的权力却变成了他人生中的一把双刃剑，就是在这个“分局副局长”的岗位上，杨东升迈出了腐败的第一步。

那是1995年，离春节只差几天。对于界首某食品厂负责人于某来说，年关是个难过的关：年一过，国税局就要核税，单位即将缴纳巨额税款。于某觉得国税局副局长杨东升平时为人“义气”，干事热情实在，容易接触，也许可以从他这找点门路。

于是，于某带上两箱自己生产的麦丽素巧克力和5000元现金，直奔杨东升家。杨东升绝不会为两箱巧克力所动，但5000块钱确实让他心动，这对当时一个月工资仅有几百元钱的基层税务官来说，相当于半年多的工资。他半推半就，忍不住上了钩，攫取了工作后的第一笔不义之财。年一过，于某食品厂顺利过关，少缴了许多税。

杨东升就是从1995年这个春节开始一步步走向更大的堕落，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腐败分子。从1995年春节到2012年9月份，在这17年间，杨东升单独收受、索取24人的贿赂176笔、328多万元，最大的一笔20万元；伙同方伟共同收受5人贿赂85笔，918万元，其中“贡献”最大的是商人徐某，共向杨东升、方伟行贿28笔、410万元，向杨东升单独行贿6万元。杨东升收受的钱财大部分是为当事人谋取国税业务利益。他的受贿地点主要在办公室，同时还利用春节等传统节日收受他人以“节日看望、人情往来”为由的贿赂，如2005、2006、2007三个春节期间，杨东升便在家收受贿赂21笔30多万元。

伴随杨东升17年的不间断受贿，他的职务却逐年进阶，从第一次受贿时的分局副局长，升至阜阳市经济开发区国税局副局长，边腐边升。

既是公开的秘密，又是联手的生意

2005年2月杨东升任界首市国税局副局长，两年后又被提拔为阜阳市经济开发区国税局副局长。随着权力加重，他已不再满足几千、几万的“小秋收”。开始把权力当作发财的工具，监守自盗，打起“骗税”的主意。

在杨案众多行贿人当中，没有一个不是奔着杨东升手中权力而来，界首商人孙某甲就是其中典型一例。此人头脑灵活，是经商的一把好手。早在2005年，孙某甲就瞄中时任界首市国税局副局长杨东升手中的审批大权，找杨合谋，利用废旧物资回收免征增值税的国家政策，成立废旧物资公司，与杨东升合谋骗取国家退税款。

公司火速成立，短短4个月内，两人捞得盆满钵满。因担心税票数额过大容易暴露，4个月后公司注销，但紧接着又如法炮制新成立了一家同类公司，又干了两个月。6个月内杨东升分得18万元和3000美元。

这种靠钻国家扶持优惠政策空子，内外勾结，把“骗税”当成生意经营，在阜阳国税窝案中大量出现。一度在界首、阜阳等地固废金属企业遍地开花，仅杨东升一人3年间就与12名商人“合伙”开办了18家固废企业，受贿200多万元。

2008年后，国家废旧物资税收政策调整，“骗税生意”开始向涉农产业转移。为支农惠民，国家规定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产品免征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收购免税农产品可享受13%的增值税进项抵扣，这13%即刻成为骗税者的操作空间。

光孙某甲就先后在阜阳注册成立了11家药业公司，为虚开骗税，用同样的“炮弹”击中了阜阳国税系统多名领导干部，分别向颍州区国税局局长方伟、副局长徐乃峰、企业科科长刘广生行贿560万元、46万元和14万元，向颍泉区国税局局长王若冰、颍东区国税局插花分局局长周天跃分别行贿164万元和25万元。

办案人员介绍，这些国税干部在纳税资格、税票发放、逃避检查、公司注销等方面为不法之徒提供便利，成为骗税的谋划者和分利者。有的国税干部拿走“合伙骗税利润”的三分之二，方伟曾同时接受孙某、程某、王某等人的药业、纺织、家具“皮包公司”骗税“红利”，月入达十几万元。

腐败路上的“铁哥们”

比杨东升年龄小4个月的方伟，案发前系颍州区国税局局长、党组书记，在调入阜阳市区工作之前，与杨东升是十几年的同事，而且方伟一直是杨东升的领导，同时也是“铁哥们”。

方伟不仅个人受贿1318万元，还与杨东升共同受贿918万元。杨东升、方伟共同受贿的行贿人，多是从界首来阜阳投奔二人开公司挣钱的，虽说方伟也认识这些人，但是出于谨慎的性格和对杨东升的信赖，他并不和这些人直接接触，而是由杨东升出面转达这些老板的诉求，并由杨东升打电话和老板们约好地点拿钱，杨东升再将分给方伟的钱送到其车里，简要说一下这是哪家公司的钱。在方伟的记忆中分得最多的一次有十五六万元，最少也有两三万元，具体多少次，对受贿老手方伟来说早就没有概念了。

除了在税收方面做文章，方伟的手还伸得很长，利用局长的身份影响帮人介绍生意从中得利。阜阳市某五星级酒店外墙装饰工程本已确定施工方，但方伟打电话推介商人付某的公司，酒店负责人考虑“国税局长的面子要给”，改与付某签订合同。经查，方伟多次为付某介绍生意，收受其贿赂19万元。

办案人员粗略计算了一下，方伟受贿行为始于2006年，持续到被有关部门查处前的2013年5月份，时间正好8年。在此期间，方伟单独收受44人403笔贿赂，平均每年收受164万多元，平均每个月收受13万多元。“真是权力用得转，月进十几万”。如商人程某某在2011～2013年期间，先后在阜阳颍州区办了7家纺织公司，为得到方伟在一般纳税人认定、发票领购和使用上的关照，程某某按每家公司每个月4万或5万的标准给方伟“进贡”拿钱，两年多下来共送给了方伟233万元。

而阜阳市颍州区国税局分管业务的副局长徐乃锋则“另辟蹊径”，用收“保护费”的方式谋利，前后受贿多达145万元。

从局长到科长都出了贪官

杨东升伙同空头公司骗税，徐乃锋坐收保护费，真是令人发指。而这些腐败税官中居然还有人主动上门，自报家门进行权力寻租，主动索贿。海军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海军涉嫌受贿罪一案时，公诉人指控海军索取和收受商人张某某人民币126.8万元、美元5000元和价值498842.94元人民币的奥迪Q5汽车一辆。其中，海军主动索取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5万元。

在18名贪腐税官中，职务最高的是市国税局的一名领导、市局班子成员、总经济师韩卫东。他的犯罪事实均发生在他在基层任职之时。也是利用职务之便，帮企业免税，从中收钱。如阜阳一香料企业数次被查账发现共需补税、罚款60多万元，因企业老板长期向市国税局总经济师韩卫东行贿，经韩打招呼，这些费用全部免除。

除了这些，韩卫东还吃、拿、卡、要，利用阜阳经开区一房产企业有求于他，帮助自己亲属以120万元的价格，购得该企业开发的市场价约190万元的别墅一套。其妻女开的车、海南游的花费，甚至家中衣柜、木地板、空气清新器等，都由各类企业买单。

杨东升、方伟、徐乃锋、海军都是各个局的局长、副局长，他们受贿，属下的小科长们也没闲着，也有“不俗”的表现。

肖英，是阜阳国税系统落马贪官中年龄较小、职务较低的女税务干部，长期担任阜阳市颍州区国税局税源管理二科科长，主要负责小规模纳税人的税源管理，具体应缴税款催报催收，处理一般性涉税违规行为等工作。就这么一位小小科长也“长袖善舞”，利用职权受贿。经法庭审理查明，2007年10月至2013年9月，肖英利用其职务之便，为他人在一般纳税人认定、协查进出口货物税收复函及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中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50多万元，被阜阳市颍东区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万元。

据统计，18名国税人员的贪腐案件，分别由7家检察院立案侦查、起诉。2015年10月16日，安徽省阜阳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决定，对安徽省铜陵市国税局原正处级调研员柴国良以涉嫌受贿罪向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这是这起窝案中最后一名被押上被告席的贪腐税官，除了杨东升、方伟、海军、肖英、徐乃锋外，阜阳国税系统贪腐窝案的其他犯罪涉嫌人也早已陆续被押上了被告席，接受法庭庄严审判，得到了他们应有的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