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锐观点

职位越高，越要夙兴夜寐工作，越要毫无私心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党和人民，越要按规则正确用权，谨慎用权，干净用权。

——日前，在首次公开出版的《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中，收录了习近平关于从严治党的上述语录。（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月16日）

习近平

过分强调严厉追责，虽然在一些个案中快意了恩仇，但是容易迫使其他冤案制造者不惜一切代价地阻挠冤案的平反，也就会导致后续冤案平反的难度极大地增加。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证据法研究中心主任易延友撰文指出，针对目前一些要求终身追责和严厉追责的呼声，他颇感担忧。要求严厉追责的观点自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询问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严厉追责的观点欠缺一定的正当性。（《南方周末》2月4日）

易延友

公务员工资改革是敏感而重大的议题，在舆论的解读惯性中，工资调整已经等同于涨工资。

——每到公务员调整工资，舆论总是一片喧哗。四川、内蒙古、吉林等多地2016年又将调整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工资的消息一出，很多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公务员今年又要涨工资了。对此，《新京报》发文指出，公务员工资结构需要调整。问题是，因为信息的不对称，以及人们的惯性思维，公务员工资调整的话题在舆论领域常常显得有些敏感。（《新京报》2月17日）

只要有合理的纠错机制，偶然失察导致官员“带病提拔”不可怕，可怕的是“边腐边升”“带病提拔”的闹剧一再上演，它隐喻着干部提拔任用机制出了毛病，这远比个别官员腐败更加严重，治理难度也更大。

——《京华时报》发文称，假如有一种外部力量对官员所犯的一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能够提前介入，抓早抓小抓预防，对阻止该官员继续滑向腐败深渊是有益的。（《京华时报》2月17日）

地方官场的江湖味由来已久，这是官场庸俗化的一个表现。这种江湖味发展到一定程度，很容易“黑社会化”。

——针对福建连城县四套班子中有三套班子的一把手落马，财政、公安等多部门主要负责人也相继落马的现象，北京大学廉政建设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如是说。（《中国新闻周刊》1月29日）

庄德水

一些官员越来越适应于“舒适地带”，越来越嫌弃艰苦。一句话，嫌贫爱富、喜舒厌艰、好逸恶劳。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唐任伍撰文指出，要摆脱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环境污染加剧、社会矛盾增加、国际压力变大的“旧常态”，就必须有一批吃得了苦、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啃得了硬骨、有改革创新激情的好官员、实干家。（《人民论坛》2月13日）

唐任伍

权力腐败是“国之殇”，腐败现象一再触动着社会公众敏感的神经，践踏着我们社会一直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冲击着我们的“社会良心”。

——在谈及我国的反腐败形势时，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表示，2016年，我们党坚持反腐败的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尺度不松的基本方略，并如是评价权力腐败。（《人民论坛》1月29日）

竹立家

只有建立起了让老百姓信服的问责制度，才能真正得人心。

——对于呼格吉勒图案追责结果，引发了社会“追责过轻”“走过场”等质疑。记者赵义撰文表示，人心的最终指向就是对于体制的信心。要让法律的阳光照到每一个人。（《南风窗》2016年第4期）

刑讯逼供是在任何理由、任何法律状态下都不会被法律认可、允许的行为，这是回顾旧事乃至谈论追责的底线。

——2月1日，海南陈满案终得无罪判决，23年冤狱得洗。针对此事，《南方都市报》发表社论指出，对昔日错误的念念不忘，显然不仅是因此受到伤害的当事人，可能还有顽固的机构记忆。事实上，这份顽固背后，依然是对法律、司法裁决的不尊重。（《南方都市报》2月6日）

不少贪官在忏悔时会说自己忽视法律学习、没有法治观念云云，而这只不过是他抱着一种“不知者罪轻”的侥幸进行的“装可怜”表演。

——官员忏悔早已成为时下官员落马之后的现象，对此，人民法院法官赵耀彤表示，对体制内的各级官员来说，“贪污受贿”“以权谋私”“与他人通奸”种种行径都是错的，这都是人所共知的常识。那些最终伸手被捉的贪官不是“不知道”，而是“做不到”。（《南风窗》2016年第4期）

知识分子尤其是政治学者以谈论政治为天职，但是有时因为受狭隘的甚至是虚假的政治观的支配，很多人谈的政治必然是不靠谱的，与“治国之道”背道而驰。

在谈及为什么总有人对中国政治产生误判时，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光斌表示，很多人关于政治尤其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判断，之所以一错再错，其中的关键原因在于他们的“政治观”出了问题。（《北京日报 》2月22日）

杨光斌

要在制度上鼓励地方官员积极作为，主动作为，敢于作为，有为者有位，让敢于担当者没有后顾之忧。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指出，在目前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都有非常多的改革政策措施急需落实的情况下，“为官不为”使政策梗阻在出台实施的“最先一公里”和落地生根的“最后一公里”，严重影响了改革效率。（《新华社》2月24日）

汪玉凯

应该制定一部改革促进法，把腐败跟改革过程中的试错分开来。因为改革一定要有试错，不让他试错，那怎么改革？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表示，改革中的试错不是腐败。行政过程要公开透明，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一些差错、错误，也不是腐败。人不是上帝，没有人可以保证我做的事情百分之百能成功，百分之百不失败。（《北京日报》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