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簪花仕女图》服饰年代新考

2016-09-24于静芳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陕西西安710119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 2016年4期

于静芳（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陕西西安710119）

《簪花仕女图》服饰年代新考

于静芳（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陕西西安710119）

《簪花仕女图》年代争论多围绕画中仕女的服饰展开。但已有的研究年代可靠的证据少。笔者以较多年代相对可靠的唐代至北宋墓室壁画、敦煌壁画上的类似女性服饰资料，同《簪花仕女图》服饰比较，考证更细致，从前人未曾关注的上衣系带、蔽膝等细节，得出附录《年代相对可靠与〈簪花仕女图〉类似服饰资料表》所示细节的发展规律：五代上衣系带从早期打结逐渐向中晚期不系发展，帔子早期到中晚期从有向无转变，提出了新观点：《簪花仕女图》服饰年代可能在五代918年至958年左右，服饰流行地域并非只有南唐，而是南北多地多国都有。

簪花仕女图；服饰；考

《簪花仕女图》年代考证，部分学者持唐代说，如杨仁凯认为是中唐作品［1］，徐书城［2］、李星明［3］认为是晚唐作品。另一部分学者持五代南唐说，如谢稚柳［4］，主要证据是南唐二陵出土陶俑发髻同《簪花仕女图》接近。孙机［5］主要证据是合肥南唐墓出土的步摇钗与《簪花仕女图》步摇钗类似。还有沈从文持宋代说［6］，认为是宋人根据唐人旧稿添画花朵而成。张鹏川著作《韩熙载夜宴图图像志考》［7］引证几座墓出土材料，认为《簪花仕女图》粉本成于唐末五代，北宋至南宋初期上彩并加图案和湖石。学者们讨论焦点是仕女的服装、发髻、首饰等的年代。因为女性服饰流行时间短，细节变化快，是常用年代参照物，所以考证《簪花仕女图》服饰年代，对于考证《簪花仕女图》年代极为重要。

各位学者的观点发人深省，但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有的学者以年代不确定的服饰资料作为主要论据来考证《簪花仕女图》年代，不够严谨。如以敦煌藏经洞所出《引路菩萨》绢画中的红衣女供养人作为年代参照物。杨仁凯认为，《引路菩萨》女供养人是中唐前的作品，并以此作为《簪花仕女图》是中唐作品的证据①杨仁凯《对“唐周昉簪花仕女图的商榷”的意见》见于《文物》，1959年2期，杨先生称《引路菩萨》为中唐作品，证据不足。。李星明认为，《引路菩萨》是晚唐作品，也以此为《簪花仕女图》是晚唐作品的证据②李星明《簪花仕女图年代蠡见》见载《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未考证《引路菩萨》年代，却称《引路菩萨》为晚唐作品。。但是《引路菩萨》本身年代就难以确认，未经严格考证，以年代不确定的作品为年代参照物得出的结论值得怀疑。

第二，由于类似《簪花仕女图》服饰资料稀缺，多数学者没有全面细致分析《簪花仕女图》服饰，作为证据的服饰细节太少，有以偏概全之嫌。如谢稚柳以南唐二陵的女俑高髻服饰类似以及辛夷花为证据，就认为《簪花仕女图》是五代南唐作品。可实际上，五代时期除南唐，北方以及南方地区不少墓葬的壁画或女俑也出现了类似服饰与高髻，如陕西后周冯晖墓砖雕女乐与壁画侍女服饰以及福建闽国刘华墓仕女俑服饰。张朋川对《簪花仕女图》服饰考证较前人详细，但还不够全面，没有注意如外衣款式、蔽膝、锦带等细节。

《簪花仕女图》上最早印鉴为南宋时高宗的“绍兴连珠玺”，这提示了成画时间下限为南宋高宗时期。综合各位学者观点假定成画时间段上限是中唐，下限至南宋，考证可靠成画时间需要找出更多年代可靠资料仔细考证《簪花仕女图》服饰年代。

笔者分析大量相关服饰资料后，认为可以分两步考证《簪花仕女图》服饰年代：第一步用年代比较可靠唐代至北宋墓室壁画、敦煌壁画类似女性服饰，同《簪花仕女图》仕女服饰比较，基本划分出中唐、晚唐、五代、北宋、南宋妇女服饰的主要区别，比较分析《簪花仕女图》更接近什么时代。第二步是重点，统计现存各种同《簪花仕女图》类似年代可靠女性服饰资料是什么时间，并找出时间与地域的规律。

结果很有趣，笔者对资料进行列表研究（见附表1），发现类似《簪花仕女图》年代可靠的服饰资料大多集中于五代至宋初918年至961年间，地域比较广阔，南北各地墓葬都有类似服饰资料发现，不能把这类服饰简单归于南方或北方的那个国家。

下面分类详细比较《簪花仕女图》服饰同年代可靠的类似女服资料。

一、上衣的比较分析

上衣包括外衣和内衣。《簪花仕女图》六位仕女上衣均较少见。其中五位穿对襟直领广袖透明纱衣，且是衣长过膝的宽松长款，衣前领缘有两根系带，在大腿部位打结（见图5左），衣两侧有开叉（从右手提衣领的仕女袖子下可以看到）。外衣上并未系腰带。外衣与内衣的搭配也罕见，外衣内未穿中单，内衣仅穿弧形的抹胸，腰带扎在高腰裙的乳下部位。

中晚唐常见贵族女外衣是襦衫。襦衫领型多样，有窄袖也有广袖，但襦衫多数短约至腰，①王贵元《说文解字校笺》，学林出版社2002年出版，书载：“襦，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短衣。”所以下摆大多扎进下裙，用腰带在胸部系紧。中唐时期例如829年河南安阳赵逸公墓壁画中的高髻仕女，穿外套半袖的广袖襦衫，内穿抹胸。虽看不到腰带，但是从裙子露出很多来看，广袖襦衫较短。建于839年莫高窟231窟，阴处士父母供养女像，穿红团花襦衫，衣袖中宽②“衣袖中宽”在本文中特指女外衣衣袖比初唐女襦衫的窄袖宽，但比《簪花仕女图》仕女外衣广袖窄的衣袖宽度，约为广袖的三分之一。下文中“衣袖中宽”词义相同，故不再注释。，下摆扎进蓝色高腰裙，内穿绿中单③段文杰、樊锦诗主编《中国敦煌壁画全集》7敦煌中唐分册，辽宁美术出版社，图版说明59页。从榜书可知供养像为阴处士父母供养像。据《沙洲文录·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修功德记》，可知此窟是阴处士的功德窟，建于839年。。晚唐时期常见贵族女上衣，如晚唐莫高窟156窟，张义潮夫人《宋氏出行图》壁画中宋氏夫人的直领襦衫［8］，衣袖中宽，下摆扎进裙内，内穿白中单，在胸部系腰带。由此分析《簪花仕女图》仕女上衣与中晚唐常见贵族女上衣长短与穿法差别较大。但中晚唐已有外衣内穿抹胸的穿法。

五代时期是唐代向宋代女服演化的新旧交替过渡期，女服继承了部分晚唐款式，也出现了一些新款。

918年，四川成都前蜀王建永陵棺床壶门内浮雕女乐伎的广袖上衣均比较短，下摆用腰带束进裙内，衣外披云肩。④见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王建卒于光天元年六月，葬于十一月。永陵不远处发现的王建后妃墓出土一女性石像（见图1），石像服饰与《簪花仕女图》五仕女服饰颇为接近，特别是外衣，也是对襟直领长款，胸前有丝带，打结系着，衣袖略窄于广袖。从葬式、哀册以及文献等推测这座墓可能是王建皇后周氏墓⑤虽无墓志等直接纪年材料，张亚平《前蜀后妃墓应为前蜀周皇后墓》从葬式、哀册以及文献等考证此墓为前蜀周皇后墓。仍是值得重视的材料，可备参照。，王建死后几个月周氏悲伤而死，据此推测，这座女性雕像的年代为918年或略晚。

924年的河北曲阳王处直墓壁画女性穿的上衣，［9］大多接近中晚唐常见款式，交领短襦衫，下摆束进裙中。比较特殊的是西耳室北壁的侍女与东耳室南壁持拂尘侍女的外衣，都是交领右衽，长过膝盖，在胯部扎腰带。同《簪花仕女图》中唯一的持扇侍女外衣款式相仿，都是身份较低的侍女外衣。不同的是，《簪花仕女图》持扇仕女的衣袖宽大，胯部腰带打结在前面下垂，而王处直墓壁画两位侍女的衣袖比较窄，胯部腰带打结在侧面。

图1　前蜀后妃墓石像李清泉提供

图2刘华墓女俑

930年的福建闽国刘华墓出土仕女俑的外衣（见图2），在《五代闽国刘华墓发掘报告》中描述如下：“穿对襟广袖外衣，长仅过膝，两下侧开衩……露抹胸”［10］。除了因为女俑双手合于胸前而看不到外衣是否有系带外，女俑外衣的款式及穿法均很接近《簪花仕女图》五女的外衣。另外，江苏省邗江蔡庄五代墓出土的木制女俑，抱面高髻，脸型圆胖，身穿直领对襟广袖长外衣，同《簪花仕女图》五女的服饰发型类似。据《江苏省邗江蔡庄五代墓清理简报》考证此墓可能是五代杨吴葬于930年的寻阳公主墓［11］。

建于945年的五代陕西凤翔县李茂贞夫人墓［12］，出土的妇人启门砖雕的妇女外穿长款直领及膝长款对襟外衣，内穿抹胸长裙。只是看不清前面是否系带。不同的是砖雕妇人的衣袖中宽。

958年，陕西彬县后周冯晖墓［13］，砖雕和壁画中侍女外衣同《簪花仕女图》五仕女相仿。冯晖墓甬道西壁砖雕筚篥女乐与排箫女乐的外衣直领对襟，长过膝盖，在前面腰腹处系带打结，两侧也开叉。冯晖墓壁画侍女的外衣也是对襟直领长款，两侧开叉，衣袖中宽（见图3）。但是墓室北壁壁画持拂尘的侍女外衣却看不到打结的系带。看来这种长外衣系带可以打结，也可以不打结敞怀披着。冯晖墓砖雕侍女与《簪花仕女图》仕女外衣不同的是，前面的系带位置比较高，衣袖较窄。总体来说两者款式大致相同。冯晖墓砖雕女乐和壁画侍女长外衣内着红抹胸的搭配方式也接近《簪花仕女图》。

江苏南唐二陵出土女俑制作年代基本确定，从出土哀册可知为五代南唐开国皇帝李昪墓及南唐中主李璟墓所出［14］，史载李昪死于943年，而李璟死于961年［14］。多数女俑穿广袖长款外衣，衣内穿抹胸的穿法都与《簪花仕女图》相似，只是未系带，直接敞怀披着。

辽墓壁画也发现类似外衣，内蒙古宝山2号辽墓壁画［15］《诵经图》仕女对襟直领广袖长外衣也与《簪花仕女图》相似，内穿红抹胸的搭配方式也接近。从2号墓出土有契丹小字的石头可推测此墓稍晚于923年建①齐晓光《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壁画墓发掘简报》载于《文物》1988年第1期，文中称契丹小字创制时间晚于契丹大字（神册五年920年），由耶律阿保机弟迭刺（926年于东丹国左相任内病故）920年至926年间主持创制，故推断2号墓建造时间稍晚于923年的1号墓。壁画虽无准确纪年，但可备参考。。958年建的北京赵德钧与妻种氏合葬辽墓［16］，其中有两幅侍女壁画也有与《簪花仕女图》类似的画风与服饰，其中一位托盘侍女据发掘报告称穿长衫，从临摹图看长衫为广袖，直领对襟，內着抹胸。

宋代女性最典型的上衣是褙子，例如河南郑州登封黑山沟北宋墓（1097年）壁画中妇女［17］，外衣穿侧面开衩的直领对襟外衣可能是褙子，衣袖中宽，长度及膝，衣内穿抹胸，系长裙。褙子的款式与穿法与五代冯晖墓壁画侍女的外衣类似。另外，南宋福州黄昇墓（1279年）出土一件素罗广袖直领外衣实物［18］，及膝长款，前面未系带与南唐二陵女俑服饰接近。

由以上相近外衣款式及穿法发展顺序来看，918年王建墓棺床浮雕女伎乐与924年王处直墓砖雕与壁画侍女均未穿长款直领对襟外衣。略晚于918年的王建后妃墓女坐像外衣为长款直领对襟，是目前发现年代可考资料中较早的，说明这类外衣918年左右开始流行，这一时期这类外衣在胸前系打结长带。绘制时间晚于923年的宝山2号辽墓壁画《诵经图》和930年闽国刘华墓女俑，以及江苏省邗江蔡庄五代墓女木俑也发现类似长外衣。除了看不清是否系带的资料，958年，五代冯晖墓砖雕女乐长外衣有打结的系带，壁画侍女长外衣未见系带。958年左右，已处于系带与不系带交替混合期。南唐二陵女俑长外衣未系带。接下来宋代褙子与广袖长款外衣多见不系带。这也证实了宋人程大昌对褙子的记载：“今世好古而存旧者，缝两带，缀褙子，掖下垂而不用”［19］。宋人为了仿古人服制，在腋下缝两条带子，但是垂而不用。宋代女褙子很可能是由五代这类长款女外衣演化而来，类似《簪花仕女图》五仕女有系带并打结长款外衣形制较早，可能不晚于958年。

从画风来分析，北宋穿褙子的仕女画已经流行消瘦造型，如上文提到的河南登封黑山沟北宋墓（1097年）壁画中妇女。《簪花仕女图》画风却是丰颊肥体。五代时期仕女画风格多样，有如冯晖墓壁画侍女与李茂贞夫人墓砖雕妇人，面如满月，体型却不很胖的画风；也有的五代仕女造型保留了唐代的丰肥之风，有如闽国刘华墓与南唐二陵仕女俑那样脸型圆胖，体型丰满。所以《簪花仕女图》丰颊肥体的仕女画风与系带对襟长外衣的搭配可能不晚于北宋初期。

由此推测出《簪花仕女图》五女上衣，包括系带对襟长外衣款式和内穿抹胸的穿法，流行的时段大约在五代918年至958年，之后逐渐流行不系带上衣。流行地域很广，南北方各国各地区均有。

图3　冯晖墓壁画持巾侍女

图4　南唐二陵女俑

图5　《簪花仕女图》拂尘仕女蔽膝（左）冯晖墓壁画侍女蔽膝（右）

二、发型、发饰与蔽膝的比较分析

《簪花仕女图》中持扇侍女发髻，两大组中还有小的分组。还在两组发髻根部各扎红色锦带。958年，冯晖墓室东壁持巾侍女梳头顶分两个球形的发髻，且扎红色锦带垂于脑后，与《簪花仕女图》持扇侍女相近。宝山2号辽墓壁画《诵经图》中持扇侍女的发髻也是头顶分两个球形，与冯晖墓持巾侍女发髻类似，不同的是《诵经图》持扇侍女两组发髻根部各用红锦扎小蝴蝶结。在分成两股的发髻上扎红锦带作为装饰可能是五代侍女比较流行的装扮。

《簪花仕女图》五女均梳高髻并簪花，学者们对此高论颇多，抱面高髻和簪花流行时间比较长从盛唐至北宋，所以笔者对此不赘述。但是抱面高髻、繁杂的头饰花朵以及直领对襟长外衣能结合在一起出现的时代，从现存年代可靠的服饰资料看还是五代时期多，特别是南唐二陵与福建闽国刘华墓女俑的服饰发型都是很好的例子。

《簪花仕女图》持拂尘逗狗的仕女红裙下露出的白色绣花布片可能是“蔽膝”。蔽膝在唐代女性服饰中少见，史书所载皇后与命妇的朝服和祭服等礼服用蔽膝，但唐墓壁画与敦煌石窟唐代壁画中的皇后与贵妇的礼服都少见蔽膝。在舞女与宗教天女服饰中偶尔可见。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的一个唐代舞女俑有此类装饰［20］。舞女俑的蔽膝边缘有羽状三角装饰，是特殊的舞服。南唐二陵中有个舞女俑的蔽膝也有羽状三角装饰。而《簪花仕女图》拂尘仕女在红裙下穿白色有团花的蔽膝，其下摆为五瓣圆弧形，完全不同于舞服蔽膝，十分罕见。

无独有偶，五代冯晖墓壁画墓室东壁持巾侍女、持盂侍女以及墓室西壁抱蒲团侍女都在裙子上扎了一条有团花花纹的白色蔽膝，布片下摆呈三瓣圆弧形，与《簪花仕女图》拂尘仕女的蔽膝色彩、花纹、款式都极接近。

三、衣饰花纹比较分析

外圈有晕染效果的团窼在《簪花仕女图》仕女裙上很引人注目。冯晖墓壁画墓室东壁持巾侍女红色上衣的团窼花纹（见图6左一）同《簪花仕女图》持蝶仕女裙的红色团窼（见图6左四）类似，纹样都是中间大花，边缘画叶。

图6　左一冯晖墓壁画持巾侍女上衣团窼左二冯晖墓侧室壁画团窼左三《簪花仕女图》提衣领仕女裙上团窼左四《簪花仕女图》持蝶仕女裙上团窼

冯晖墓侧室壁画有更相似的团窼，可能是表现红色锦帐幔上的团窼，外圈也有晕染效果（见图6左二）。其与《簪花仕女图》提衣领仕女裙上团窼花纹（见图6左三）都由两枝花对角回旋分布构成。张朋川认为这就是“喜相逢”的纹样，最早出现在冯晖墓中，流行于辽金时期。［7］赵丰著作《敦煌丝绸》中认为：“喜相逢”纹样是：“两只鸟或兽头尾相接回旋排列而成的小型团窼”［21］，晚唐已出现。五代冯晖墓壁画类似纹样不是由两只鸟兽构成，而是由两枝花构成，说明五代流行的类似纹样有了新变化。《簪花仕女图》上出现纹样、色彩同冯晖墓壁画如此相似的花团窼说明五代已经开始流行此类图案。

值得注意的是持巾侍女外衣上的团窼没有随衣褶转折，这一点也同《簪花仕女图》团窼画法相像。

《簪花仕女图》持蝶仕女帔子上有鹤与花枝或流云纹，提衣领仕女帔子上有鸾凤纹。带项圈仕女、逗狗仕女以及持花仕女帔子有穿枝花纹。张朋川认为，《簪花仕女图》帔子的穿枝花流行于宋金，［7］可在五代敦煌莫高窟61与98窟壁画曹氏家族女供养人帔子也常见雉鸟或鸾凤衔花枝与穿枝花纹样，回鹘装供养人衣领和袖缘上也有。如61窟东壁门南侧女供养人帔子上雉鸟衔花枝纹样，于阗公主帔子也是雉鸟衔花枝纹样。这种帔子纹样在敦煌延续到北宋。女供养人衣服或帔子有雉鸟或鸾凤纹往往等级高于穿枝花纹。因此《簪花仕女图》几位仕女帔子花纹不同可能也显示出身份等级不同，仕女帔子有鸟纹等级可能高于花草纹。

虽然这些花纹流行年代可从五代到宋金。但是，从年代相对可靠与《簪花仕女图》仕女服饰类似服饰资料看，（见附表1）从943年李茂贞夫人墓侍女砖雕到以后的冯晖墓壁画侍女、南唐二陵女俑等四座五代墓葬出土材料看，五代中晚期类似《簪花仕女图》女性服饰均无帔子。而且北宋世俗女子服饰如登封黑山沟北宋墓（1097年）壁画中妇女服饰也常无帔子，，宋金时期更少见。所以《簪花仕女图》帔子可能不晚于五代中晚期，保守推测也不晚于北宋。

年代可靠的相关服饰资料虽然随着以后考古发现还会增加，但从目前可找到同《簪花仕女图》服饰类似服饰资料看，时间密集在五代至宋初。特别是918年至961年间，出现较多类似服饰细节如上衣、蔽膝、衣饰花纹等，各细节结合出现也较多，这绝非偶然。

从附录表1《年代相对可靠与〈簪花仕女图〉类似服饰资料表》所示细节，五代上衣系带从早期打结逐渐向中晚期不系发展，以及帔子早期到中晚期从有向无转变推测，《簪花仕女图》服饰上衣系带并打结，有帔子，流行时间偏早。958年，五代冯晖墓壁画与砖雕上衣已是系带打结与不系带并存，更晚资料多不系带。由此推测，《簪花仕女图》上衣流行时间可能不晚于958年。李茂贞夫人墓砖雕妇人以及更晚资料，直领对襟上衣已经不搭配帔子。所以《簪花仕女图》服饰有帔子可能流行时间在五代945年左右或更早。

综合资料推测，《簪花仕女图》服饰可能流行于918年至958年左右。服饰流行地域也并非只有谢稚柳与孙机先生认为的南唐，而是内蒙古、陕西、四川、北京、河南、河北、福建、江苏等各地区都有，国家也有南唐、前蜀、辽、闽国、后周等。

根据对《簪花仕女图》女性服饰年代的考证，可以推测，《簪花仕女图》的底本成画时间大约在918年至961年间，地域不一定是南方，南北各地各国都有可能。